祖父在我的印象当中永远都是摆着一副阴沉沉要死不活的脸孔，从来都没有看到过他一丁点的笑意。他的脾气还大得出奇，即便年过花甲了，对于后生晚辈们，他不是训斥就是责骂，甚至飞舞起手中那根锈迹斑斑的铁拐棍，大家都惧怕他。
而更让人无法理解的是他一年四季都带着一顶帽子，已经看不清这顶帽子的原貌了，到底是什么颜色？到底是什么质地？到底戴了多长时间？估计只有祖父自己知道。这顶神秘的帽子就像一丛头发或者一块头皮一样位于他至高无上的地方，成为了头颅的一部分，大家对其唯有好奇、仰望、畏惧。
祖父去世前其实是有征兆的，因为那几天他的脾气一下好了许多，戾气一下就收敛了，对男女老幼和牲畜禽兽也一反常态地客气，只是安静地躺在藤椅上晒着太阳，还要求说要吃鲤鱼，家里人都有点受宠若惊，纷纷开始帮他四处去找鲤鱼，有的赶紧去镇上买，有的担心买不到便去池塘里钓，用丝网扑鱼，但鲤鱼还没有回来他便咽气了，咽气的时候帽子还戴得端端正正，他真的是死的时候都没有怠慢这顶帽子。
压在心头上的大山终于轰然倒塌，我们全都松了一口气。入殓前的装束，帽子终于第一次从他头上解脱了下来，大家都恭立在一旁，像是在等待一个比生死还重大的答案，帽子取了下来递到了我的大伯手里，大伯有点紧张地用双手接住它，显得很小心谨慎，看得出来他还是慑于祖父生前的威严，我们的目光都齐刷刷转向那顶并不起眼的帽子上。大伯把帽子慢慢地翻转过来，内幕终于大白于子孙眼前，帽子的底部是一层红颜色，仔细看过之后，才发现那不简单是一层红颜色，而是把一张油渍渍的红纸用针线缝上去的，在那张红纸上还隐隐约约能看清楚“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人残废证”这样一行字，很显然，这是一张军人残废证的正面，而它的内页已经贴合在帽子上，看不到具体明细了，我想这里面肯定是关于祖父的内容。大家都表现得无动于衷，这个真相惊天动地吗？不，石破天惊吗？也不，催人泪下吗？更不，我们都认为不过如此罢了，这只是一顶亡人的帽子而已。
后来，我慢慢还原了祖父生命中那一段鲜为人知的轨迹。他出生于宣统三年（1911年），1935年被抽壮丁参加了国军，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赴前线抗日，1946年国共内战爆发，祖父因为家庭出身贫苦，对共产党的队伍有深厚的感情，不愿对解放军开枪，从战场上舍命逃回老家，在地主家做了长工，1949年2月加入了由共产党员聂昭良领导的湖南人民解放总队湘中一支队五团，3月5日参加了夺取国民党武装的桥头河暴动，10月10日所在部队在益阳整编后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1952年4月以战士身份退伍回乡。
这也就是一个大概情况，更多的细节只有他本人才能知道了，对于这一段历史的详情，对于这个帽子的来历，没有人知道得更多。他的荣誉、他的奉献、他军人的身份、他从战争中获取的资本，在时间的长河里湮灭得干干净净，其实也是可以不被湮没的，他完全可以向世人证明和炫耀自己的价值意义，但他一直都在选择沉默，只是把昔日的荣光顶在头顶上，遮风挡雨。
小雪那天，我双手捧起了祖父的帽子，轻轻地放在他坟前那堆叠放得整整齐齐的衣物上，慢慢地擦亮了一根火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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