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打记事以来，我就一直想离开家。我在纽约郊区长大，在学校里我是班上唯一的华裔。童年时，我去朋友家玩，隐隐有种感觉，仿佛我不属于这里——我只是假装跟其他人一样。警察随时可能破门而入，揭穿我冒充者的身份，赶我出去。如今这种恐惧已经离我而去，但疏离感仍在。
我离家去读大学，主修历史和文学。大四时，毕业论文我写的是19世纪美国西部——写那些抛下故土迁徙的人，想象着在那未曾到过的地方，能过上更好的生活。毕业后，我不断地搬迁，始终为新闻事业奔波：佛罗里达，布拉格，香港，台北，上海，北京，科罗拉多，现在到了开罗。但从本心讲，我并不是个喜欢流浪的人。我不曾像有的朋友那样，乘坐火车横穿欧洲，或是买打折机票环游世界；被迫无奈从一个国家跋涉到下一个，让我觉得又累又无趣。不，我喜欢在一个地方安顿下来，知道去哪个摊子吃饭，摸熟小街小巷，有固定的路线，过惯常的日子。过些时候，我会收拾行装，换一个地方从头再来。
也许这是我血脉中注定的。我父母在中国长大，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和随后的内战时代。家是一连串的城市，由日军的位置和国民党的处境决定：北平，西安，重庆，南京，上海，台北，台中。我父母在美国生活了五十年，却从未真正对居住的社区产生归属感。家似乎永远在别处：离去多年的中国，住在台湾的年迈双亲，遍布全球的华人朋友圈。以致我现在也没有一个可以回去的家了。我成长的纽约那个家早在十几年前卖掉了；我父母在圣地亚哥的家里，几乎没有我记忆中的东西。我父亲已去世快五年了，母亲至今仍未决定怎样安置他的骨灰。
当我想写本关于中国的书时，这个国家的农民工吸引了我——几百万人，离开村庄，去城市工作。直到后来，我才发觉，原来我跟我写到的那些女孩有那么深的联系。我，也离开了家。我了解生活在举目无亲的地方那种孤独漂浮的感觉；我亲身感受到人轻易就会消失不见。但我更理解那种全新开始生活的快乐和自由。在东莞这个遍布工厂的城市，我是个外人，但我遇到的每个人也都一样。我想，正是这种共同的身份，让我们相互敞开了心扉，跨越了历史、教育背景，社会阶层的重重鸿沟，建立友情。2005年冬天，我跟着我书中写到的人物吕清敏，回她在湖北农村的老家去过春节。两个星期过去后，她发现自己已经不再属于她认定是故乡的地方了。在回城的大巴上，她似乎接受了这一现实。“家里是好，”她对我说，“但只能待几天。”
在写这本书的过程中，我也研究了自己的家庭迁徙史。一百年前，我的祖父离开了在吉林老家的村子，改了名字，决心重塑一个新时代的自己。他先就读于北京大学，后来又登船去了美国。在日记里，他抄下一行行的英文单词，激励自己努力学习，这种自励的语言对于如今在东莞待了这么久的我而言，是那么熟悉而似曾相识。我必须百分之一百二地用功。关于马歇尔·菲尔茨①值得记住的十件事。七年后，他回到中国，我的父亲跟四个兄弟姐妹都出生在这里。多年后，他们又一一去了美国，这次，他们留了下来。
但我家人的迁徙历程远远不仅于此。大约在康熙年间，1700年前后，有个名叫张华龙的农民，离开人口稠密的华北平原，去到东三省的大草原。他的后代在六台村生活了十四代；我是第十一代。在中国传统家谱中，一个家族要追溯到其“始迁祖”，即第一个离开家乡，在别处扎根的人。在一般人的想象中，传统中国是超越时间的存在，人们都静止不动。其实中国的家族史都建立在迁徙的基础之上。知道自己属于这样的传统，我的根基，我的故事，我的家庭，我的名字，全都与之紧紧相系，这令我感到安心。
如今，家是我和我丈夫，带着两个女儿选择居住的地方——这里有我的书，相册，日记，信件和笔记。全是纸。我们的双胞胎女儿出生在科罗拉多州的Grand Junction城，但她们将来大概也不会在这个小城生活。我们打算在开罗住几年，再回中国去。女儿们十二三岁前，我们会回到美国，到科罗拉多西南的一个小山城，我们已经在那里买好了一小块地，孩子们可以走路去上学，跟邻居们结识——一个我们可以称之为家的地方。
2013年1月
写于埃及开罗
注释
①Marshall Fields，马歇尔·菲尔茨（1834—1906），美国著名商业大亨，创立了总部在芝加哥的马歇尔·菲尔茨连锁百货商店，后发展为美国主要的连锁百货企业之一，2005年被梅西百货收购。——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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