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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的诊所│刘宗照

刘宗照/文

父亲今年80多岁了,是老家大山中有名的乡村医生,他已从医60多年,开小诊所也有30多年了。

我小时候乡镇叫公社,行政村叫生产大队,村民叫社员。父亲最早在大队的诊所里当“赤脚医生”。房子是大队借用郭姓社员的,三间瓦房,两间给了诊所,一间给了公社供销社的代销点。诊所离村小学很近,我放学后有时去找父亲,让他给我买个作业本,父亲总是先看原来的作业本,正反两面都写满了才给买新的。过了几年,村里盖了四间新房子,村部占一间,代销点占一间,诊所还是两间。

诊所里一共3个医生,一位坐在药房里给病人拿药打针,父亲和一位仝姓的医生负责到病人家里或者田间地头出诊。仝医生吃公粮,后来调到文殊公社医院当了副院长,父亲是农民,留下来继续挣生产队的工分。

那时候开一次药,病人只付5分钱,除非必须,一般不用贵重的西药。为了让社员们都能看起病,父亲就自己种植金银花、白芍等草药,还常常跑到大山里去挖野药,回来自己炮制。赤脚医生分工不细,内外科都要懂一点。记忆中父亲身上总是背着一个上印着红十字的小木箱,里面装着听诊器、血压表、体温计、针管、针头和一些常用的药,不论路上、田间地头,随时都会给社员们看病。有时到病人家去,刚好碰到开饭,就在一块吃碗汤面条或者菜糊涂,所以常有人开玩笑地说赤脚医生吃的是“百家饭”。

赤脚医生没有上下班的概念,不管是半夜或正午,经常有病人家属敲父亲的门。从前的医生有个“紧病慢先生”的暗规则,谁家有人得了急病,去请医生时,医生要故意晚去些时辰,这样即使病人死了,医生也不用担责任,更坏不了名声。父亲却从不这样,有次邻庄有人得了急性咽喉水肿,父亲立即跑去给他注射一针消炎剂,还和家属一起用架子车把他拉到了县医院。抢救过来后,县医院的医生说幸亏处理及时,要是不打那一针,拉不到县里病人怕就没命了。

诊所还兼有防疫的任务,对常见流行病以预防为主,对天花、麻疹等流行病的防治更是认真,除了免费打防疫针外,还要做到“送药到手、服药下口、不咽不走”。在父亲和同事们的共同努力下,诊所有好几次被公社评为医疗战线“先进单位”,父亲也于1973年被大队党支部吸纳为党员。我初中毕业时,赶上了考试制度取消,上高中要社员推荐,我以很高的票被大队的社员推荐上了高中,我知道大家这是看父敬子。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公社变成了乡镇,生产大队变成了行政村,社员变成了村民。赤脚医生们没了工分,原来的诊所就解散了。村民们有点小病就得走十几里的山路到乡卫生院,由于生活还不富裕,慢性病人也住不起医院。看到这种情况,父亲决定在自己家办一个诊所。

大队变村后,原来公家每年给诊所拨付的医疗经费没有了,乡卫生院也开始自负盈亏,医生工资青黄不接,就开始让村里的个人诊所每年向乡卫生院交一些管理费。父亲的诊所举步维艰,家里人都劝父亲别干了,父亲也不说干还是不干,但一有病人登门,他就立刻站起去看病抓药了。诊所的墙上挂着一块镜框,上面印着一句标语“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那是大队诊所解散时,父亲拿回来的唯一的物品。父亲经常擦拭这块镜框,我现在知道,那是父亲一生的执念。

分田到户后,父亲是我们家的主要劳力,要干很多农活,还要一个人去买药、诊断、打针,常常累得自己倒像个病人。父亲想让我们弟兄四个学医,我们都没有听他的话。1978年,我高考填报志愿时犯了难,我的分数若报师范类学校,只能报中专,若报中医学校,可报大专。师范是两年制,中医需五年才能毕业。父亲很想让我学医,可我知道父亲供应我们姊妹六人上学负担太重,我是老大,想早点参加工作替他分些忧。见儿子说不通,他又动员四个儿媳妇学医。有两个儿媳妇上了卫校,回来做了几年助手后,还是离开了那个小院,诊所里又剩下他一个人。

二十年前,我们兄妹几个都在城里安了家,想接父母亲和我们一起住,可父亲坚决不同意。我知道父亲是丢不下村里的乡亲。乡亲们对父亲信赖有加,即使在外打工有个头疼脑热,也是给父亲打电话要求寄药品,说大医院他们进不起,父亲寄去几块钱的药,他们病就好了。每次回老家,家里都很热闹,左邻右舍聚集在我家那个小院,说着家长里短、国际局势,其乐融融。父亲对我说:我们俩到城里当两个闲人有什么意思呢。

父亲是有机会挣钱的,他对几种常见病很有研究,一两包药就能治好。他用中草药自制了几种治皮肤病的膏药,疗效很好,但常常送给病人分文不收。父亲挂到嘴边上的话是“行医就是行善”,他对大医院里偶尔发生的病人及家属伤害医生的事件很不理解,有时候问我,说实话我也解释不清。

父亲老了,头发花白,脚步变得缓慢。诊所里他坐了几十年的那把木椅磨掉了漆,又被岁月涂抹上了明亮的包浆。诊所墙壁变得有些斑驳,那面旧镜框还挂在那里,镜面的水银脱落了许多,人照上去,就像一张照片发了黄。我常会在诊所里走神,觉得几十载的光阴在眼前一晃而过,有时又会一瞬间定格。

去年我回老家参加了村里举办的老年节。村里搬到城市生活的人越来越多,很多家庭都只留下老人居守。看着200多位60岁以上的老人在一起聚餐,我忽然感到家乡已经变成了一个养老院,而父亲的诊所就是这个养老院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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