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谕措词严厉，要严查卸任襄城知县
同治二年正月二十六日，清廷向河南巡抚张之万下达了措辞严厉的上谕，要求严查卸署襄城知县钱增鸿。
上谕说明，钱增鸿被参的罪名是残暴性成，视民如仇。
他曾将民练团长和乡绅捉拿收禁，以致乡民围城。当时就有人上告，要求将其撤职。
后来没有下文，钱增鸿更加暴横。一是设立非刑，诬良为匪；二是地方蝗蝻不令捕打；三是
侵吞驿站马料；四是强令民间支应差使。总而言之，民怨沸腾。
上谕指出：州县为亲民之官，若如所奏，该地方官等视练为仇，诬良为盗，以及种种贪劣，实出情理之外！
上谕要求：著张之万按照所参各节，严密访查，据实参奏，毋得稍涉徇隐。原折抄给阅看，将此谕令知之。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残暴成性、视民如仇、民怨沸腾，这几顶大帽子一戴，一个官员的前途也就到底了。参奏的人想必也下了大功夫，连侵吞驿站马料这种比较隐蔽的事儿都抖擞出来了。甚至，捎带着将了巡抚一军。
上谕中指“抚臣闻知其事，并未参撤”，又说钱增鸿是卸署知县。可见是先撤职，再查办。
相当于事前定罪了。
诬告之外另有事儿，未能全身而退
同年八月二十六日，张之万回奏此事。过了七个多月才回复，应该是作了周密的调查。
对于钱增鸿被告的种种罪行，回答得很干脆：均无实据！
但是，又扯出来另一件事：处死匪犯周华没有走程序。
虽说当前剿匪任务紧急，未免顾此失彼。
毕竟乱了朝廷的规矩，提请部议。
不知道部议之后，钱增鸿受到了什么处分。自此，各种史料难见他的踪迹。
补充一下县志记载：钱增鸿何时到任襄城？
民国《重修襄城县志》稿本称：“钱增鸿，同治元年，滇南人。”
又称：“张绍英，同治元年（1862年）七月二十二日代理，陕西长治县生员。”
按这个说法，钱增鸿于同治元月七月卸任，但他的上任时间，决不是同治元年。
否则区区半年左右，他怎么会把襄城县搞得群众围城，民怨鼎沸？
两则清人笔记，可以补县志之阙。
其一，何绍基诗集中记载，他曾在城南驿馆住宿，并向大令钱晶卿（钱增鸿字晶卿）借览清初画家黄甲云史料。时间在庚申年（咸丰十年，1860年）冬季。
其二，刘书年《归程日记》记载，他于辛酉年（咸丰十一年，1861年）正月过境襄城，特意与“权县事钱晶卿”会晤。
据此，至少在咸丰十年（1860年），钱增鸿就已经“权知襄城县”了。
本要去广西的他，被紧急留用河南
钱增鸿留在河南，与捻军运动有直接关系。
捻军自咸丰三年（1853年）起事，前后活动长达十五年，又以同治二年1863年为转折，分为前后两个时期。
咸丰三年（1853年）七月，河南巡抚陆应谷向朝廷报告称，“豫省被逆贼窜扰”，事事繁重，急需用人，请求将过豫的分发江西候补知府陈鼎雯、分发广西即用知县张增祥等十四人，一并暂留豫省，差遣委用。
钱增鸿肩负的任务，就是与捻军斗争。
在他主政襄城期间，正是捻军最活跃的时期。地处豫中的许昌一带，也是捻军活动的区域。
刘书年过襄城北上时，捻军攻至通许。他一路所见，可谓风声鹤唳。
在颍桥，刘书年看到四乡百姓纷纷迁入新建成的土堡，当时实施坚壁清野策略，将小村并入大村进行防御，颍桥土堡由邻近村落公捐修筑。
对这一举措，刘书年颇有好评。
许州城外，“环城四五里，壮丁各持器械，扶老携幼，填塞道途。牛车以千数，装载衣物，妇女或乘、或步，奔号不绝”……似乎贼氛即在咫尺间。”
本要取道开封的刘书年，只得改道郑州。
到了长葛，他看到城门不开，旗帜、炮位、刀矛各件布满城头，团丁执械，列伍以待。四乡逃来男妇数千，屯聚城下，百般哀求，俱不得入。
生逢乱世，难以成败论英雄
刘书年赞叹的颍桥堡工程，或许正是钱增鸿失势的起因。
回看对他的不满，莫不与军事情势相关。
他或许抱怨民团工作不力，捉拿了团长和乡绅，因此惹来民怨，以至于围城闹事。
诸如公修城堡、摊派军粮一类的事情，也无疑加重了百姓负担。
严刑峻法或是他在非常时期的施政风格。是否诬良为匪，就是另一说了。
太平时期蝗灾尚且难以除灭，兵荒马乱之际，也难以苛求吧。
历史留下这些边角碎料，难以还原更多细节。
每个人难以选择自己的时代，也许，更难以选择自己的人生。
分发广西即用知县的钱增鸿，被巡抚的一纸上奏留在河南，接受着兵戈洗礼。
非常的任务，可能造就非常的英雄。
非常的功业，也需要更多的的牺牲。
一个乱世中的官吏，如此不堪地离开了他的舞台。
留在友人笔记中的，是一声寒暄；留在官方文书中的，是细节不明的疑案；留在县志上的，仅仅一个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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