措词严厉的上谕
同治二年正月二十六日，清廷向河南巡抚张之万下达措辞严厉的上谕，要求严查卸署襄城知县钱增鸿。
上谕转述，钱增鸿被参的罪名是残暴成性，视民如仇。他曾将民练团长和乡绅捉拿收禁，以致乡民围城。
当时就有人上奏，要求将其撤职。后来没有下文，钱增鸿更加暴横。
一是设立非刑，“诬良为匪”；二是地方蝗蝻不令捕打；三是侵吞驿站马料；四是强令民间支应差使。
总而言之，襄城民怨沸腾。
上谕指出：州县为亲民之官，若如所奏，该地方官视练为仇，诬良为盗，以及种种贪劣，实出情理之外！
上谕要求：著张之万按照所参各节，严密访查，据实参奏，毋得稍涉徇隐！
“残暴成性”、“视民如仇”、“民怨沸腾”，这几顶大帽子一戴，一个官员的前途也就到底了。
参奏的人想必也下了大功夫，连侵吞驿站马料这种比较隐蔽的事儿都抖擞出来了。甚至，捎带着将了巡抚一军。
上谕中指“抚臣闻知其事，并未参撤”，又说钱增鸿是“卸署知县”。可见是先撤职，再查办。
相当于事前定罪了。
被参各项均无实据，仍须提请部议
同年八月二十六日，张之万回奏此事。过了七个多月才回复，应该是作了周密的准备。
对于钱增鸿被揭举的种种罪行，张之万回答得很干脆：均无实据！
但是，又扯出来另一件事：处死人犯周华没有走程序。虽说当前军情紧急，未免顾此失彼。毕竟乱了朝廷的规矩，提请部议。
不知部议之后，钱增鸿受到了什么处分。自此，各种史料难见其踪迹。
补充一下县志记载：钱增鸿何时到襄城？
民国《重修襄城县志》稿本称：“钱增鸿，同治元年，滇南人。”
又称：“张绍英，同治元年（1862年）七月二十二日代理，陕西长治县生员。”
按这个说法，钱增鸿于同治元月七月卸任，但他的上任时间，决不在同治元年。
否则，区区半年左右，他怎么会把襄城县搞得群众围城，民怨鼎沸？
两则清人笔记，可补县志之阙。
其一，何绍基诗集记载，他曾在城南驿馆住宿，并向大令钱晶卿（钱增鸿字晶卿）借览清初画家黄甲云史料。时间在庚申年（咸丰十年，1860年）冬季。
其二，刘书年《归程日记》记载，他于辛酉年（咸丰十一年，1861年）正月过境襄城，特意与“权县事钱晶卿”会晤。
据此，至少在咸丰十年（1860年），钱增鸿就已经“权知襄城县”了。
本要去广西的他，被河南紧急留用
钱增鸿留在河南，与捻军运动有直接关系。
捻军自咸丰三年（1853年）起事，前后活动长达十五年，又以同治二年（1863年）为转折，分为前后两个时期。
咸丰三年（1853年）七月，河南巡抚陆应谷向朝廷报告，“豫省被逆贼窜扰”，事事繁重，急需用人，请求将过豫的分发江西候补知府陈鼎雯、分发广西即用知县张增祥等十四人，一并“暂留豫省，差遣委用”。
钱增鸿就这样留在河南，肩负的中心任务，就是应对捻军。
在他主政襄城期间，正是捻军最活跃的时期。地处豫中的许昌一带，捻军活动十分频繁。
《归程日记》记载，刘书年过襄城时，捻军攻至通许。他一路所见，可谓风声鹤唳。
在颍桥，刘书年看到四乡百姓纷纷迁入新建成的土堡。当时实施坚壁清野策略，将小村并入大村进行防御，颍桥土堡由邻近村落公捐修筑。
对这一举措，刘书年颇有好评。
许州城外，“环城四五里，壮丁各持器械，扶老携幼，填塞道途。牛车以千数，装载衣物，妇女或乘、或步，奔号不绝……似乎贼氛即在咫尺间。”
本要取道开封的刘书年，只得改向郑州。
到了长葛，他看到城门紧闭，旗帜、炮位、刀矛布满城头，团丁执械列伍以待。四乡逃来的数千百姓，屯聚城下，百般哀求，俱不得入。
人生各有时，难以成败论声名
令刘书年赞叹的颍桥城堡，或许正是钱增鸿失势的根源。
回看襄城人对他的不满，莫不与军事情势相关。
他或许抱怨民团打仗不力，捉拿了团长和乡绅，因此惹来民怨，以至于围城闹事。
诸如捐筑城、摊派军粮一类的事情，也无疑加重了百姓负担。
严刑峻法或是他在非常时期的施政风格，是否“诬良为匪”，难说。
太平时期蝗灾尚且难以除灭，兵荒马乱之际，也会力不从心吧。
用今天的话说，他未能将自己肩负的使命，与襄城士民的利益联结在一起，也许根本就联结不到一起。镇压义军不遗余力的他，最终难以在地方立足。
历史的本能是遗忘，将大部分事实掩藏了，只留下些边角碎料。我们难以穷究往事，只能雾里看花。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时代，不能选择的时代。
分发广西即用知县的钱增鸿，被巡抚的一纸上奏留在河南，接受兵戈洗礼。
非常的任务，可能造就非常的英雄。但非常的功业，也需要非常的牺牲。
最终，这个乱世中的官吏，如此不堪地离开了舞台。
留在友人笔记中的，是一声寒暄；留在官方文书中的，是细节不明的疑案；
留在县志上的，仅仅一个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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