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写过一篇文章，谈论过谢赫的六法论在油画中的运用，里面提到了我对随类赋彩的看法，近几日又有新的想法，所以写下来。
从中国绘画史来看，秦汉一直到隋以前，都是以线条为主，色彩为辅。这可能和国内的颜料矿石开采水平和分布情况有关系。比较多能看到的汉墓中的壁画，上面的图画都是用线条勾勒为主的的，非常流畅。
到隋和唐，由于和西域的接触，色彩一下子丰富起来。除了西域的颜料矿石的输入以外，西方绘画重彩的形式也影响了中原的绘画。其中青绿山水和以《步辇图》为代表的人物画都对色彩运用的很多，达到了一个高峰。
宋是一个另类的时期，非常看重简洁的美感，这个时期的绘画色彩逐步退却，形成了文人画的开端，只用墨色，少数施淡彩。
到了元，又是一个另类时代。那时候的汉人没有地位，纷纷到乡野避世，兼有亡国之痛，结果出现了一个绘画形式比较纷乱的情况。有的继续了宋的文人画以寄托哀思，有的直接在唐画的色彩中找到光复汉人统治的慰藉。
到了明清，色彩有变成稀罕之物了，墨色的文人画还是主流，只不过在绘画题材上多了一些对于市井的描绘，而不全是高人驾鹤云游的场景了。
从上面的过程来看，色彩在本土发展出来的绘画艺术中并不占重要地位，线条才是中原原生艺术的根。但是色彩和线条就一定要相互排斥吗？
从南北朝到唐，西域的艺术对本土艺术的加持，不是同样绽放出了惊人的艺术成果吗？所以武断地排斥色彩我认为是不适当的。对于新东方主义油画而言，加入线条是一个体现中国元素的很好的方法，但不能够排斥色彩这个油画的优势，也不应该死板地遵循“随类赋彩”的教条。色彩可以反映主题，可以映照情绪，是万万不能舍弃的，也是万万不能用机械的类别来框死的。
有感而发，以鹿王本生图作为创作原，以此向盛唐的色彩致敬。
原文在知乎上发布于 2020-05-11
经作者授权在此转发，特此鸣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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