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我们撰写《美术油画中国化2020白皮书》，涉及到了一些史料，因此我们进一步把我们所看到的史料做一个梳理。至于是不是符合通常的艺术史或者艺术观，这个我们就不关心了。
我们只是就史料做一个逻辑的梳理。
我们梳理的起点是新文化运动的美术革命，一直到目前为止。
1910年代，新文化运动兴起，中国画当时处于热寂之中的长尾阶段，发展几乎停滞。陈独秀提出“美术革命”说。国画特别是文人画濒临消亡。
同一时期，中国去法国留学的美术生，绝大多数学习法国的学院派油画。极少数几个对现代主义绘画有兴趣。
法国当时，在1910年代，莫奈等人的印象派绘画已经被视为过时，凡高塞尚高更尚未被英国的罗杰弗莱发掘成功，而马蒂斯毕加索等人已经开始走红。
1900年前后，海上画派的吴昌硕以及后来北京的齐白石，在国画界脱颖而出。
1910年后，杜尚移居美国，在美国开始了他现成品艺术的展示，当代主义逐渐在美国兴起。
1910年代，日本的浮世绘消亡。
这就是我们梳理出来的1910年代美术绘画的全景图。
以我们所研究出来的纳什平衡假说，中国画经历了一两千年的发展，以大周期而言，已经早就进入了热寂状态。四王的画法，是典型的策略趋同，已经趋同到了“每一笔皆有出处”的程度。政治领域的革命动力落在美术领域，呈一边倒之势。国画的范式（比如四王）已经僵化，而此时法国油画的范式，即使是学院派的写实主义，对中国画而言，也是振聋发聩，因此就作为新的范式引进来了。
理论界需要解释的不是重复1910年的争论，倒是其他一些对我们画家有意义的话题，比如为什么浮世绘消亡了而国画却并没有消亡？又比如为什么引进并且成功的是学院派的写实主义，却不是当红的野兽派立体派？
我们从画家的角度，认为中国画传统范式的一个致命伤就是无法描绘现代事物。这个也是浮世绘的硬伤。
1930年代，美术革命还没有真正到来。政治革命一波接一波，战争一轮接一轮。这个极其困难的时期，得到较好的发展的是吴昌硕齐白石体系。
而欧洲在一战二战接踵而至之下，艺术思想走向了达达主义，以及康定斯基抽象主义的诞生。从全球视野来看，欧美开始走向当代主义，而中国画则逐渐落实范式转换走向写实主义。
1950年代，由于战争结束革命成功，中国的美术绘画进入了高潮期。政治需要中国画描绘现代的事物，特别是人物，描绘叙事性的场景。因此油画写实主义全面地引入到国画，而油画方面也是全面地学习写实主义。
以我们借库恩理论的假说来看，中国画在当时完成了一次革命，因此也掀起了一次高潮。
1950年代，美国的当代主义以压倒性的优势胜出，法国的绘画中心位置不再。法国从1960年代开始建造蓬皮杜中心，确认了美国主导的当代艺术的主导地位。
1948年，格林伯格发表《架上绘画的危机》，西方油画出现了消亡的危机。
全景的看，当中国把西方油画传统大规模地转换中国画的时候，西方油画自己已经进入了大周期的热寂阶段。当西方汉学家比如高居翰还在孜孜不倦地研究80年前中国画濒临消亡的原因的时候，西方油画却踏上了消亡之途。
1960-1970年代，中国的政治主导下的绘画高潮达到了顶峰，无论是国画还是油画，都以写实主义为唯一的范式，统领一切。中西绘画思想的发展差距不止一个世纪。
1960年代，美国的丹托发表绘画艺术已经死亡的理论。油画技术的教育逐渐退出了美术院校的教学。
1980年代，政治上的开放快速的打开了西方绘画思想进入中国的大门。中国绘画无论是油画还是国画，都开始全面补课。从印象派补起，很快地就补到了当代艺术。
全景的看，当1980年代我国画家开始急起直追补课西方油画近代的流派的时候，西方架上绘画已经奄奄一息了。此后到2020年这个四十年，补课是补的差不多了，不过架上绘画在欧美已经退出了课堂。
从西方自己来讲，这是一个无解的局面。中国新文化运动时期，国画面临消亡，却有一个彼岸，令人神往。现在西方油画濒临消亡，路在何方？却无人知道。
全景的看，我们作为画家，无非两个选择：一个是继续跟着西方，他们有路那我们也有路，他们没路那我们没路也没啥关系。另一个选择，就是不再跟随西方，自己另起炉灶。
从浮世绘的经验看，1910年左右，浮世绘的需求急剧下降，这个行业只能壮士断腕让刻工和褶工下岗，而画家改学西方木刻，降低成本维持生存。20年一代人过去，刻工再也找不到了，于是没有人了，浮世绘遂彻底消亡。
西方的油画退出学校，很可能在20-30年内就没有多少油画家了。
人们一般的都是按照线性发展的眼光看待艺术发展，就是欧美油画领先我们，所以我们必须补课去追随，而他们肯定是不断发展向前的。殊不知他们早在我们急起直追的1980年代，已经宣布架上绘画进了太平间了。
库恩的理论认为发展是周期性的，有高潮有低潮，老范式被革掉命，让位于新范式。作为画家，我们认为库恩理论比较好地诠释了西方绘画的发展，因此我们认为新范式的出现才是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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