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评弹网》编者按：陆建华国级一家演员，常熟评弹团团长，是深受广大评弹书迷喜欢的一位著名弹词演员。特别是从第一届至第五届中国评弹艺术节中，十五来连续荣获了历届中国评弹艺术节的创作、节目、演出金奖，还两次摘得中国曲艺最高奖——“牡丹奖”，出现了评弹界的陆建华现象。陆建华出身于评弹世家，伯祖张玉书；伯父张国良、张如君，舅父华士亭、华佩亭都是响彻书坛的评弹名家；父亲张翼良是常熟评弹团的著名评话演员，母亲华佩瑛也是弹词演员，是一个家属评弹圈。这种家属评弹圈在评弹界也不少见，但要集中那么多著名评弹演员实不多见。陆建华艺术成就与其影响力恐怕己超越了父辈，青出于蓝，这种现象在评弹界来说更为少数。现将发表于2013年第6期的陆建华自叙的《结缘评弹》转载，请读者进一步来了介陆建华的评弹人生轨迹。
一、学说书
我出身在评弹艺人家庭，父亲张翼良是评话演员，母亲华佩瑛是弹词演员，但我小时候对评弹并无多少印象，更谈不上评弹艺术的熏陶。因为当时正值文化大革命，评弹艺术凋零，说书先生大多下乡或转业，原先热闹异常的书场均已偃旗息鼓。我受父母的遗传，嗓音条件特别好。小学二年级的时候，常熟朝阳花艺术团（俗称“小京班”）来校选拔学员，我仅凭一句“朝霞映在阳澄湖上”就被吸收进团。朝阳花艺术团的队员都是小学生，当时排演的剧目是京剧《沙家浜》，我扮演沙四龙一角，在全县巡回演出，在当时没有什么娱乐活动的年代，“朝阳花”也风光一时，我也成了小明星。我是里面年龄较小的一个，还在童声期，嗓音特别好。饰演郭建光、刁德一的大同学正值变声期，往往有的高腔唱不上去，老师就安排我在幕后给他们“帮唱”。每次演出我常常要替唱好几个角色的，从郭建光唱到刁德一，有时甚至一个人从第一场唱到最后一场。“小京班”的经历为我打下良好的艺术基础，也激发了我体内潜在的艺术细胞，由此我对当时流行的京剧样板戏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974年下半年，社会秩序开始慢慢恢复，常熟评弹团为了培养接班人，到各个学校招收学员。那时我虽已十六岁，但只是个懵懂的高中生，并无社会阅历。对评弹没有多少感情，内心更热爱京剧艺术，想去报考京剧团。父亲语重心长地告诉我，学戏练功十分辛苦，虽然我嗓音好，但身高没有优势，学戏是吃亏的，即使能学成，也不可能在京剧团“扛大旗”。而说书则大不相同，是口头艺术，身高和相貌对艺术影响不大，只要说得好就能吸引听众。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当时我母亲已经去世，父亲一个人要养活我和两个妹妹以及苏州的奶奶，经济压力很大。学说书成本低，收效快，能较快地减轻家里负担，如能考入评弹团，我自己的吃饭问题可以解决了。我对父亲的劝道，主要还是从减轻家庭负担的责任这方面去考虑的，何况对我这个喜欢文艺的青年而言也是一条很好的出路（那时候学校虽然已经复课，但对于读书仍然很不重视），所以我只念了三个月的高中便决定报考常熟评弹团。
不料初试时我还是因为身高的原因惨遭淘汰，事后隐约听说真正的原因是文革中遗留的“派性思想”在作祟，有些同志与我父亲在文革中不是一派的，主张将我淘汰。不久之后，父亲张翼良落实政策回到评弹团，成为骨干演员。父亲去找当时负责招收学员的文化局的科长，通过领导对我的全面了解后，发现我的艺术基础良好，也给主考老师留下深刻的印象，最终薛惠萍、钟月樵、蔡蕙华等老师力排众议，领导拍板决定将我正式录取。
二、父亲教唱
常熟评弹团招收的七四级学员共五名，我和徐和兴（艺名徐峰）两个男生，徐美华、秦波痕、路晓枫三个女生。进团后由弹词名家钟月樵老师主教弹唱，第一只学的就是“蒋调”选曲《海上英雄·游回基地》，然后再学薛调开篇《书记的草帽》（当时传统题材的开篇选曲仍未“开禁”，《书记的草帽》是团里作家朱寅全老师撰写的新开篇）以及其他流派。
对于刚刚学习弹唱的学员来说，要唱好这段“蒋调”实在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尽管我学得很认真，但是每次唱给父亲听，他总觉得有很多不到位的地方。父亲是位评话演员，不过对弹词唱腔也十分熟悉，是个“老耳朵”。看到我学艺进步缓慢，望子成龙心切的父亲竟然也开始学习弹唱，然后为我“开小灶”辅导。每当中午大家回家休息时，父亲总是与我在团部大厅练习弹唱。评话演员教弹唱，这在评弹界绝对是一个“破天荒”的举动，为此父亲的举动也常受到旁人的非议甚至讥讽，说他“自己簧腔脱板没唱好，还去教儿子”。尽管如此，父亲依然执着地学唱教唱，我深受伟大父爱的感动和激励，刻苦钻研弹唱技艺，领悟力渐渐提高，有时竟也觉得父亲的弹唱“欠水准”了。其实，我在父亲耐心地引导之下，弹唱水平已有了不小的提高，能够辨别出好与差，懂门道了。此时，父亲觉得自己的任务已经完成，所以“功成身退”，不再担当我的“课外辅导员”，怕真的把我教“坏”了。
父亲用他执着的努力，成功引领我跨过初学阶段的难关，同时也征服了身边嘲笑他的同事。后来常熟评弹团排演《柳金婵》和《翁同龢》等中篇
评弹，父亲不但参与主演，还“抢”了弹词演员的活，几部中篇里都有精彩唱段，得到听众和同行的好评。
三、问村“破口”
“破口”是评弹界的行话，意指青年演员首次登台说唱长篇。这是演员艺术生涯中非常重要的经历，往往会因紧张而出现忘词、提前落回等事故。我的“破口”经历却与众不同，毫无准备地遭遇了“双龙会”。
当时我刚完成基础的学习，又向王文稼、严燕君两位老门师学说了长篇弹词《白罗山》，接着团里给我安排了去说书的第一只码头，是常熟南郊的横泾书场。书场开设在当地镇上的剧场内，是个大场子，我非常开心，满怀希望地想去做一档好生意。当我背着包囊拎着三弦，乘轮船赶到书场已近中午，谁知道等来的不是热情的场方，而是一张写着其他演员的海报。我马上意识到是“双龙会”，场方竟然在没有告知我的情况下，已经请了别的演员。我初出茅庐，年轻气盛，立即找到场方理论。我坚持认为自己是团里派的，书场不应该另请他人，场方也毫不让步，说那档演员是常熟影管处书管组派来的。最后场方毫不留情地对我说：弟弟啊，就是买菜都是挑好的买。言外之意，两档演员他当然挑好的一档。我当时听了此后深受刺激，觉得他们这样做欺人太甚。于是马不停蹄地回城，到书管组找负责人那里“撒气”，书管组没有帮我解决场子问题，但是负责人的一句话激励了我，他说“你现在不要来和我争吵，到一定阶段人家请不到你才算你狠”！这句话让我明白了艺术竞争的残酷，籍籍无名的男单档和男女双档“双龙会”，场方自然会请双档。争吵没用，争艺术才是硬道理！
“双龙会”败北，我垂头丧气回到团里。正好浒浦的问村需要一档演员，作为弥补，团里又把这个场子安排给我。这次我有了经验，先打听清楚该书场确实无人演出，而且听说书场老板待人相当和气，于是立即坐船去问村，还带了表弟华春红去听书。“接风”宴二荤二素一汤，十分丰盛。其时物资紧张，在团里学习时食堂最多供应一荤一素，有时都是素菜。因此我对这顿饭印象深刻，至今还记得五个菜是肉糕炖蛋、鲫鱼、草头、青菜和蛋花汤。
问村是个小集镇，书场很小，客满37人。我放单档说《白罗山》，第一天生意不错，有30人，第二天跌进30，然后逐日减少到最后剩十来个人。老板虽然忠厚，但毕竟要考虑营业收入，尽管没有开口让我“剪书”离场，但菜却渐渐少了，由二荤二素一汤减为一荤一素一汤，荤菜由鱼肉降为螺丝，直减至一菜一汤。这在评弹界叫“热接冷送”，是场方希望演员主动离场的一种做法。我明知老板的心思，但故意装糊涂，坚持说满半个月。“破口”说书，是对我意志的考验，也是对书艺的锻炼，所以听客的逐日减少和场方的“热接冷送”，都没有使我动摇。在这个小书场里，我成功地将《白罗山》说了一遍，书情、关子、唱篇等内容深深地印在脑海里，对我今后的艺术道路大有益处。
四、金村误场
单档演出了一段时间，书说得比较熟了，团里安排我和华琦拼双档。妙桥金村书场的老板听说我们这档小先生口碑不差，力邀我们去演出。书场开设在家中，并不大，我因为出道后生意一直挺好，对书场已开始挑挑拣拣了，碍于情面才答应去金村。
那时正值蟋蟀出土，我觉得书已说熟，空闲时就常常赏玩蟋蟀。老板知道我有此爱好，特意陪我玩耍，不料第一天我的蟋蟀就遭受惨败。老板得意地说金村蟋蟀好，常熟蟋蟀不行。我好胜心强，第二天上午排好书，早早地吃过午饭就急匆匆出外捉蟋蟀，准备落回后与老板再决雌雄。喜好此道的朋友都知道，好的蟋蟀往往都藏身于人迹较少的野外石缝或庄稼地，捉蟋蟀时得蹑手蹑脚屏气凝神。我全神贯注于此，不知时间过得飞快，书场里听客已经在焦急地等我上台。老板反应还算快，预料到我一定是为了“翻本”外出捉蟋蟀，好不容易把我找到。等我换好长衫上台，已经误场20多分钟，我没有郑重的道歉，反而放噱头为自己打圆场。一位听客气愤地站立起来打断我的话：“以为你有啥急事，想不到去捉蟋蟀了。我们是买票来听书的，你要对听客负责！”这番话如当头棒喝，击溃了我不以为然的态度，我顿时满脸通红，羞愧难当。
金村误场给了我深刻教训，让我牢记对听客负责的职业态度，以后到外地说书养成了隔夜到场的习惯，此后再没误过场。
五、姓氏释疑
我和父亲一个姓陆一个姓张，经常会引来听众甚至同道的疑问。要解释张陆两姓的渊源，还得从我祖父那代说起。我们陆家是苏州齐门外冰凌浜人，家境困苦，曾祖父生育三子。第二子桂宝自幼出嗣张家，后师从评话大家黄兆麟学《三国》，由前辈评话名家张震伯取艺名为张玉书，寓意“麒麟角上挂玉书”。我的祖父排行第三，经营鲜活水产，后罹患血吸虫病逝世，顿使家庭陷入困境。我父亲本名陆兴男，祖父去世后他挑起生活重担，十六岁那年跟随伯父张玉书（陆桂宝）学说《三国》。其时张玉书及其子张国良、张如君皆名满书坛，父亲正式登台说书希望能借张家的威望早日扬名，就随了他们姓张，艺名张翼良。到生下我时，复姓归宗。
六、父辈的关怀
我生长在一个评弹大家族，伯祖张玉书为第一代，第二代有四位评弹演员，分别是堂伯父张国良、张如君，堂姑母张佩君和父亲张翼良。由于种种原因，两位伯父的子女都没有继承父业，第三代就我一个学说书，所以他们对我学艺都是非常关心和支持的。两位伯父性格迥异，教导方式也大不相同。
大伯伯张国良比较随和，边喝酒边谈艺，“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听他谈三国中情节的铺排、事件的评论，才知道他台上滔滔不绝、引经据典，不是随口而出，是经过学习研究刻意布置的。印象最深的是一次他听我唱《战长沙》后，不评价我唱得如何，却问我是否知道开篇的内容？他告诉我，唱开篇不仅要掌握唱腔，更要通晓开篇的内容。一只开篇就是一个故事，唱开篇是用弹唱演绎故事，知道了故事的前因后果来龙去脉，唱起来才有底气，才能唱好开篇。这番话使我茅塞顿开，明白了唱开篇应将弹唱与故事情节结合的道理，从此也对《战长沙》产生了极为深厚的感情。
小伯伯张如君所在的上海团，是当年评弹界的“样板团”，治艺严谨，竞争激烈。因此，他对我要求严格，第一次见面就教导我要树立高远的目标，要么不学，学到就要成名成家，成为象蒋月泉、严雪亭那样独一无二的名家。张如君说表清晰，风格独异，对我影响很大。伯母刘韵若也不辞辛苦辅导我弹唱，一字一句地给我拍腔，让我获益匪浅。每逢我获奖，小伯伯总要给我泼冷水，让我保持清醒的头脑。首届中国苏州评弹艺术节上，我参与创作并演出的短篇弹词《山歌王奇情》广受好评，他却说“你今天是超常发挥”！我深知这是一位长辈语重心长地真切关怀，我还远未达到伯父对我的期望，他在提醒我并非真的象大家赞扬的那样好了，不要轻飘飘。
七、舅父栽培
舅父华士亭、华佩亭早在五十年代就走红上海滩，被吸收进上海市人民评弹工作团。正当“华双档”艺术生命勃发之际，小舅华佩亭突然逝世，对大舅华士亭的身心和艺术都造成致命打击。失去了好兄弟的搭档，华士亭艺术抱负难以施展，艺术成就大受限制。所以当我自小显露艺术天赋时，舅父就常引以为傲，告诉团里的同事，自己外甥才读小学，样板戏唱得非常好。我考常熟评弹团，舅舅全力支持，时刻关注我的学习进展。
文革后期，蒋月泉在上海评弹团学馆任教“蒋调”，当《战长沙》、《杜十娘》等传统开篇逐渐“解禁”时，舅父将我推荐到上海团学馆作旁听生。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使我懂得了水磨腔、橄榄音，让我学会了咬字、共鸣、口腔组织等唱腔的真谛。由于蒋月泉老师的课并不多，舅舅还介绍我向钱骏学习，钱骏是当时上海团74级学员中经常被蒋月泉表扬的佼佼者，蒋调唱得很好，小腔也非常到位，钱骏给我“拍”了两只蒋调开篇，其中的弹唱技巧让我得益匪浅。
舅舅家里子女多，负担重，平时生活节俭，评弹界人人皆知。但为了带我到上海学艺，他不惜代价，让我吃住在他那里，开销都是他包下来。通过舅舅的推荐提携，我在上海团学馆补了“奶水”，基础扎实多了，起点提高了，发展空间更为广阔。直至我立足书坛，小有成就后，舅舅依然默默关心着我。每次汇演获奖，他总是第一个知道。每当我在艺术上遇到困难，他总是全力支持我，帮我化解难题。他对我的艺术寄托和悉心栽培，我将终生铭记！
八、说大书
评弹是评话和弹词的合称，评话是大书，弹词为小书。现在好多场合介绍评弹演员其实不确切，说大书的是评话演员，说小书的是弹词演员。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倒算个真正的“评弹”演员，我主要说唱弹词，也曾说过一个阶段大书。
促成我说大书的主要原因有三个。其一，我刚开始学艺就想学大书，觉得评话演员一个人爽气，不会受他人的牵制。但是父亲深知大书的艰辛，况且我学艺的时代评话已难与弹词抗衡，说小书两人一档，比较省力，且更有表演力，弹唱好的演员出名快。（现在想来，不管大书小书，要想说好都是难的。）在父亲的劝说下，我放弃了学大书的念头，但心中一直没有放下这个夙愿。其二是为了照顾家庭，父亲常年在外奔波，母亲早逝，我结婚生子后留在家中照顾妻儿的时间较多，拼个稳定的好的双档很困难，下手不可能总是迁就我。但作为演员，我又必须得出去演出，父亲就说索性出去说大书吧，练练说表，对艺术也有帮助。第三个原因是经济收入，我有了自己的小家庭，经济上有一定的压力，单档出去演出比双档的收入要高不少。
刚开始我想学说“张派《三国》”，但一接触下来，发现书中人物众多，不下点苦功根本没法说，所以就改学《山东大侠》。这部书是父亲为了丰富演出书目，向老艺人余养然购买《乾隆下江南》的脚本，重新改编而成的。《山东大侠》以三盗万年青、杨宝麟盗宝等情节为主线，各种角色齐全，父亲在编书时运用了弹词创作手法，书情较为细腻，适合我这个弹词演员学说。回顾说大书的经历，我觉得最大的收获是说表艺术上的进步。建议年轻的弹词演员要放一个阶段单档，这对提高说表大有裨益。
九、三位恩师
从考入评弹团学艺到跑码头说书，我先后得到钟月樵、薛惠萍、王文稼三位恩师的教益。
钟月樵先生是我们那批学员的启蒙老师，负责培养我们的弹唱基本功。钟老师身体瘦弱，其貌不扬，但一开口那清脆的嗓音就把我们镇住了。他对我们既关心，又十分严厉。每天中午他午休时，也关照我们休息，劳逸结合。上课时他会按响团部大厅里公用自行车的铃声，大家就从宿舍出来集合大厅上课。有一次由于集体睡过头，按了几次铃没人出来，钟老师大为光火，用他极具穿透力的嗓音大声呵斥“你们不想学都给我滚回去”。那一次我们非但领教了他的火爆脾气，也再次折服于他的嗓音，发脾气骂人时都那么圆润清脆。钟老师根据自身学艺的经验，恪守评弹界传统的教学方法。他觉得首先要打好基础，不管男女都先学琵琶再学三弦，唱腔教蒋调、薛调和俞调。蒋调讲究小腔、韵味，薛调重咬字和口劲，俞调练习运腔和气息。他和蒋月泉先生拼过双档，很熟悉蒋调唱腔，那时很多传统开篇还不能唱，就教中篇《海上英雄》选曲《游回基地》，一曲《风急浪高》练了有一年多。薛调教的是朱寅全写的新开篇《书记的草帽》，钟老师用正宗薛调拍的腔。俞调开始教《西湖十景》，后来再教《宫怨》。我能有现在这样的弹唱基本功，首先得益于钟老师的启蒙教学，十分感激他。后来舅舅推荐我到上海听蒋月泉老师的课，钟老师很不开心，虽然我郑重地向他道歉并作出解释，他仍不原谅我。直至团里给他办从艺60周年专场时他才释怀，因为那时我是唯一坚守在评弹界并已有所建树的学生。
基础教学近两年后，我们开始跟师学长篇。团里安排我拜薛惠萍团长为师，学说长篇弹词《白蛇传》，还举行了拜师仪式。虽然我是演员子女，但对这些老先生并不熟悉，总是“以貌取人”，心想薛老师头发花白，弯腰曲背，面孔有点凶相，喉咙又不好，出去说书能吸引听众吗？带着这些疑虑，我和下手季雪芬开始跟薛惠萍、高莉蓉老师，第一只码头是朱家角，白天排书晚上演出。一开书，我的疑虑就全被打消，书场竟然天天爆满！卖相不好照样能吸引听客，喉咙蹩脚照样唱得韵味十足，弦子单触（只用一只食指弹奏）照样博得掌声，我打心眼里佩服这位老师，真的有本领。跟师的过程中，开始觉得薛老师说得噱，很好玩，慢慢就发现说书真的很难。《白蛇传》是传统书，什么金山寺、四大金刚、茅山道士、掌心雷等等，对一个十八、九岁的青年而言这些知识完全是陌生的，我们听得懵懵懂懂。好在薛老师比较随和，对我们不作过分要求，只是关照我们听书时不用记笔记，要用心记在头脑中，不懂就问。薛老师的《白蛇》是俞筱云、俞筱霞一派，重说功，生活气息浓。薛老师特别擅长王永昌、阿喜等市井人物的刻画，虽然嗓音不好，但生旦角色也拿捏得好，比较传神。在薛老师身上，我学到了说书要正确理解和塑造不同人物，遇到“弄堂书”要用其他手法帮助，适当运用“卖法”吸引听客。另外，薛老师说书语言组织能力特别强，说表富有节奏感，这路说功对我很有启发和帮助。
拜王文稼为师是一种巧合，也是缘分。那年王文稼、严燕君来常熟说《白罗山》，父亲和王老师是要好的小弟兄，叫我去听听这位世伯的书。谁知道春来书场600多个座位全部卖光，幸亏同学父亲老王在卖票，知道我学说书，把我领进书场。王文稼与薛惠萍有些异曲同工，貌不惊人，嗓子也一般，但说功一流，三弦极好，擅长阴噱。我看他台上说书十分轻松，一点不吃力，听客却始终被台上吸引，时而凝神静听，时而开怀大笑。两天书听下来，我就成了他的“粉丝”，回家跟父亲商量跟王文稼学《白罗山》。第二天，父亲领着我去书场拜访，王老师一口答应，而且关照拜师仪式等形式都免了，我们送了一只火腿代替拜师的礼金。跟师大约五、六只码头，先生并不一本正经教说书，只是让我听书，自己领悟。最后一个码头在江阴城外的一个书场，分别前一晚，先生突然要我说一回书，我说一点准备都没有怎么说，先生说你听了这么多遍还要准备吗？我一脸不情愿地坐上书台，硬着头皮说了一回《柴房会》。先生作了点评，说我唱得比他好，但是书说得不好，只是背了一条书路，人物角色出场时又像起又像不起，有点不伦不类，而且台位不清，苏氏一会对着这边，一会儿又对着那边，这样会把听客弄糊涂。我觉得自己一点没准备说成那样已经不错了，先生的这些批评我很难接受，心中又是委屈又是生气，那天晚上都没陪他喝酒。第二天还是不解气，就乘着先生师母没起床，把厨房里仅剩的六只鸡蛋、一小碗肉松全部吃光，然后不辞而别。先生师母宽容大度，没有计较我的小孩脾气，直到我结婚才和我开玩笑说：“建华，江阴走的时候你辣手的，我们起来一样吃的都没有。”冷静过后我渐渐明白，那是先生给我上的重要一课，书路清、角色清、台位清是说书三要诀，让我受益终生。
十、偷听偷学
钟老师老实耿直，平时不苟言笑，唱功、做人和教学都体现一个“耿”字。
有一次，我偶然在评弹团仓库里发现一台很大的旧式录音机，还有大盘的磁带。乘着老师不在就去偷听，刚好放的是蒋月泉的那段《风急浪高》，于是叫来同学一起听。钟老师知道后把我们狠狠地训了一顿，说你们现在基础都还没打好，怎么能直接去听蒋老师的唱？今后不准再偷听。我们总想不通，你教的就是蒋老师的唱，为啥不让我们直接听他的唱片。没人的时候，我一个人偷偷溜进去继续听，徐和兴与我住一个宿舍，很快就发现了我的秘密，我一不在宿舍，他就知道我去仓库偷听，也跟着来，两个人还经常抢着听，边听边研究学习。
“文革”后期，上海评弹团将现代长篇中的佳作《夺印》改编成同名的中篇弹词，由杨振言、张鉴国、朱雪琴等演出，优秀的书目、优秀的演员让听客听得如痴似醉，中篇《夺印》在大华书场和西藏书场连满四个月。我们身处常熟，只能从电台直播中听到一些片段，总觉得不能过瘾，于是大家向钟老师提出去上海观摩学习的愿望。团里经济拮据，考虑到一位带队老师和五个学员的来回路费、书票及餐费等是笔不小的开支，最终拒绝了大家的请求。我同徐和兴热情不减，决定自己偷偷地去上海听。虽然去了不一定能买到票，但是听书学艺的热情让我们顾不得那么多了，两人匆匆地赶到南门车站。因为没钱买票，就搭乘一辆去上海的货车。可惜天不从人愿，那辆汽车刚开到白茆就抛锚了。眼看上海去不成，我们只得返回常熟。那时乡下还没有公交车，我俩足足走了半天，回到宿舍已经半夜了。
上海偷学之行虽然失败，但我们已被《夺印》牢牢吸引，想办法把它录了下来，并积极要求排演。钟老师被我们的积极性感动，同意排演中篇《夺印》。大家本已对书中唱篇耳熟能详，所以没几天就把篇子全部背熟，一个多月的时间，常熟团青年版《夺印》就排了出来。正好赶上团里下乡演出，我们的中篇演出效果很好，受到热烈欢迎。钟老师对我们的表现非常满意，决定给我们再排一个中篇《柳金婵》，参加苏州地区的会演。这个中篇团里老师已在上海演过，效果很好，向正明老师根据我们青年的特点再进行修改，并增加了陈甫生。当时苏州地区其他评弹团学员很少，我们六个青年一台中篇，在春来书场一炮打红，甚至吸引了常祥霖等曲艺专家前来听书。那个阶段，一向不苟言笑的钟老师对教学成果深感欣慰，整天都是笑眯眯的，非常开心。
十一、同学情谊
常熟团七四年招收的学员一共五人，我是市区虞山镇人，其他四位同学都来自农村。徐和兴、徐美华是杨园的，那里离苏州无锡很近，锡剧比较流行，徐和兴锡剧唱得好，所以被招考老师相中，徐美华嗓子特别好，接受能力也很强，是我们五人中的“尖子”。秦波痕来自辛庄，父亲是文化站长，路晓风是随父母从市区下放到莫城的。刚进团时我们每月工资15元，食堂上交12元饭钱后，只剩3元的零用钱，去掉洗澡、剃头等固定开销，根本没钱买新衣服。我虽然是市里人，但家里经济条件很差，穿得最寒酸，尤其冬天，总是裹着一件在朝阳花艺术团时发的军大衣。至今我还能清楚地回忆起，为了防止3元钱到手就花光，我和徐和兴找来了梯子，把钱塞到屋顶椽子望砖缝隙之中，每晚都会“望钱兴叹”。从那时起，我知道了生活的艰辛，从此养成了勤俭节约的好习惯。
我从小参加朝阳花艺术团，学唱腔很快，但是不懂得弹词讲究气息和韵味，为了尽快掌握学习内容，我经常一个人独自摸索练唱。与经常在老师面前练唱的同学相比，我显得很“不认真”，钟老师总是批评我不用功。每次会课我却总是唱得最好，钟老师认定我是凭着一点“小聪明”，其实不然，我在课后花的功夫绝不比其他人少。
当然，学习上的竞争并不影响我们之间的友谊，每逢休息日就挨个去同学家改善伙食。印象最深的是去杨园，一下能吃到两家。徐美华家虽然并不富裕，但是父母热情好客，家里腌制的咸鱼、咸肉总让我们大快朵颐。徐和兴家虽然也在杨园，但离徐美华家很远，得走两个小时田间小道。记得第一次去他家，看到碗橱里空空如也，心里觉得两个小时路程走得实在太“冤”了！不料徐和兴有“绝技”，他叫我们在家等一会，自己下河不到一小时就摸到一盆虾两条鱼和一只大甲鱼，大家啧啧称赞的同时不忘和他打趣：“想不到你弹唱不怎么样，捉鱼摸虾倒是能手！”
同学家一轮吃下来，我倍感压力，因为父亲经常在外演出，家中没人招待大家。好在我是城市户口，家里多余的粮票较多，每到星期天食堂不开伙，我就请客。粮票是有价券，可以去菜市场换各种食品。有一次竟然换了一脸盆螃蟹，不知道是质量不好还是吃得太猛，五个人集体拉肚子，折腾了一晚上。
八十年代初，本来准备与我拼档的路晓风，随落实政策的父母回城，成为第一个转业的同学，后来在粮食局工作。徐美华和秦波痕在八十年代后期相继结婚而转业如今徐美华已退休，秦波痕在国外发展。徐和兴后来改名徐峰，与江苏省曲艺团弹词演员罗荣珍拼夫妻档，先后拜周剑霖、龚华声为师，说唱《朱砂痕》、《武则天》等长篇，九十年代也离开了书坛，下海经商。
十二、管团长留人
90年代初评弹进入“文革”后的最低潮，青年演员思想波动，演员大量流失。比我略大的一批全部转业，比我晚的一批也全部转业，我的四个同学全部转业。放眼整个评弹团，几乎就剩我一个青年演员。那时候我已结婚生子，爱人要上班，小孩没人照看。每月四十多元的工资也不可能请保姆，为了照顾家庭，我实在没法跑码头说长篇。我从业多年，27岁开始担任副团长，对评弹已经有较深的感情，但是面对生活压力，我的思想也开始动摇。
我和爱人找到管巧福团长，和他交流我的生活和工作问题。我首先提出了不演长篇、留团工作的设想，管团长未加考虑就予以了否定，因为当时常熟团演员已经很少，留团人员一向只有团长、书记和会计等少数几个。留团不成，演出又不行，我只能提出转业并请求他帮我联系一个转业单位。管团长再次否定了我的设想，他说自己只是个小小的团长，没有能力帮我解决工作，而且作为团长他也不可能支持我这样优秀的演员转业。非但如此，他还是坚持要我出去演出。我情绪激动地说：“你这样不给我路走，逼着我出去说书等于要拆散我的家庭！”我说肯定不行，爱人也不答应。大概沉默了一两分钟，管团长说只要你答应出去说书，我破一下例，每个月补贴你四十元。虽然那些钱用来请保姆照顾妻儿仍然是不够的，但这是管团长代表评弹团留住人才的一片心意，他爱才惜才的举动深深打动了我们，我和爱人商量无论如何也要克服困难，坚持演出。由于评弹团经济负担较重，加上某些同事的反对，每月四十元的补贴不到半年就取消了，但是管团长的关怀坚定了我留下来的决心，此后再没有转业的念头。
十三、创作与得奖
七四年从艺至今，我参加过大大小小的汇演、比赛数十次，获奖很多。含金量较高的是连续五次参加文化部主办的中国苏州评弹艺术节，获得十四次大奖，此外还两次夺得中国曲艺“牡丹奖”，省级奖项更多，我也因此被同行戏称为“获奖专业户”。细细回想，参赛获奖有偶然也有必然，这些奖项见证了我的艺术成长和发展提高。
第一次获奖是八十年代初，在无锡举行的江苏省中青年评弹大赛上。我的年龄恰好能划入青年组，但我比同组的盛小云、韦梦早入行好几年，实践经验丰富，这是一个有利因素。另外我和沈伟英拼档弹唱《柳金婵》已有两三年，配合十分默契，选了一回“传书”很好，比较出彩。再加上比赛是江苏省范围，少了上海、浙江两地优秀的青年演员，竞争小了许多。比赛结果，我得了青年组一等奖第一名，第二第三分别是盛小云和昌顺明。
不久后参加江浙沪“三枪杯”评弹大赛，挑选书目时与沈伟英意见不统一，我带着骄傲情绪单档参赛，自以为肯定得奖，结果铩羽而归。这件事给了我惨痛的教训，舅舅和父亲也教育我无锡获奖是发挥超常，具有偶然性。我认识到只有谦虚谨慎、认真对待每一场演出，才能得到天时、地利、人和之助，使偶然成为必然。
九八年我担任评弹团副团长，负责书目创作和演出等艺术工作。在一次赴白茆山歌馆采风时，了解到当地有一个唱山歌唱痴的老人，我敏锐地觉察此人背后肯定有故事，于是在文化站长的陪同下，拜访了老人阿文和他的邻居，听说他因山歌而引出的凄美的爱情故事。采风回来后，我立即向局领导汇报了以此为素材创作短篇的设想，得到局领导的首肯和大力支持，由著名作家金曾豪执笔撰写初稿。阿文的故事经过作家的提炼和创作，成为情节曲折、引人入胜的短篇小说《山歌王奇情》。由于文学作品与弹词作品的表现手法有一定的差异，短篇交由一位弹词名家进行改编，这位老先生研究了一周后觉得改编有困难，又把本子退回给我。作品已报名参赛，日期都定下来了，无奈之下我只能自己动手。我在长篇演出中常常临时“簧”唱篇，但从未尝试过评弹创作，连开篇都没写过，所以心里没底，改好后请团里的评弹作家向正明老师修改。向老师一口答应，改好后我觉得过长（参赛时间有限制），再进行修改并开始排练，同时听取各方意见，边排边改。经过苏州市第八届新剧（书）目调演和江苏省第三届曲艺节的实践，短篇由三个档改为双档，书情更为紧凑，人物形象更加饱满。首届中国苏州评弹艺术节选拔节目时，原苏州市文广局艺术处处长蔡永良不提意见，连声叫好，他说常熟是选拔的最后一站，这个短篇犹如书坛上吹来一阵清新的春风，立意、手法、演员均好。短篇弹词《山歌王奇情》顺利入选艺术节，毫无悬念地囊括节目、创作、表演三个金奖，而且票数都是第一。
常熟独揽三个国家级大奖的第一名，这是前所未有的，整个评弹界都把目光转向常熟陆建华，媒体、宣传部、文化局领导也由此特别重视评弹。“处女作”的巨大成功让我一发不可收，连续参与了千里寻宝、田阿桐、相约星期二、招牌菜等四个短篇弹词的创作和演出，蝉联节目金奖、创作金奖和表演金奖。从说书到参与创作，逼着自己学习、思考、实践，对如何铺排书情和塑造人物深有体会。这些作品，既有传统也有现代，说好传统书有助于说现代书，说好现代书也能反哺传统书，使之具有时代气息。我觉得一个评弹演员必须要懂创作，这里的“懂”有两层意思。一是学习创作，演员能结合艺术特长创作书目是最好的；另一层意思是正确理解作者要表现什么，即使不会原创，能二度创作也很好。作品出来以后，还要结合演出多“磨”，多方听取意见，反复磨炼修改，才能创作出精品。
（原载《苏州杂志》2013年第6期）
陆建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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