乳品标准制定，出现了惊人的“寻底”现象，产品标准毫无下限地堕落。目前，生乳蛋白质含量由1986年旧版生乳国标中的2.95%降到了2.8%，每毫升菌落总数从原来的50万放宽到200万，而国外尤其是欧洲的标准则是在3.0和50万以下，遂有舆论惊呼“这简直是一夜退回25年前”！
制定行业标准是一项技术性工作，如何看待标准的下降，专家的解释是：第一，质量标准降低，是因为目前我国奶牛饲养水平普遍较低，如果标准提高到欧洲水平，广大奶农所提供的产品将很难达标；第二，通过奶厂的再加工，终端产品的质量标准将有所提高。故而，新近出台的这一行业标准是从目前我国生乳生产的实际出发来制定的，这与三聚氰胺没有关系。
目前行业生产水平总体降低，这是一个不得不面对的沉重的事实。然而，放松标准后，产生的可能后果是显明的。如此一来，中国的奶制品将坐实“质量不高”至少是“质量不完美”的名声，国际市场对中国奶制品的评价，不免迅速降低。尽管主管部门基于善意的动机，希望放松标准来维护广大奶农利益和行业的发展。但是，当标准降低后，整个行业的产品将集体陷入低水平的困境，遑论行业的转型升级。长远来说，这对行业的发展是好是坏，自不待言。我想经济能力稍微过得去的消费者，从此不会再购买国产奶粉，国产奶粉的消费者就只会是那些家境贫寒而不得不购买廉价国产奶粉的家庭。我们的孩子，应该同样沐浴在共和国的阳光下有尊严地成长，面对这些因家境贫寒而不得不吃国产奶粉长大的孩子，作为成年人，我们情何以堪？
如果说降低标准，体现了主管部门为广大奶农生计考虑所饱含的善意和深切的同情，可这似乎并不是事实。中国奶业协会理事王丁棉指出，细菌超标完全是收奶站等人为因素所造成，减少菌落总数不是奶农做不到，而是企业的设施跟不上。而且他指出，中国奶业现状其实十分混乱，中国的奶业标准被伊利、蒙牛以及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等所左右了。
这可能是问题的关键所在了。芝加哥学派的大师、1982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勒洞察了一个秘密。他发现，尽管政府总是号称他们是在本着公共利益的立场在监管市场，但事实并非如此，现实中，政府的监管标准往往是受被监管企业所左右的，被监管企业为了自身利益，会通过种种手段来影响政府制定符合其利益需要的监管政策，就好像政府是被企业所俘虏了一样，这就是著名的“政府俘虏理论”。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指出，少数个体是很容易联合起来采取集体行动的，尤其是利益攸关时，少数个体会轻易结成利益联盟，而多数群体的联合则相当困难。
根据这两个理论，可以看得很清楚了，无耻地寻底的奶业标准，就是这些奶业巨头们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结成利益联盟左右政策的产物。面对这种现象，一盘散沙的消费者根本没有能力联合起来发表自己反对的声音。这类利益集团左右公共政策的现象，并不鲜见，在石油、电力、电信等行业广泛地存在。
在目前的行业发展的事实之下，如果提高行业标准，有奶农和企业可能会破产，短期内终端产品价格就会上升，贫困家庭将买不到低价奶粉。但这一困境是可能打破的。食品是最重要的民生产品，倘若因市场自身很难克服的原因，导致食品价格高企，进而影响到民生时，政府就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可能的解决办法是，行业标准不能降低，应该同样提高到国际水平，由此给奶农或家境贫寒的消费者带来的困难，政府就应该进行补贴。至于是补贴奶农、企业，还是消费者，可以根据实际情况仔细斟酌，但因陋就简地降低行业标准，则政府有推卸责任之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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