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彬：拆迁前“突击离婚”构成诈骗罪吗？

沈彬 法律工作者

拆迁前“突击离婚”，最多只能按民事欺诈，由拆迁部门提请诉讼，要求法院认定相关补偿协议无效。

四川宜宾市翠屏区农民尹定前所在的村子，被划入经济开发区面临征地。当地拆迁补偿是按人头算的，于是尹想出主意：先跟老婆离婚，之后跟77岁的丈母娘结婚，把“丈母娘”的户口迁到家里，尹多拿了“丈母娘”的拆迁费和缴纳养老保险费补偿141480元。拆迁之后，尹又与“丈母娘”离婚，再与妻子复婚。故事说到这里，还只是一场闹剧，不过，马上成了悲剧——尹氏夫妻已经受到刑事追究，涉嫌罪名是“诈骗罪”（8月17日《华西都市报》）。

其实，为了多拿拆迁款而突击结婚、离婚的，全国并不少见，但这次宜宾居然按犯罪处理，实在让人惊讶。

首先，何谓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用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财物。那么尹定前的结婚-离婚-复婚，算不算诈骗罪里的“虚构事实”呢？我国《婚姻法》对婚姻认定，采取严格的形式主义，除了近亲属不得结婚等法定禁止情形外，经过民政部门登记的婚姻，就是真实有效的婚姻，而不过问结婚当事人之间的结婚目的。所以，法律上不存在“假结婚”一说。既然尹定前这些婚姻行为，都是合法有效的，那何谈他在“虚构事实”，构成诈骗呢？

其二，将征地前的“突击离婚”列入犯罪，有违刑法的谦抑精神，激化了社会矛盾。

说“钻政策空子”也罢，说“合理利用规则”也罢，面对拆迁款的诱惑，一些人放弃起码的亲情、人伦，突击离/结婚，至少在道德上应受到负面评价。但道德上的批评，不能直接升级为刑罚。因为刑法具有谦抑性，不是所有“不道德”的行为都应定罪量刑的，这不仅会浪费大量司法资源，也不利于矛盾的化解。刑罚应作为“最后手段”，它只能针对直接、严重危害社会秩序的违法行为。

尹氏夫妇的一系列婚姻行为，都是按法定程序进行的，都在游戏规则内，对他们适用刑罚，属于政府反应过火。最多只能按民事欺诈，由拆迁部门提请诉讼，要求法院认定相关补偿协议无效。

值得注意的是，尹定前的投案自首，是迫于当地有关部门针对所谓“户籍作假”开展的“联合清查打击活动”的压力，有理由认为当地类似的“突击结婚”不是个案，对尹的高调刑事追究，更有一分“杀鸡儆猴”的意味。其实，村民与当地政府的拆迁纠纷，本身只是经济纠纷，司法机关的不适当介入，将经济纠纷上升为刑事犯罪，看似挽回了“国家损失”，实则打压了被征地村民的议价权，加深了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