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的生命权受法律绝对保护，学校无法免责。
生命健康权是公民最基本的权利，无论是民法还是刑法，对于允许他人伤害公民生命健康的免责承诺，都不给予承认，因此，在法律上，“自杀免责条款”完全无效。而学校对学生伤害事故能免责的前提是校方已履行相应职责，如果校方管理失职或行为失当，造成学生自杀、自伤的情况，学校要依法承担民事，甚至刑事责任。[阅读全文]
蔡墩铭，王节渊：论刑法上的承诺[J]，中外法学，1994年03期
杨立新：人身权法论[M]，人民法院出版社，2002年
张民安：过错侵权责任制度研究[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
导语：近日，有媒体报道某高校新生被学校要求签订《学生管理与学生自律协议书》，该协议书明确:“学生本人对自杀、自伤引起的后果承担责任”。但实际上，该协议在法律上完全不具效力，根本不能成为高校推卸责任的“挡箭牌”。以下是关于“自杀免责协议”你需要知道的十件事。
据当事学校回应称，与学生签订《自律协议书》的做法已沿袭十年之久，且是参照其他高校的普遍做法。事实上，自杀免责协议的确非其独创，近年来校园自杀事件频发，很多高校都在各自的《学生安全协议书》里加入了类似的学生自杀、自伤免责条款。早在2003年，南京某高校就曾因其与学生签订“自杀免责协议”引发热议。
学校事先拟定的体现校方意志、为己方卸责的协议，相当于“格式合同”，而根据《合同法》，在对该条款理解发生分歧的时候，应做出不利于提供合同一方的解释。而且，协议书签订的双方应为地位平等的民事主体，利用自身强势地位强迫学生签订，几乎等于“霸王合同”行为，学生有权拒绝签订协议。
学校作为教育机构，与学生之间并不是纯粹的民事合同关系，而带有一定的公法性质。虽然在学生自我约束管理等方面，双方可以订立契约，但在关乎学生生命健康的问题上，学校与学生之间是法定的权利义务关系，这种关系不能通过协议的形式免除或放弃。
就法理而言，生命健康权是公民享有的最基本的权利，因此，除了人身保险合同之类的特殊法律关系，法律在原则上不允许设定以生命权、健康权受损害为标的的合同。而我国《合同法》第三章“合同的效力”第53条已明确规定：合同中关于“造成对方人身伤害”的免责条款无效。因此，该协议书作为合同而言是无效合同。
在刑法上，对于个人的自由权、人格权和财产权法益，在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前提下，个人一般有承诺权，即可以做出允许他人损害该法益的承诺。但对于生命权，刑法采用绝对保护原则，而对于身体健康权，伤害只有在一定情形下才具有承诺性，严重威胁健康保护效果的自身伤害承诺依然不具有法律效应。因此从刑法角度来说，该协议签了也无效。
根据教育部2002年颁布的《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第十二条规定，因为学生自杀、自伤而造成的学生伤害事故，学校已履行了相应职责，行为并无不当的，无法律责任。反向可推，若学校没有履行相应的教育、管理职责，或因为校方行为失当导致学生自杀，那么，无论有没有签免责协议，学校都应该承担责任。
根据《教育法》、《高等教育法》等相关法规，学校对于学生都有教育、管理和保护的义务。而根据《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学校对学生进行安全教育、管理和保护，应当针对学生年龄、认知能力和法律行为能力的不同，采用相应的内容和预防措施。”对于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学生，学校的注意义务标准可以降低，但并不意味着完全没有义务。
根据民事法律的规定，学生自杀、自伤事故对于高校民事责任认定而言，要看学校是否存在过错。如果学校存在管理漏洞，或者因过度批评等直接或间接的刺激行为，或者没有及时对有自杀、自伤倾向的学生进行必要的情绪疏导和管护，都属于失职失当行为，学校要依法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如果学校工作人员对学生有侮辱、体罚、“潜规则”，刻意给学生造成心理压力，最终导致其选择自杀，甚至教唆、帮助、胁迫学生自杀、自伤等行为，相关人要被追究相应刑事责任和附带民事责任。而根据最高法院《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第9条，高校也不能免责，要对学生自杀承担连带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
《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第26条规定：“学校无责任的，如果有条件，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本着自愿或可能的原则，对受伤害学生给予适当的帮助。”而在实际情况中，即便学校对于学生的自杀行为确实没有责任，出于学校声誉等因素考虑，为了息事宁人，通常都会以人道主义的名义给予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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