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士敦是英租威海卫的最后一任行政长官，有个“末任长官”的头衔。他还给清朝的最后一个皇帝溥仪当过老师，又顶着“末代帝师”的桂冠。那么，庄士敦的这个帝师是怎么当上的？又是怎么当的呢？
庄士敦是个地道的白种洋人，英文名译音为霍金纳德·佛莱明·约翰斯顿， 1874年10月31日在苏格兰首府爱丁堡出生。18岁入读爱丁堡大学，后又进入牛津大学玛格德琳学院，获硕士学位。他的父亲是个律师和教徒，对孩子的教育非常重视。但是，这个家庭却并不和睦，母亲奢侈挥霍，父亲酗酒冷漠。少年时庄士敦就暗下决心，一旦自立就离开这个由“酒鬼和金钱挥霍者组成的家庭。”1898年，他考入英国殖民部，派往香港做实习生。以后担任过港英政府辅政司助理和港督秘书。在香港期间，得到后来任英租威海卫行政长官长达19年的骆克哈特的赏识。经骆克哈特的鼎力推荐，不到30岁的庄士敦，1904年4月第一次来威海卫任职，先后做过代理华务司、正华务司和南区行政长官。
庄士敦上学的时候就很用功，钻研历史，擅长写作，学业进步，是同学中的佼佼者。在爱丁堡大学读书的第二年，他的历史论文获得校长奖学金，次年又获得格雷作品奖。到中国后，很快对中国文化产生了兴趣，开始了孜孜不倦的研读学习。他大量阅读中国文化典籍，对儒、道、墨、释和唐诗宋词等都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对五四之后的新文化运动也有涉猎，与《新青年》和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都有交往，当过一年的“文友会”会长，继任会长就是大名鼎鼎的胡适。他格外地崇尚儒家思想，认为儒教是中国人在千百年中连结在一起的纽带，是存在于民众之中的富有生命力的一股力量，对中国的今天和未来的具有巨大价值。他认为“只有一个儒学的信徒才能了解并解释儒家学说”，于是按“约翰斯顿”谐音为自己起了个中国名“庄士敦”，还取了个字“志道”。此字取自《论语.里仁》中的句子“士志于道”，表现出对中国文化的崇尚。有人说他的崇尚到了痴迷的程度，连个人生活方式都融入中国习俗，“现在他使用筷子，只吃中国食物，那种中国佛教徒式的生活，多次引起欧洲客人的担忧”。
庄士敦对中国文化的崇尚，不仅用功于学，还践身于行，并付诸于笔。在香港，他学了一口粤语，到威海卫后，又学了带着威海口音的北方官话，与中国人交流起来毫无障碍。循着中国文人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理想，他游历中国二十余省，遍赏名山大川，甚至到过西藏，和喇嘛谈佛论经。还勤于写作，著述众多。在威海卫任职时，每晚在油灯蜡烛下笔耕不缀。据笔者看到的书目，他正式署名出版的著作有《佛教徒的中国》《儒学与近代中国》《紫禁城的黄昏》《现代中国之儒教》《威海卫狮龙共存》《基督教在华传教事业评议》《中国戏剧》《从北京到瓦城》等，还有大量的书信和报刊文章。经过孜孜不倦的努力，他学贯中西，成为当时欧洲人中少有的“洋儒生”。正是这种既是西方洋人，又有汉学功底的身份，让他有了给清逊帝当老师的资格。
辛亥革命后，清帝退位。但革命留了个尾巴，定了个清室优待条件，其中的第一个条件《关于大清皇帝辞位之后优待之条件》规定，“清帝尊号仍存不废”，“岁用400万两由民国政府拨发”，“暂居宫禁”。在逊帝卵翼之下的遗老遗少们却不甘心，总是想着能复辟王朝，再兴清室，至少也要保住皇帝尊号和优待条件，永远跟着沾光。因此，他们为小皇帝安排了高师，刻意加以培养。“张勋复辟”失败后，小朝廷的危机感日益加深，思虑起一旦取消优待条件，溥仪将何以自处的问题。有人就提议，让溥仪学习英文和西方文化，以此提高身价，进可做“立宪君主”，退可去欧洲“留学”避难。
这个提议人叫李经迈，是李鸿章的第三子。他是庶子，母亲是个被收房的陪嫁丫鬟。出身卑微的他常被嫡出兄弟欺负，却与溥仪的叔父载涛交好，深得其信任。李经迈还学了口流利的英语，载涛赴英美等国考察军事时，让他作首席随员。李借助老子李鸿章的权势影响，多次经办清廷向英国的借款，与英国人打得火热。辛亥革命时，清廷官员四散躲避，李经迈和徐世昌等躲到了青岛、威海卫。在此期间，认识了庄士敦，了解庄的功底。他向载涛提出请洋师的建议，顺理成章地把庄士敦作为人选推了出来。
小朝廷的遗老遗少们听说要请洋师，一片哗然，强烈反对。李经迈一方面协助载涛做皇室的工作，另一方面寻求民国总统徐世昌的帮助。徐世昌与李经迈一起在青岛避过难，自然是支持的。他们以官方名义，与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交涉，通过外交途径聘请庄士敦做逊帝师。两方面的压力，摆平了保守派的反对。
1918年11月底，“一战”结束没几天，这个提议正式告知庄士敦。此时庄已45岁，在威海卫工作了15年，升迁无望，心境郁闷。获知有如此美差，他真是做梦都没想到，欣喜异常。过完圣诞节不久，就高高兴兴地“调”离威海卫，进京去当溥仪的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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