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每个人都贫穷的立法 

　

　　我们必须承认，平均指数的作用在本章中更多地是以记录而不是晴雨表的形式出现的。但是如果我们出于显而易见的心理原因，为避免本书篇幅过长而忽略了这个记录给出的最重要的教训，那么我们的讨论将是不完善的。看看铁路平均指数在25年图表中走过的路吧。16年前，20种活跃的铁路股票在1906年1月22日达到了最高点(138．36点)；这个数值再也没有出现过，但是1909年8月的指数仅比它低4点(134．46点)；下一次最高点出现在1912年10月(124．35点)——比它低了14点以上；差距还在增加，1914年1月30日的最高点只有109．43点；既使战后第一次牛市也只把平均指数抬高到112．28点(1916年10月4日)；由于我们前面分析过的原因，铁路平均指数并没有享受到1919年的牛市。 

　

　　目前的铁路平均指数比这一记录低50点，仅比1898年7月25日的指数高出不到14点，而那已经是23年以前的事了。16年足以使哈佛大学经济研究委员会的简单周期出现两次以上，比我们两次最严重恐慌(1857年和1873年)的间隔还要长，比杰文斯的十年周期足足高出60％。让我们分析一下这段时期内的稳步下降趋势，看看某些著名的商业图表所提出的国民财富增长的中间线在这条稳步下降的价值线面前是多么可笑和无用。难道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有能力让它的政治家们如此稳健而愚蠢地把它最大的投资和最大的行业领入毁灭的境界中去吗?难道我们可以认为毁掉铁路公司的股东会使其他人更富有、更幸福，从而可以抛弃父辈创造的财富或者允许政治家们挥霍它吗?我们知道也应该知道，我们不能通过立法使得人人都富有；但是这个例子和俄国的情况都表明，通过立法使每个人都变得贫穷是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