详解之十八
红疯子：你石呆子怎么把咱红疯子视而不见？咱象他们那样以假乱真、以无为有吗？果真如此，你石呆子怎么肯与咱疯子这么长久地疯谈下去？
石呆子：你不在正常人之列，是个疯子。人家刘心武研究红楼梦是抓住其中某个适趣闲文、宫闱秘事各取所需、为己所用，借此哗众取宠、赚些银钱，或者是抓住其中某些没有彻底失落、稍稍留下点可以索隐考证的[朝代年纪，地舆邦国]的狐狸尾巴，当作真人真事煞费苦心地考据起来，还由此大胆发挥出许多绘声绘色的故事，以此证明自己的学术成就、博得些名利地位，哪一个象你这样拿着棒棰当根针、你就认认真真地磨起针来了？所以我早就认为石头记确实难懂，真懂真通的人不是呆子就是疯子，正常人是不会真懂真通的，因为他们不是真弄不懂读不通，而是根本就不想弄懂读通，他们的社会地位经济地位与作者是不一样的，看问题的角度与作者是不一样的，一旦在弄懂弄通的过程中察觉作者的最终意图不符合他们自己的立场观念，马上就环顾左右而言它了。
红疯子：难怪鲁迅先生要说[道学家看见淫，经学家看见易，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呢，原来他们根本就不想弄通红楼梦，只不过是借红楼梦一用罢了，这才是[道学家取其淫，经学家取其易，才子取其缠绵，革命家取其排满，流言家取其宫闱秘事]，他们不是在读红楼，而是实用主义地对待红楼梦，是利用红楼梦达到自己个人目的啊。
石呆子：当然你也不要以偏概全，象那些以假乱真、以次充好、滥竽充数的南郭先生毕竟只是个别人，而胡适俞平伯冯其庸周汝昌这些真正研究红楼梦的人才是认真做学问的文人，他们都是[认真求证]的大学问家，特别是胡适的[大胆假设]也是为[小心求证]而服务的，不象刘心武的[大胆假设]是为[大胆发挥]服务，他把西方注重实证考据的学风带入红学研究领域，破解了程高续书的迷魂阵，直接考证出曹雪芹是本书作者、曹寅和其母孙氏与康熙关系极亲密，这是对红学历史性的突破贡献啊。如果没有他们的认真考证，你能看出这石头记与曹家家事有关吗？
但是胡适这种过于注重实证考据的研究方法也有重大弊端，这些考据学考据出来的学术成果在西方有百分之九十的准确率，但在中国却只有百分之五十的准确率，因为咱们中国人会为尊者讳，会掩盖历史、修改历史，更善于在诗词小说中造假隐真，根本不能当真凭实据来考证，更不能以诗词小说中的朝代年纪地舆邦国具体情节为依据猜测全书的主旨和情节发展。比如周汝昌依据[四十年华付杳冥][四十萧然太瘦生]两句诗就断定曹雪芹只活了四十岁不到，这就太轻率了，依据书中贾宝玉的生日在四月二十六日芒种节，然后查了万年历，雍正元年闰四月二十六日恰好是芒种节，这就断定曹雪芹生在雍正元年闰四月二十六日，更是轻率荒谬了。当初敦诚敦敏是为了掩盖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身世，才故意说作者[四十岁]死的，想不到周汝昌居然以假为真，而且作者之所以把贾宝玉的生日设在芒种节，是因为贾宝玉以护花使者自居，才把他的生日设在饯花节的，至于为何在四月二十六日，这也是作者对这一天是芒种节印象深一些，才说是这一天的。想不到这些居然被周汝昌当真事考证了，再依据这些考证作了那些结论，弄得作者早知如此不该以假隐真，如今反而弄假成真了。
你们该问一下周汝昌，即使贾宝玉生在雍正元年闰四月二十六日，那一天正值芒种节，但是他十三岁十四岁生日那一年的芒种节也是在四月二十六日这一天吗？这显然是不可能的。而书中并不是交代贾宝玉出生于四月二十六日这天恰好是芒种节，只是说宝玉十三四岁那一年过生日这一天是芒种节，若照字面意思再加进周汝昌的考据来推理，应该得出书中的宝玉在雍正元年十三四岁的结论，怎么能得出宝玉出生在雍正元年的结论呢？可见周汝昌的索隐考据不但证据不充分，连考证方法也不严谨，是欠推敲的红学，这种刻舟求剑式的考证方法完全依赖于证据的绝对正确，稍有差池就[差之毫厘、失之千里]，更何况他的求剑方法也不严谨呢。如果当初敦诚的[四十年华]故意掩盖[曹雪芹名霑、是曹寅亲孙子]的真相，那周汝昌一辈子的心血就是从这刻错了的记号处跳下红海求剑了，于是刘心武的秦学等红学也就分文不值了，可见索隐考据的危害。其实问题的关键就在于中国历来有替尊者讳、随意修改甚至于篡改历史记录的习惯，在诗词小说中更是很少用史笔直录，大部分都是有意迥避史实、故意混淆时间地点，使后人无法考证该文隐何真事射何真人，避免文字狱和其它麻烦。这一点在石头记创作上尤其明显，因为石头记不但象其它诗词小说那样有意迥避史实、故意混淆时间地点，使后人无法从中考证隐何真事射何真人，避免文字狱和其它麻烦，而且它本来就没有[拘拘于朝代年纪地舆邦国]，本来就[不过只取其事体情理罢了]，本来就是[为混人也，若云不合两用便呆矣，此书全是如此]。这就是我在此长篇大论地离开主题，深入剖析实证考据派研究红楼梦的弊病的原因。
石头记从来不拘拘于朝代年纪地舆邦国具体史实，它不过只取其事体情理罢了，因此研究红楼梦的准绳应该是事体情理，而不是某些实证。一则石头记是为了阐情理、而不是为了述史实，二则这些情理完全有必要阐、那些史实却没必要辨，三则这情理完全可以脱离当时史实证据普遍适用、而那些史实依据的实证却大半靠不住，从这些实证推敲出来的史实更不符合事体情理，怎么能让后人信服呢？比如这次华南虎丑闻，李昌钰博士就说这老虎在拍摄过程中一动不动，不符合在夏日草丛中会有蚊虫叮咬老虎、老虎不可能一动不动的事体情理。此推断一公布于众，虎照持有人无论怎样坚持他们的实证，都是无法令众人信服了。由此可见实证必须符合事体情理，不符合事体情理的实证是靠不住的，你们研究红楼梦应该以事体情理为准绳，而不应以没有多大把握的、不符合事体情理的实证为依据。一旦实证与事体情理相悖，一定要[只取其事体情理，不拘拘于朝代年纪地舆邦国具体情节。
红疯子：难道看甄士隐因何弃家访道求仙这件事也要[只取其事体情理，不拘拘于朝代年纪地舆邦国具体情节]？
石呆子：正是如此。你们并不相信神仙，为什么要把士隐弃家访道求仙这件事当真事？甄士隐当时已经是[知投人不着，心中未免悔恨，再兼上年惊唬，急忿怨痛，已有积伤，暮年之人，哪里经得起贫病交攻，竟渐渐的露出那下世的光景来。]即使遇不到跛足道人点化他出家，也活不了多长时间了，可以说是这个世道逼他走向末日，至于跛足道人用《好了歌》点化他，只是作者为全书艺术结构需要作的杜撰，现实生活中的真士隐真遇到跛足道人吗？真的跟随他弃家成仙了吗？这完全是作者为借这段梦幻讲述《好了歌》和《好了歌注》而设的骗局。没有这道人点化士隐要下世，有这道人点化士隐还是要下世，他只有贫病交迫而死这唯一真实结局，没有出家成仙成佛的梦幻道路可走。顺治皇帝说出家当和尚，成功了吗？最后还是病死了；曹荣说出家当和尚，成功了吗？最后也是病死了，书中贾宝玉说出家当和尚，成功了，但这只是作者的艺术处理，现实生活中的作者何常不想挣脱现实当神仙？其实最后连和尚都没当成，也是贫病交迫而死，更何谈当神仙？你们总是把作者杜撰的神话鬼话当真事，却把作者假借成仙前的了悟创作出来的《好了歌》解注这[事体情理]当假话；把士隐成仙这假事当有，把士隐贫病交攻而死这真事当无，最后把《好了歌》《好了歌》解注当神仙玄幻的佛道箴言，把作者总结出来的真情真理却不当回事，真是[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