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兰德公司2022年报告
【知远导读】本文编译自兰德公司的报告：《大国战争回归——中美系统性冲突场景研究》（The Return of Great Power War--Scenarios of Systemic Conflict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本报告探讨了在中国已接近取得全球主导权的情况下，中美两国之间发生体系性冲突的场景。为了帮助说明在这种情况下战争可能会如何展开，作者研究了战争和地缘政治的发展趋势，过去一些大国的行为，以及国与国冲突的相关模式。根据这些数据，作者提出了两种体系性战争的场景：第一种场景是低烈度的冲突，在世界大部分地区、多个领域和很多年内相继展开。第二个场景是由低烈度战争演变而来的高烈度战争。高烈度战争的场景是两国都采取攻击性的行动来摧毁对手的作战能力，并有极高的风险升级到最具毁灭性的程度。这两种场景都发生在一个严重分裂的国际局势中，美国和中国军队在维持战争努力的同时，还要应对一系列非传统的威胁，并对陷入困境盟国提出的援助要求做出反应，从而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尽管分析涉及到假设中国接近取得全球主导权时的冲突情况，但研究的成果甚至可以为今天可能的突发事件的防御计划提供参考。
报告全文约10万字，篇幅所限，推送部分为节选。
尽管紧张局势不断加剧，中国和美国之间发生战争的总体风险仍然很低。虽然评论家们经常表示这两个国家可能会发生冲突，但中国和美国都没有表现出想与对方打仗的倾向。不过，激励机制的转变可能致使两国重新考虑冲突可能带来的风险和收益。学者们已经分析了一些可能促使做出这种重新考虑的驱动力和因素。1可能导致战争的政治事件的无限可变使得我们没法预测未来的冲突；分析家们显然拿不到涉及尚未发生事件的数据。然而，我们确实有关于过去大国竞争和导致冲突事件的数据。从这些数据中，我们可以找出关键因素和进展，这些因素和进展共同加大了中国和美国之间发生敌对行动的概率。根据中美两国竞争的情况，这些因素中的每一个都可以被修改为在中国谋求主导地位的道路上关于体系性冲突的重要假设。在这些因素中，以下因素与我们的分析联系特别密切，因此值得仔细研究：(1）威胁感知；（2）问题螺旋；（3）连续危机；（4）联盟建设；（5）军备竞赛；（6）对立的多边化。兰德公司有关大国战争的重要政治和战略结构性驱动因素的科学研究报告对上述每个因素进行了更详细的探讨。2
在过去的二十年里，学者们对国与国冲突的原因有了新的认识，部分是因为可以获得更多关于过去冲突的数据。保罗·塞内塞（Paul Senese）和约翰·瓦斯奎兹（John Vasquez）通过对涵盖数百场冲突的数据库进行筛查，率先提出了领土争端是国与国冲突的主要原因这一论点。3但是，自21世纪初以来，学术界已经超越了这一观点，将重点放在国家之间容易发生冲突的关系—对立--作为冲突的关键驱动力。布兰登·瓦莱里亚诺（Brandon Valeriano）将对立关系描述为“两个国家之间长时间、历史性的敌意，很可能引发严重的冲突或危机。”对立假定在不相容的目标上进行“零和游戏”，其中一方寻求以牺牲另一方的利益来确保自己的安全。4瓦斯奎兹（Vasquez）将对立定义为“以极端竞争为特征的关系，通常是心理上的敌对，在这种关系中，竞争者的问题立场主要受他们对彼此的态度而不是手头的利害关系所支配。”5加里·戈尔茨（Gary Goertz）和保罗·迪尔（Paul Diehl）指出，对立关系的特点是多次出现军事化的国与国争端。6
学者们已经确定了两种关键的争端类型，它们是对立的核心所在。第一类是领土和主权的争端——我们将称之为领土争端（territorial disputes）。领土问题仍然普遍存在，特别是在毗邻的小国（经济不发达、向境外投送军事力量能力有限的国家）之间。但是，在大国（经济更发达、更富裕、军队有一定能力部署到国境之外的国家）之间，争端表现得就不一样。第二类争端涉及在特定秩序或体系中的地位、影响和等级问题——被称为地位争端（positional disputes）。在身份地位上的对立是非常难以解决的，只有当一个或多个对手被迫以一种重要且永久的方式在一个等级体系向下移动时，它们才会结束。7
威胁的感知
官方认定另一个国家为首要对手和威胁来源，为政府授权制定针对该国的政策提供了动机。冷战是一个典型例子，因为莫斯科和华盛顿特区都把对方认定为首要对手和威胁。这促使两国都采取了对抗性政策，并冒着冲突的风险与对方抗衡。为了我们的研究工作，我们假设北京和华盛顿都把对方认定为头号对手和威胁。鉴于美国政府在2017年将中国认定为“战略竞争者”，这一假设几乎不需要信念发生飞跃。92021年，美国国防部长将中国认定为国防部的三大挑战之一，称其为“步步紧逼的挑战”。10但是，有一个变化是，两个国家都要把对方认定为对各自国家安全与生存的严重威胁。
问题螺旋
另一个重要因素是棘手的争端问题激增，这些问题可能是地位和领土这些类型。争端的种类、频率和数量激增是出现问题的关系最容易发生冲突的情况。分歧难以处理和多次解决都以失败告终所造成的敌意，促使每一方都把对方国家视为不可信任的敌国。这也加大了风险，由于深深的敌意，危机会在意想不到的情况下爆发。戴维·德雷尔（David Dreyer）将这种情况称为“问题螺旋”，他将其定义为“随着多个问题的累积，紧张局势加剧的动态过程。”根据德雷尔的说法，问题螺旋“增加了恐惧和不信任感”，并可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在所有分歧方面实现问题解决的唯一途径是通过“强加自己的意愿”。此外，问题的累积加大了竞争的利害关系，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可能会使战争成为一种更有吸引力的行动方案。11
对立的多边化
由于争夺影响力和领导权，战略竞争往往涉及到其它国家。大国之间的激烈竞争可能使一个地区两极分化，加大相关国家“站队”（take sides）的压力。大国之间的对立与涉及其它国家的对立相重叠，这种多边化的现象在大国之间的战略对立中很常见。12对立的大国往往有自身与对立大国发生争端的盟友。例如，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世界大国之间重叠的竞争和敌对关系最终凝聚成相互竞争的联盟。冷战期间，超级大国的盟友之间也出现了许多重叠的对立关系。这些同时进行的争端在某些情况下可能升级到使苏联和美国近乎卷入一场战争的地步。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就是一个例子，它几乎升级为美国和苏联之间的战争。此外，每个大国都可能鼓励其它国家加剧争端或拒绝妥协，以使对手的战略形势复杂化，这反过来又会进一步加速争端的多边化。
军备竞赛
官方认定另一个国家是最大的威胁和对手，为大幅增加针对另一个国家的防务开支提供了充分的理由。在容易发生冲突的激烈竞争中，军备竞赛是极为普遍的现象。我们假设两国都把更多的资源分配到防务上，而且防务开支中更大的份额显然是用来针对对方国家的。这一假设建立在当前的发展之上。尽管中国和美国已经把对方认定为主要竞争对手，但它们并没有像美国和苏联在冷战期间那样把对方视为最大的威胁。因此，我们分析中的一个差异可能在双方军队投资于比今天更能直接威胁到对方国家能力的决定上。更广泛地说，研究还注意到军备竞赛、联盟建设、对立和战争之间的密切联系。一项研究认为，军备竞赛在长久的战略对立中最常发生，而且军备竞赛在对立的中期和后期更有可能发生。13
联盟建设
大力进行联盟建设活动与冲突风险的增加相关，因为这种活动通常代表着两个对手中的每一方都在努力利用外部资源来战胜其竞争对手。除了双方通常采取激烈的联盟建设努力外，每个国家的强大资源本身也为第三方提供了强大的动力，使它们与一个或另一个国家结盟，成为依附国。苏联和美国紧张的联盟建设行动为这种类型的活动提供了一个典型的例子。尽管这两个超级大国避免了直接的战争，但它们确实支持了其盟友之间的代理人冲突。
系列危机
许多研究都强调，在一连串的军事化争端之后，国与国冲突的风险迅速增加。鉴于对立、敌对的关系，每一次军事化危机都会加大现有的威胁感知和竞争，为更大的冲突创造条件。迈克尔·科拉雷西（Michael Colaresi）和威廉·汤普森（William Thompson）发现军备扩充、联盟建设和多次发生危机是预测战争的重要因素。14同样地，瓦斯奎兹（Vasquez）和其他人已经概述了一个典型的“迈向战争的步骤”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两个或更多的对手通过军备竞赛式的军备扩充在内部，或者通过建立联盟在外部建设力量。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步骤虽然表面上是为了增强安全，但却加剧了更广泛的不信任问题，加深了对威胁的感知，这就加大了不安全感和冲突的风险。15
总而言之，战略对立概念可以提供一个分析工具，帮助人们更准确地评估两个国家之间爆发危机和冲突的风险。一般来说，竞争和威胁感知越强，连续发生军事化危机和冲突的风险就越高。一些观察到的行为可以帮助我们评估战略对立的相对强度。这些行为包括调动资源来针对敌人的程度；政府是否将一个国家认定为敌人；以及是否存在军备竞赛、联盟建设活动和涉及其它国家的重叠对立。表1总结了这些特征，并根据对立动态的相对强度进行了分类，其中高水平是以冷战早期为基准的。
表1 评估战略竞争强度的指标
来源: Authors’ analysis of Colaresi and Thompson, 2005; Dreyer, 2010; Rasler and Thompson, 2006.
【1】Rapkin and Thompson, 2013.
【2】Timothy R. Heath and Matthew Lane, Science-Based Scenario Design: A Proposed Method to Support Political-Strategic Analysis, Santa Monica, Calif.: RAND Corporation, RR-2833-OSD, 2019, pp. 2, 23.
【3】Paul D. Senese and John A. Vasquez, “A Unified Explanation of Territorial Conflict: Testing the Impact of Sampling Bias, 1912–1992,”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47, No. 2, June 2003.
【4】Brandon Valeriano, “Becoming Rivals: The Process of Rivalry Development,” in John A. Vasquez, ed., What Do We Know About War? Lanham, Md.: Rowman and Littlefield, 2012.
【5】John A. Vasquez, “Distinguishing Rivals That Go to War from Those That Do Not: A Quantitative Com- parative Case Study of the Two Paths to War,”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40, No. 4, December 1996.
【6】Gary Goertz and Paul F. Diehl, “The Empirical Importance of Enduring Rivalries,” International Inter- actions, Vol. 18, No. 2, 1992.
【7】William R. Thompson, “Principal Rivalries,”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39, No. 2, June 1995.
【8】Karen A. Rasler and William R. Thompson, “Contested Territory, Strategic Rivalries, and Conflict Esca- lation,”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50, No. 1, 2006.
【9】White House, 2021.
【10】Lloyd J. Austin, “Memorandum for All Department of Defense Employees,” Washington, D.C., March 4, 2021.
【11】David R. Dreyer, “One Issue Leads to Another: Issue Spirals and the Sino-Vietnam War,”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Vol. 6, No. 4, October 2010, p. 302.
【12】Karen A. Rasler and William R. Thompson, 2006.
【13】Toby Rider, Michael Findley, and Paul Diehl, “Just Part of the Game? Arms Races, Rivalry, and War,”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 48, No. 1, 2011.
【14】Michael Colaresi and William R. Thompson, “Alliances, Arms Buildups and Recurrent Conflict: Testing a Steps to War Model,” Journal of Politics, Vol. 67, No. 2, May 2005.
【15】Paul D. Senese and John Vasquez, The Steps to War: An Empirical Stud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8, p. 2.
【16】John Gaddis, The Cold War: A New History, New York: Penguin, 2016.
（平台编辑：黄潇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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