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经济发展研究 作者：林毅夫 摘要：工业化对于摆脱贫困和促进发展至关重要，“人人获得体面的工作”将是实现其他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基础。新结构经济学理论认为关于产业、技术、基础设施和制度安排的各种经济结构是内生性的，因此一个国家实现高效产业结构转型的关键是如何实现由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向竞争优势的转化。同时，市场为企业提供价格信号以及“有为政府”为企业提供外部性补偿和克服软硬基础设施的瓶颈是实现从比较优势向竞争优势转化的重要条件。后疫情时代下成功的产业政策可以从产业政策遵循比较优势的原则、基础设施的改善、政府的支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共同作用、“引进消化吸收”的技术创新模式和产业升级方式以及数字经济对高质量发展的推动作用等视角来思考。
一、工业化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内在联系
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议程是所有国家为摆脱贫困，实现全人类的和平和繁荣而必须实现的目标。在议程的17个目标中，每一项都至关重要。例如，消除贫困、消除饥饿、优质教育、性别平等、清洁水源、人人可负担的现代能源、人人获得体面工作、可持续工业化、绿色发展、国际合作等等。在这17个目标中，第八项“人人获得体面的工作”将是实现其他目标的基础。
“体面的工作”就意味着有一份稳定的收入。有稳定的收入就不贫困，就有钱去买东西填饱肚子不挨饿，有钱照顾好自己，就会有意愿追求绿色的发展以改善生活的环境，就能帮助每个人应对各种各样的突发事件，所以体面的工作就业是很重要的。低收入国家的人民之所以饱受贫穷困扰，并不是因为他们无所事事，其实他们都有就业，而且很努力很辛苦地工作，只不过是在生产率水平很低的传统农业里就业。他们虽然每天劳劳碌碌，但仍然无法衣食无缺，无法照顾好自己、照顾好家庭。
在世界范围内，即使是今天的发达国家，在两三个世纪前，用今天的标准来看也同样贫穷。就像今天的其他低收入国家一样，当时这些国家也有80%以上的人口以农业为生。现在他们收入变高，发展得更加先进，是因为他们从农业转型到了现代制造业。因此，“体面的工作”非常重要，它是实现其他多个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基础。要有体面的工作，就需要进行工业化，否则就无法达到摆脱贫困所需要的先进生产力和收入水平。
二、现代经济增长的本质与产业转型的基本逻辑
为什么三个世纪前，世界上所有国家都是落后的农业生产国，而今却有了先进和落后之分呢？实际上，这是工业革命以后现代社会产业发展和现代化进程带来的结果。工业革命以后，发展成功的国家往往进行了持续且快速的技术和产业结构升级。这些国家对现有产业持续进行技术创新，并且从低附加值的农业不断地向附加值更高的产业转型升级，例如，首先是向制造业，然后逐渐向服务业不断转型升级，从而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在这个过程中，这些国家也持续改善基础设施，优化能源结构，进行制度改革等，从而释放蕴藏于技术和产业的生产力。所以，现代的经济增长实际上是一个技术、产业、基础设施和各种制度结构不断转型升级的过程。
那么，为何少数国家在18世纪的工业革命以后转型成功，但是，绝大多数的国家却未能顺利进行上述的结构转型？根据新结构经济学的观点，这是由于发展中国家缺乏对上述从技术、产业到基础设施和各种制度安排是内生性的认识，且它们内生于一个国家在每个时点给定并随时间可变的要素禀赋结构之中。
当今，大多数的高收入国家都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这是由于他们拥有相对丰富的资本。如果他们不发展资本密集型行业，他们就没有比较优势和竞争力，将和其他低收入国家一样贫穷。当我们将目光转向发展中国家，我们看到主要的产业状态是资源密集型或劳动密集型，他们的生产力水平很低。如果他们想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由于资本相对短缺，他们根本没有比较优势，同样也就没有竞争力。如果发展中国家像发达国家一样发展先进的资本密集型产业，就必须先拥有和发达国家一样的资本相对丰富的要素禀赋结构。竞争优势的建立离不开比较优势的发挥，按照比较优势发展是竞争优势的基础，只有充分依靠和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才能建立自己的竞争优势。
这些都是从新结构经济学理论中获得的启示，即产业、技术、基础设施和制度安排的各种经济结构是内生的，要改变经济结构必须先改变要素禀赋结构。只有遵循这样的逻辑，产业转型才能顺利进行并成功实现，否则，就会拔苗助长、事与愿违，难以顺利进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三、从比较优势到竞争优势转化过程中市场和政府的作用
那么，如何基于经济结构的内生性实现经济结构的转变？如何迅速将产业潜在的比较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这需要市场和政府两方面都要发挥出相应的作用。
（一）市场为企业提供价格信号
现在保有的资本禀赋来自过去经济剩余的积累。如果想成功地转变禀赋结构使得资本从相对短缺变成相对丰富，就需要有一种生产结构来确保国家能产生最大的经济剩余。这实际上要求一个国家发展根据当前的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和技术，并使其变成市场中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和技术。如果一个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特点是劳动力丰富，那么就要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并消除限制发展的基础设施和制度安排的瓶颈，将其转化为在市场中的竞争优势，从而创造一个巨大的经济剩余来快速积累资本。
在这个过程中，如果要企业根据比较优势来选择产业和技术，就要有一个能够反映各种要素相对稀缺性的价格信号来引导企业了解什么类型的产业和技术具有比较优势，以及什么样的产业和技术可以带来最大的利润，这种价格信号只有在竞争性的市场中才能获得。
（二）“有为政府”的推动
同时，政府的作用也是必不可少。现代经济增长是结构转型的过程，为了从农业经济转型到工业经济，需要根据各种产业的需要改善基础设施，也需要改革制度。而在这些改进或转型的过程中，存在着各种市场失灵。单个公司、单个企业家无法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政府来帮助他们。
政府的作用对于转型而言非常重要，但我们也需要了解政府能够使用的资源是有限的。在这种情况下，政府需要战略性地使用这些有限的资源，瞄准那些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特别是有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就可以迅速将潜在的比较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也就是说，政府需要战略性地使用有限的资源以对经济结构的快速和可持续转型发挥最大的影响。政府不能对各种需要面面俱到地提供一切帮助，政府要做出的选择是使某些具有潜在的比较优势的产业变成为真正的比较优势，并让其产品在国内外市场具有竞争力。
四、后疫情时代工业化与产业转型的推进策略
（一）产业政策遵循的原则
在当今时代，产业政策对任何国家都是至关重要的。但许多发展中国家曾试图利用产业政策却遭遇了失败，这也是产业政策一度成为禁忌的原因，因此，我们有必要去了解如何使产业政策具有最大的成功概率。
从新结构经济学关于一个经济体的结构是内生的视角来看，产业政策要成功，选择的产业必须符合一个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将其从由于基础设施和制度安排的瓶颈限制而处于潜在（latent）的状况下，通过改善基础设施和制度安排而使其变成实在的比较优势（actual comparative advantage）。如果一个国家的产业政策能够遵循这一原则，那么这个国家就会很高效地取得结构转型和经济发展的成功。
（二）基础设施的改善
基础设施的改善对于实现从比较优势到竞争优势的转化也非常重要。一般来说，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条件较差，一个务实的解决办法就是设立工业园区和经济特区。现在由于疫情而可用的财政资源减少，政府可能无法建立新的工业园区或经济特区，需要优先让现有的工业园和经济特区发挥作用。
在目前的情况下，要引入新的外商直接投资也可能比较困难，要努力留住之前已有的外商直接投资，使他们发挥作用并产生盈利，在这个充满挑战的时期生存下来。促进投资的最好方式就是使现有的外商成功。如果能使现有的外商直接投资获得成功，那么就能吸引更多的投资。在这个充满挑战的时期，如果能帮助这些外商直接投资克服疫情带来的挑战，那么政府就能获得很高的信誉。如果人们会对政府更加信任，吸引投资也就更容易。
（三）政府的支持
产业转型升级需要政府的支持，而政府的支持则需要资源。政府掌握的资源越多，就能做得越多。但当前的新冠疫情对每个国家都造成了很大的打击，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而言，由于大范围的经济衰退，这些国家面临着失业和贫困的问题，偏离了可持续发展目标。也有许多儿童由于疫情不能上学，失去了受教育的机会。这使这些国家的人力资本质量下降，成为未来工业化的一个障碍。同时，贸易受到打击，出口减少，经济增长减缓，税收收入降低，国家需要花费更多的资源来控制新冠疫情，而且，还面临着失业率上升等更需要资源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还导致了政府的赤字大幅增加，有些国家甚至遭遇了债务危机。新冠疫情也打击了高收入国家，从而使得他们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帮助的意愿相应地减弱。
在这种情况下，发展中国家需要重新考虑如何在疫情和后疫情时代推动工业化发展。在可用资源减少且有限的情况下，一个发展中国家的产业政策应以实现短期内的快速恢复，以创造就业、出口和收入为目标，且需要以一种务实的方式来帮助现有的企业渡过疫情的难关。由于出口减少和市场缩水，许多企业遭受损失，如果没有国家的支持，更多企业将被迫倒闭，一旦破产就难以挽回。因此，政府通过某些短期帮扶使现存企业渡过难关是非常重要的。
（四）“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共同作用
如果能够按照比较优势推动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经济会有很大的发展潜力。以中国为例，到2035年以前，从后来者优势来看，即使中国面临人口老龄化、劳动力不增长，从德国、日本、韩国处于和当前中国与美国同等的发展差距时的追赶经验来看，只是靠劳动生产率水平提高带来的增长，每年应该还有增长8%的潜力。另外，中国还有“换道超车”的优势。德国、日本、韩国在追赶美国的时候并没有新经济，也就是那种以人力资本投入为主，研发周期特别短的新经济，包括人工智能、互联网、大数据等。这种新经济的研发主要靠人力资本，中国是人力资本大国，有巨大的国内市场和齐全的产业配套，我们拥有在新经济领域换道超车的优势。如果把这些优势都用好，我相信到2035年平均每年还有8%的增长潜力，只要我们努力，可以实现每年6%左右的实际增长。
我所倡导的产业政策不是政府代企业决定发展何种产业。要想按照比较优势挖掘出上述的发展潜力，一方面必须有“有效市场”，让企业能根据价格信号去做决策；另一方面必须有“有为政府”，以市场有效为依归，帮助企业克服市场失灵，并通过新的基础设施建设、制度安排等不断完善市场，并用好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来实施逆周期的宏观调控措施，对冲各种周期性的波动和冲击。
总体而言，我们应该首先牢固确立“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这“两只手”的共同作用之下，按照自己的比较优势，充分利用后来者优势，抓住“换道超车”的机会。
（五）“引进消化吸收”的技术创新模式和产业升级方式
经济发展的目的是提高收入水平、改善人民生活质量等。那么，经济增长就不能只靠要素投入的低水平扩张，靠复制“老古董”的方式来发展。要发展就必须有创新，让劳动生产率的水平越来越高成为发展的主要来源。
学术界通常用全要素生产率（TFP）来衡量创新，基本上衡量的是发明对增长的贡献。众所周知，发明的投入非常大，风险非常高，但在增长核算时，这些研发投入并没有在增长核算里面作为投入要素放进去。所以，大家非常崇拜的TFP，实际上是在增长核算中不能用资本和劳动等要素投入的增加所解释的剩余项。然而，这个剩余项并不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而是发明新技术的投入所带来。发达国家靠发明的方式来取得创新，其长期的人均GDP增长大约2%，加上人口增长，整个经济的年均GDP增长率也就3%左右。
对于追赶国家而言，创新的含义和发达国家不完全一样。因为创新无非就是在下一期生产时所用的技术比现在的好，下一期进入的产业附加值比现在的高。在发达国家创新就只能靠发明，因为它们的技术已经全世界最好，产业附加值已经全世界最高。但作为发展中国家，很多技术远非全世界最好，跟发达国家的技术还有不小的差距，还可以把发达国家的技术引进消化吸收，作为技术创新的来源。通常而言，这一创新方式成本比较低、风险比较小。
同样地，发展中国家也可以把发达国家已经成熟、附加值又比我们高的产业引进消化吸收，这也是产业升级。而且这种方式通常的成本也比自己发明新产业低，风险也比较小。一个发展中国家如果懂得用这种方式，其技术创新速度、产业升级速度都会比发达国家快，经济增速也会比发达国家快。但是它的全要素生产率会比较小，因为引进技术，或者引进成熟的产业，一般是购买包含更好技术的设备，这些投入就表现在资本的增加上，增长核算的剩余项也就是TFP就会显得比发达国家低。
我们需要打破TFP迷思，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是发展中国家相对高速且低成本增长的重要法宝。事实上，我们改革开放以后年均9个百分点以上的增长，有多少是靠我们自己发明新技术新产业而取得的？不能说没有，但绝大多数是靠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不仅中国是这样，日本、美国当年处于追赶阶段时，也是较快的经济增速和较小的TFP。
（六）数字经济对高质量发展的推动作用
发展数字经济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很好机遇。数字经济是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核心组成部分，以人力资本投入为主，具有研发周期短、技术迭代快的特点。在以大数据、人工智能、互联网为特征的新技术发展方面，中国有比较优势。
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意味着更大的市场，大企业自身有积极性，投入能力也高，中小企业就需要政府支持。目前，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在服务业上进展较快，但在制造业上还有差距，需要针对不同产业特性提供相应的措施，突破法律法规滞后于产业发展等障碍。这其中，既要“有效市场”，也要“有为政府”。“有为政府”是动态的，要根据数字经济不同的发展阶段、不同的产业特性、数字经济本身的特性，以及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的特性不断调整政策，更好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目标。
综上所述，在后疫情时代下，可以通过上述的基本框架和路径来支持具有潜在比较优势产业，帮助这些产业从潜在比较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新结构经济学提出的“增长识别和因势利导框架”是一个非常有用的工具，能够帮助发展中国家识别出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在政府的因势利导下它们能够迅速发展成在国内外市场具有竞争力的产业。如果政府能够选择正确的产业并进行正确的引导，这些发展中国家就会取得快速的成功，创造更多就业机会，提高出口创汇和政府收入，并成为一种良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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