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是范仲淹对后世影响至深至远的一句名言,它所表达的是自古迄今中国人最为崇尚的一种精神:“忧乐”精神。
一般说来,人人都有“忧”与“乐”,而范仲淹所说的“忧乐”是特指为官者的“忧”与“乐”,指为官者的一种品质和精神,也可以说是为官者的官德。官员是从国民中选拔出来的、承担管理社会责任的、社会中具有“特权”的阶层。官员手中握有国家、人民所赋予的权力,他可以运用手中的权力为国家、为人民做事,也可以为自己、为亲朋牟取私利。这就要看为官者的官德如何了。范仲淹所主张的“先忧后乐”观,其实就是为官者的立己之本的官德。
那么,为官者的“忧”何所指呢?
首先是“忧”国君。范仲淹的忧君之心首先表现在对于国君的不能选贤任能上。国君也是一个人,也像平常人那样有七情六欲,有其长,有其短。在治理国政中,国君也有其长,有其短。称职的为官者,应当喜国君之长而忧其短。在范仲淹看来,作为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国君要治理好国家,其首要任务就是选贤任能。然而,当朝的国君、皇帝往往因为主客观的原因,不能做到选贤任能,相反常常会近小人、亲佞臣、用庸才,致使“官乱于上”,“风坏于下”。这便是真正称职的大臣、为官者所担忧的。但是,光是担忧不能解决问题,称职的大臣、为官者应当积极地出谋划策,辅佐君王,选贤举能。范仲淹就曾屡屡上书,向皇帝献言献策。
其次是“忧”国民。明道年间,江淮、京东发生蝗灾,时任右司谏的范仲淹就请求朝廷派人赈济,仁宗不理,他愤然质问:“宫掖中半日不食,当何如?”仁宗深感有理,这才命他安抚江淮。他开仓赈灾,蠲免茶盐税,禁民淫祀,并将百姓所吃的乌昧草带回京师,请仁宗传示六宫,以戒奢靡之心。
再次是“忧”自己。在奉行“厚黑学”的官场上,在明争暗斗中,人的得宠、受器重或失宠、遭贬黜,或升或降,自己并不能把握自己的命运,有时小人的“谗”、“讥”之言就会断送你的前程。所以官员们常常是忧心忡忡:进亦忧、退亦忧,“忧谗畏讥”,难有喜乐的时候。高人一等的“忧”却是:出忧其民,处忧其君。范仲淹所倡导的忧己之“忧”实是忘己之“忧”:其忧己即忧国、忧民,因此也可以说是一种大“忧”。
那么,为官者之“乐”又何所指呢?
在范仲淹看来,为官者的“乐”特指“后天下之乐而乐”。为官者当然有自己的“乐”,但是,他的“乐”是建立在“民之乐”和“君之乐”的基础之上的。他曾经在《依韵答提刑张太博尝新酝》中说:“但愿天下乐,一若樽前身。长戴尧舜主,尽作羲皇民。耕田与凿井,熙照千万春。”这就是说:天下有道,天下有序,天下太平,天下和谐,为官者当乐;黎民百姓吃得好、穿得暖、住得舒、行得通,安居乐业,为官者当乐;为官者忠贞报国,心系百姓,遵纪守法,恪尽职守,选贤任能,清正廉洁,鞠躬尽瘁,为官者当乐……总之,为官者的“乐”就是“乐君”、“乐人”、“乐四海”。
诚然,作为封建时代的政治家、思想家,范仲淹也不可避免地受时代的局限。但是,他毕竟是一位具有改革意识的进步政治家、思想家,因而享有很高的声望。他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思想,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对后世可以说是一笔丰厚的精神财富。
为什么说这是一笔丰厚的财富?因为自古迄今,中国人都崇奉这种“忧乐”精神。一个人一旦为官,他总希望能够践行这种精神,尽管这一精神并不是人人特别是一些为官者所能够做到的。“先忧后乐”的思想所表现的正是中国人所要弘扬的民本精神、爱国主义精神、克己奉公精神,等等。这些精神也是我们当代人所要加以弘扬的。
不过,我们应当清楚地认识到:范仲淹所讲的忧乐精神是源自传统社会的家国同构体系,跟现代社会所要倡导的现代精神如自由、民主、法治、平等、理性等是有很大距离的。这主要表现在:传统社会中的民本不是民主,民本的背后是官本;传统社会的自由是任性的自由,不是个体自由,不是制度自由;传统社会中的官员的忧国忧民最终可以归结为忧己:进也忧、退也忧,在其全心全意求当官、升官的时候,时时、处处都战战兢兢、忧心忡忡、患得患失……指明这一区别是想在我们高扬范仲淹所倡导的忧乐精神的同时,要谨记:在传承忧乐精神的积极价值时,应当注意清除其封建性的糟粕。(高秀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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