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待制智勘灰栏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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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天地》2013年第2期作者:郭建
导读：这是一个所谓“离经叛道”的故事，之所以具有世界声誉，全因人类的遭遇的趋同性、同质性。
元代作家李行甫（李潜夫）创作的杂剧《包待制智勘灰栏记》，是一个具有世界声誉的包公戏。很早就传播到国外，有多种外文译本。1933年被选入《世界戏剧》一书，由英国伦敦阿普尔顿出版公司出版。德国现代戏剧家布莱希特还根据这个剧目改编为《高加索灰栏记》，广为传播。
谋杀亲夫的重案
《灰栏记》故事讲的是宋朝的时候，郑州城里有个有钱的马均卿马员外，家里有个大娘子，长得一般般，“我这嘴脸实是欠，人人赞我能娇艳。只用一盆净水洗下来，倒也开的胭脂花粉店”。马员外看中了城里妓院里的名妓张海棠。这张海棠家里“祖传七辈是科第人家”，可她父亲早死，哥哥张林读书又不成。家业凋零，母亲刘氏靠张海棠“卖俏求食”。马员外喜欢张海棠，给了刘氏一百两银子娶到家里当二房。
马均卿的大娘子没有生育，张海棠到了马家就为马家生了一个儿子，由此更得马员外宠爱。而马员外的大浑家横生嫉恨，私下和郑州衙门里的赵“令史”（衙门书吏）勾搭成奸。两人商量谋害马均卿，嫁祸张海棠。
张海棠生育的儿子寿郎做五岁生日的时候，正好哥哥张林找到马家，想向张海棠要点盘缠，去开封府做个公人。张海棠不答应，连家门也不让进。张林很气恼，巧遇的大娘子却很客气，出主意要张海棠将员外给她的头面衣饰给张林做盘缠，拿出去后却对张林说，“那知道你家妹子，这般个狠人，放着许多衣服头面（饰品），一些儿不肯与你，只当剔他身上的肉一般。这几领衣服，几件头面，是我爹娘陪嫁我的，送与舅舅，权做些儿盘缠使用。舅舅，你则休嫌轻道少者”。由此离间了兄妹，赶走了张林。
马均卿为了儿子寿郎的五岁生日，到各寺院烧香。转了一圈回到家，见海棠的衣服头面少了很多，大娘子挑拨说：“你因为他生了孩儿，十分的宠用着他。谁想他在你背后，养着奸夫，常常做这不伶俐的勾当。今日我和员外烧香去了，他把这衣服头面，都与奸夫拿去，正要另寻甚么衣服头面，胡乱遮掩，被我先回去撞破了。是我不许他再穿衣服，重戴头面，只等员外回来，自家整理。”马均卿也听信，把张海棠打了一顿。
马均卿想吃碗热汤，大娘子叫张海棠去厨房烧好端来，乘机加了毒药，把马均卿毒死。“眼见的四体难收一命亡，撇下多少房廊，几处田庄，两个婆娘，五岁儿郎”。
大娘子立刻发丧。要赶走张海棠。张海棠请求带走寿郎，大娘子说寿郎“一向在我身边,煨干避湿，咽苦吐甜，费了多少辛勤，在手掌儿上抬举长大的，你就来认我养的孩儿，这等好容易！你养了奸夫，合毒药谋杀了员外，更待干罢！你要官休，还是要私休？”“你要私休，将一应家财房廊屋舍带孩儿都与了我，只把这个光身子走出门去；你要官休呵，你药死亲夫，好小的罪名儿！我和你见官去。”张海棠情愿打官司，不愿受委屈。
妻妾对簿公堂
大娘子请来赵令史，为打官司出主意。赵令史说打官司要赢，这个容易。“只是那小厮，原不是你养的，你要他怎的？不如与他去的干净”。大娘子说：“你也枉做令史，这样不知事的。我若把这小厮与了海棠。到底马家子孙，要来争这马家的家计，我一分也动他不得了。”大娘子于是把“收生老娘，街坊邻里”，统统收买下来为自己做证见，“这衙门以外的事，不要你费心，你只替我打点衙门里头的事便了”。
郑州的太守苏顺愤是个糊涂官，“虽则居官，律令不晓。但要白银，官事便了”。郑州百姓因他罢软，起个绰号“模棱手”。开庭审理这马家妻妾争讼，见大娘子“久惯打官司的，口里必力不刺说上许多，我一些也不懂的”。叫赵令史来主审。赵令史找来“收生的刘四婶，剃胎头的张大嫂，并邻里街坊”，果然都证明说是大娘子养生育了寿郎。然后将张海棠一阵拷打，张海棠屈打成招，承认“药杀了丈夫，强夺他孩儿，混赖他家私”。
下得堂来，张海棠叫了声冤屈，又被赵令史掌嘴。“我这衙门问事，真个官清法正，件件依条律的，还有那个清官清如我老爷的？”苏太守自己也说：“今后断事我不嗔，也不管他原告事虚真。笞杖徒流凭你问，只要得的钱财做两分分。”
郑州衙门点了董超，薛霸，押送张海棠到开封府定罪去，赵令史和马家大娘子给了他们俩各五两银子，要他们在半路上害死张海棠。路遇风雪，苦不堪言。正巧遇到张林。原来张林到开封做了衙役“五衙都首领”，正要去迎接延边赏军归来的包公。由此阻止了董超、薛霸，陪着妹妹到开封府。
灰栏测试见亲情
包公在开封府见了郑州过来的公文就有怀疑，“因奸药死丈夫，强夺正妻所生之子，混赖家私，此系十恶大罪，决不待时的。我老夫想来，药死丈夫，恶妇人也，常有这事。只是强夺正妻所生之子，是儿子怎么好强夺的？况奸夫又无指实，恐其中或有冤枉”。
包公提审此案，听了张海棠的申诉，又传了大娘子到庭，以及被大娘子买通的一干旁证的证词。然后包公叫张林上来，“取石灰来，在阶下画个栏儿。着这孩儿在栏内，着他两个女人，拽这孩儿出灰栏外来。若是他亲养的孩儿，便拽得出来；不是他亲养的孩儿，便拽不出来”。连着试了两次，都是大娘子把孩子拽到手里。
包公于是假意要打张海棠，张海棠哭诉：“妾身自嫁马员外，生下这孩儿，十月怀胎，三年乳哺，咽苦吐甜，煨干避湿，不知受了多少辛苦，方才抬举的他五岁。不争为这孩儿，两家硬夺，中间必有损伤。孩儿幼小，倘或扭折他胳膊，爷爷就打死妇人，也不敢用力拽他出这灰栏外来，只望爷爷可怜见咱。”
包公断定，“律意虽远，人情可推。古人有言：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论语·为政》）你看这一个灰栏，倒也包藏着十分利害。那妇人本意要图占马均卿的家私，所以要强夺这孩儿，岂知其中真假，早已不辨自明了也。本为家私赖子孙，灰栏辨出假和真。外相温柔心毒狠，亲者原来则是亲”。
包公已经听说郑州衙门里的赵令史和马家大娘子有奸，派人把赵令史抓来。到案后这赵令史声辩说：“难道老爷不看见的，那个妇人满面都是抹粉的，若洗下了这粉，成了甚么嘴脸？丢在路上也没人要，小的怎肯去与他通奸，做这等勾当！”可张林作证，说那天见大娘子和赵令史在路上嘱咐董超、薛霸，要害张海棠。赵令史见势头不妙，立刻承认，“小的与那妇人往来，已非一日，依条例也只问的个和奸，不至死罪。这毒药的事。虽是小的去买的药，实不出小的本意”。大娘子只得也认罪。
包公最后判决：
“郑州太守苏顺，刑名违错，革去冠带为民，永不叙用。街坊老娘人等，不合接受买告财物，当厅硬证，各杖八十，流三百里。董超、薛霸，依在官人役，不合有事受财，比常人加一等，杖一百，发远恶地面充军。奸夫奸妇，不合用毒药谋死马均卿，强夺孩儿，混赖家计，拟凌迟，押付市曹，各剐一百二十刀处死。所有家财，都付张海棠执业。孩儿寿郎，携归抚养。张林着与妹同居，免其差役。”
众源汇成的智慧故事
《灰栏记》这个故事有多种来源。东汉的著作《风俗通》中记载的西汉颍川太守黄霸的故事。说颍川有富室，兄弟同居，两妯娌都怀孕。大嫂的孩子流产了，大嫂就抢了弟媳妇生的儿子。双方争讼了三年，官府无法断决。报到太守黄霸衙门里，黄霸派人抱着那个小孩子站在院子里，命令两妯娌来抢，谁抢到就是谁的孩子。黄霸观察到那个大嫂抢夺的动作很大，而那个弟媳妇“情极凄怆”，缩手缩脚。黄霸痛骂大嫂：“你不过是贪多分家财，根本不顾及孩子的安危，这事太明显了。”大嫂只得服罪，孩子归了弟媳妇。
古印度的佛教经典《贤愚经》，一名《贤愚因缘经》十三卷，在北魏太平真君六年（公元445年）由凉州（今甘肃武威）沙门慧觉（一作昙觉）等译为中文。《贤愚经》主要讲述佛陀前生作菩萨时的种种本缘经历故事，援引了印度当时的许多民间故事。其中第十一卷也有类似的故事。说有两个争夺婴儿的妇女来求见国王，国王命令两人各牵孩子的一只手，能够用力把孩子拉到自己一边来的，“谁能得者。即是其儿”。国王观察到有一个妇女“尽力顿牵，不恐伤损”。而另一个“随从爱护，不忍抴挽”。国王由此判断真伪。
而在西亚古希伯来人的《旧约·列王纪上》上，载有所罗门王故事，也是如出一辙。说是有两个妓女来，站在国王面前，请国王判断孩子是谁的。国王就吩咐说，“拿刀来，将活孩子劈成两半，一半给那妇人，一半给这妇人”。一个妓女急忙求饶，说：“求我主将活孩子给那妇人吧，万不可杀他。”另一则说：“这孩子也不归我，也不归你，把他劈了吧。”国王于是判决：“将活孩子给这妇人，万不可杀他。这妇人实在是他的母亲。”
在这三个故事里，自然是所罗门王的故事时间最早，《贤愚经》次之，《风俗通》最晚。很有可能是各地民间逐渐传播而形成的。
墙里开花墙外香
布莱希特的《高加索灰栏记》的“楔子”中，作者借剧中角色的说明，明确地告诉我们故事题材的来源：“一个非常古老的传说。它叫《灰栏记》，是从中国来的。当然，我们的演出在形式方面做了更动。”
《高加索灰栏记》中的故事发生在中世纪的格鲁吉亚，在一场暴动中，总督被杀。总督夫人仓惶出逃时只顾惜金银财物，自己的亲生儿子小米歇尔被她遗弃。善良的帮厨女佣人格鲁雪·瓦赫纳采冒着生命危险，毅然救出了孩子，并经历千辛万苦将他抚育成人。叛乱平息后，总督夫人为了继承遗产，强行索要孩子。
法官阿兹达克巧用灰栏断案的办法，总督夫人贪财残忍，不顾孩子死活拼命往外拉扯，而格鲁雪则由于历经艰辛抚养过孩子，不忍心孩子被拉伤，故事的结局与元杂剧不同的是：小孩不是判给其生母，而是判给抚养他的女佣格鲁雪。因此布莱希特在另外一个更广阔的社会背景之下，升华了《灰栏记》的原主题，歌颂了处于社会下层的普通人的崇高品格。
令人极其诧异的是，这个剧本在中国的命运远不如在国外那般的走红。尽管后世包公小说、包公戏层出不穷，可是却都有意无意地避开了这个故事。明代的传奇、南戏剧目里很难发现这个故事。明代的小说《百家公案》，将历史上流传的包公以及不是包公的离奇破案故事几乎一网打尽，可就是找不到这个“灰栏记”。晚清的《三侠五义》，再次集包公故事之大全，却依旧没有这个故事。近代各类戏曲中的包公戏剧目，大多来自于《三侠五义》，也就因此都没有这个精彩的故事。
违反礼法原则的故事
这个问题说起来是个传播学的问题，可是归结到底，却依然是个法律文化的问题。
这个剧目从古人的眼光来看，实际上是相当的“离经叛道”。戏里的主人公张海棠，妓女出身的小老婆，在丈夫死后，要和大老婆争夺儿子，这在中原汉族传统的法律里，以及正统的家族伦理里都是行不通的。
首先，儿子尽管是小老婆亲生的，但是在中国古代的家庭中，小老婆养的儿子，在法律上的“嫡母”，就是丈夫的大老婆、正妻。所以实际上没有争夺的必要，大老婆做母亲的名分固然存在。
其次，无论何种情况发生，儿子总是属于男方家庭的。小老婆被丈夫赶出家门、或者丈夫死亡，都没有小老婆带走儿子的道理。
再次，丈夫死亡的情况下，大老婆自然接替家长位置，家产自然属于她来掌管——理论上是替儿子在掌管，最后还是要由儿子来全部继承。因此马均卿的大老婆大可不必这样大费周章，所谓的“官了”、“私了”，是没有意义的。实际上按照法律，就是“私了”这一条路。所以应该是张海棠主动起诉大老婆毒死丈夫，才有可能获得儿子、也就是获得家产的办法。
那么为什么李行甫会这样写呢？只能推测当时被抛离了社会主流的士大夫们对于传统法制甚至伦理的怀疑，以及为了取悦于他们栖身的勾栏女子，特意为她们写一个能够昂首做人的故事。
而元朝以后，读书人都回归到社会主流，读书，参加科举考试，进入特权阶层，成为士大夫，因此也就不会对这个离经叛道的故事感兴趣。
作者系复旦大学教授、央视法律讲堂主讲人
责任编辑：王封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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