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文姬的南匈奴生活之谜

发布日期：2014年01月24日

文章来源：凯风江苏   作者：郑群

(转自：凯风网)

蔡琰，字文姬，三国时期著名女诗人、琴家、书法家。史书说她“博学而有才辨，又妙于音律。”兴平（公元194年——195年）中，文姬为董卓部将所虏，流落南匈奴，在胡地生活十二年，生二子。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曹操遣使以重金赎回，再嫁陈留董祀。那么，文姬在南匈奴所托何人？生活状态怎样？

“在这十二年中，她嫁给了虎背熊腰的匈奴左贤王……左贤王很爱她。”（见百度百科“蔡文姬”词条）文学史家一般也认为蔡文姬辗转流落到南匈奴后，嫁给了左贤王，生活很幸福。如王先进的《根据蔡琰历史论蔡琰作品的真伪问题》中写道：“蔡文姬虽然在乱兵中为南匈奴所虏，但到她离开南匈奴的时候，与左贤王的关系非常好，并且生了两个孩子，已由怨偶变成了恩爱夫妻。”欧阳慕媛在《蔡琰之悲》中说：“文姬的三个丈夫中，我以为，只有左贤王才是最适合文姬的。”他们的依据大约有这几点：一、据本传中记载：“兴平中，天下丧乱，文姬为胡骑所获，没于南匈奴左贤王，在胡十二年，生二子。”二、《胡笳十八拍》中有“日居月诸兮在戎垒，胡人宠我兮有二子，鞠之育之不羞耻。”论据二不足为凭，因为到目前尚无充足论据证明《胡笳十八拍》确系蔡琰所作。论据一中“……没于南匈奴左贤王”这句话，可以两种解释：一是没于左贤王手中，做他的妃殡；二是没于左贤王的部伍中。在较本传早的《蔡琰别传》中有这样的句子：“汉末大乱，琰为胡骑所获，在左贤王部伍中”。以此为据，第二种解释似更合理一些。

蔡琰流落到南匈奴，她的身份是被掳的奴隶，很难想象，在匈奴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统治者左贤王，会从这样身份的人中选择高贵的王后。如果她果真做了王后，曹操便不大可能将她赎回。因为当时曹操对南匈奴等少数民族采取的是怀柔政策，有文姬这样一个汉家女儿做匈奴的王后，充当“友好使者”，应该是曹操求之不得的，他怎可能轻易将她赎回？再说，如文姬确系左贤王后，且王“宠之”，那么，即使曹操以他的武功作为后盾，也未必能赎回来，因为王后贵为国母，岂是用区区金壁可赎的？再试着从文姬本人这个角度来推断，她在五言《悲愤诗》中有“流离成鄙贱，常恐复捐废”的句子，如她在匈奴贵为王后，鄙贱便无从谈起，也不至于会担心董祀这样一个屯田都尉的捐废。文史大家余冠英先生对此判断道“以常情论，蔡琰在胡中如果身份高贵，享奉优裕，她自己也未必肯回乡改嫁了。”反过来说，蔡琰肯回乡改嫁，说明她在匈奴生活不会很幸福。

这些在她的作品里可找到多处痕迹。五言《悲愤诗》是她晚年“悲伤乱离，追怀悲愤”创作的一篇回忆性的长篇叙事诗，多年之后，痛定思痛，忆起自己在胡地十二年的经历，文姬胸中仍充满悲愤：“边荒与华异，人俗少义理。”如果文姬与丈夫情深义笃，应该爱屋及乌，不会事隔多年后仍声声诅咒胡人“少义理”，发出“彼苍者何辜，乃遭此厄祸”的愤怒责问。笔者以为文姬在胡地的生活不仅不幸福，而且相当不堪。因为曹操遣使赎她时，她不会不知道父母已不在人世，实际上此时蔡邕已去世十多年了，而且在故乡文姬也没有一个兄弟姐妹，但是在胡地却有两个亲身儿子，从《悲愤诗》中大段淋漓尽致地描写母子生离死别的场面来推想，蔡琰应是一位母爱很炽烈的女人，“见此崩五内，恍惚生狂痴。”一个女人，常常会为了儿女，挽留一个不幸福的家庭，我想文姬如果不是出于万般无奈，对胡地胡人的憎恶，她不会割舍儿女踏上这条不归路的。

蔡文姬与左贤王（剧照）

文姬归汉后，由曹操做主将嫁她给了董祀，再看文姬的第三任丈夫董祀何许人也，只知他是一名普通的屯田都尉，不太可能有很高的学识和修养，从才情、阅历方面来看应远逊于文姬，要他去理解文姬那颗历尽沧桑，饱受苦难的心是不容易的。而且，自汉武帝将儒学钦定为国学之后，儒家的道德思想便牢牢扎根于人们的内心深处，在当时的礼教统治下，男子可以妻妾成群，女子则必须从一而终，像有着文姬这样遭遇的女人是为人所不齿的，董祀对三次嫁人的文姬，不产生嫌弃之心的可能性很小，也很难想象他是心甘情愿地去娶文姬的。文姬在她的第三次婚姻生活中非常自卑，这点在她的诗文中有印证：“竭心自勖厉”、“常恐复捐废”，每天都过得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时刻担心再一次被抛弃。我想，聪明如蔡文姬，一定能预料得到回乡第三次嫁人之后的生活状况，一定会有充足的心理准备的。在这种前提下，文姬还毅然选择回乡，这只能说明几点：第一，蔡文姬的第二个丈夫并非南匈奴左贤王；第二，蔡文姬的第二次婚姻并不幸福；第三，蔡文姬在南匈奴的十二年一定相当不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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