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ar of the County Down 马友友
读完刘小枫的书《沉重的肉身》之《牛虻和他的父亲、情人和她的情人》一章，有一些零散的话要记下来。
忘记在谁的文字里看到说，不是人人都写得好阅读笔记的，当时并不知道好的阅读笔记应该是什么样子，因为我之于文字是没有研究的，只是泛泛地觉得好，有时候甚至说不上为什么的好，就喜欢了，好在，我不具备引导别人阅读方向的可能，否则真不敢随便喜欢了。
不得不承认，对于教科书和公众媒体，公众人物的影响力，我会默默祈望这些有影响力的组织和人，能珍重这引导的能力，多一份持重。
再回来说这一章书，我把它看成是一篇非常优秀的阅读笔记。这一章书是作者阅读《牛虻》后，从这个革命故事中，抽离出叙事伦理学的枝节，他把整个革命事件的外壳轻轻剥落，让每个人物从书中走出来，叙述他们自己，表达他们自己，呢喃一样的诉说，叹息一样的忧伤和迷茫，眉峰纠紧一样对生命的诘问或忏悔，这些都不是原著中的，都是作者从书中剥析出来的，忠于原著的情节，又深刻了脉落。每个人生命历程和心路历程不同，他们在生命中渐渐形成的生命认识，生命意义各不相同。
这是我喜欢的读书笔记的样子，不是现代教育和考试中讨论中心思想，段落大意，分析情节安排的巧妙，洞悉作者潜藏的意识，总结语言特色这些技术活。大概像风吹落满树的叶子，只余骨骼的剥离，又大概是只看取满树繁花不忽略枝干的直面真义。我尊重的中国画，往往也是这样子的，不是那么重视技术上的精湛，落到纸面上的，只余风骨神彩，画空山只画一个空，画寒梅只画一个孤冷，画也是直见性命的一种阅读，画者是阅读着整个世界，落到笔上的，是他的阅读笔记。
阅读笔记不是技艺分析，是在一本书上，种自己的花，那花就是自己因此书而起的情思。
在《牛虻》这本书里，作者关注的是“当一个人的生命被感受为破碎时，应该如何生活。”书里面，人人都有自己私人的痛苦。
第一个叙述自己的是吉普赛姑娘绮达。她漂亮，性感，野性，牛虻“借用”她的身体，却并不爱她，绮达钟情于自然人性的生活，对爱情的期许胜过感官的沉溺，她是爱牛虻的，舍下自己的族人与牛虻一起过着流亡生活。后来牛虻在她的追问下承认自己从来没有爱过她，从来没有把她当作一个女人。那是一种怎样的悲哀啊，绮达说，我不肯再“把身体借给他用”，我们吉普赛女人把人生看作流浪，看重人生流浪中的两情相依。她留给牛虻一张纸条“我是一个女人，我是爱过你的，就为了这个缘故，我不愿意再做你的婊子了。”
第二个叙述自己的是牛虻的情敌玛梯尼。玛梯尼是一个温良，明慧的人，对他人和自己的命运都有很深入细腻的洞悉，他深深地爱着琼玛（牛虻唯一爱过的女人），就是陪在琼玛身边不说话，也能体会到宁静温馨的甜蜜，他欣赏并尊重琼玛，认为“情爱是最为纯粹，也最为脆弱的自由。”，为着给琼玛这份最纯粹的自由，他好多次忍受住向琼玛说“珍惜我们的相遇”这句话，这句话是他从太多人的相遇，误会，痛苦中一点一点辨识出来的，他了解自己，也了解琼玛，更了解情爱的不可勉强，这也是他所认为的情爱之高贵所在。他说“我并没有要与牛虻争夺琼玛，我不是牛虻的情敌，我崇尚爱的自由。这是一种高尚的举动吗？不见得。我的性情如此而已。你们这些听革命故事的人，不要以为我是出于革命友谊而不与牛虻争夺琼玛。情爱的受伤是生活误会的自然现象。受伤的情爱有明智的和悲愤的，就像我的明智和绮达的悲愤，并没有崇高或卑劣之分。我的明智并非得自于我的革命者情怀，而是出自我的个人天性。”
第三个上前叙述的是琼玛。琼玛缓慢又明白地讲述着牛虻和她自幼年起的情爱之恩怨，她因为打了少年牛虻一个耳光，负罪感压迫她太多年，事实上那少年并不是因她的这个耳光而跳海自杀，且自杀也只是这个少年制造的假象。她看清楚牛虻和绮达的关系，同情绮达，谴责牛虻对绮达的轻贱，她也看清楚玛梯尼对她的爱情，她也尤其看清楚牛虻的自私、冷酷、残忍、刻毒，可是她说“我其实是一个极端的女人，一个痴爱得癫疯的女人，为了少女时候的爱而极端，癫疯。老实说，玛梯尼的心性比牛虻好得多。我有时想象，要是与玛梯尼一起生活，这会幸福，他懂得抱慰我，我们的性情和生活信念都相合。我要是懂得把初恋的伤感留在记忆的想象中，就不会错失自己的幸福。人往往只是为了一丝细小的情感而抛出了整个生命。在情感的某一个尖锐的点上牺牲了一生的幸福。”
第四个轮到牛虻的生父蒙太尼里神父。牛虻是他在做修士时与一个美丽女人发生爱情后的私生子，他在上帝和爱情中选择了上帝。由此，他的生命陷入无尽的痛悔。他带着一颗破碎的，痛苦的心在祭坛面前忏悔终年，他承受着牛虻的报复和仇恨，他说“牛虻的怨毒既是我的罪过造成的，也是他的性情造成的。但他毕竟是我的儿子，因此是我私人的痛苦。”
最后牛虻上场，历数他自童年起所遇的一切耻辱，创伤，他承认了他的革命是一种乔装打扮，他所做的一切都源于私人的痛苦，都是为了复仇。革命只是一个外壳，内里燃烧的是他的个人爱恨情仇。
作者刘小枫是在玉米地里守夜时，聆听这几个人物的自述的。当他在清晨一梦醒来，好像做了一个牛虻革命神话的大梦，他说“牛虻的父亲、情人和默默爱她的情人都令我感动，只有牛虻不再让我激动，我觉得他有点可怕。要是琼玛早点从自己愚情般的痴爱中醒过来去抱住玛梯尼，该有多好......”
在《沉重的肉身》这本书的引言里，作者讲了叙事与伦理的关系。他写到“什么是伦理？所谓伦理其实是以某种价值观念为经脉的生命感觉，反过来说，一种生命感觉就是一种伦理；有多少种生命感觉，就有多少种伦理。伦理学是关于生命感觉的知识，考究各种生命感觉的真实意义。叙事伦理学，是通过个人经历的叙事提出关于生命感觉的问题。叙事伦理学从个体的独特命运的例外情形去探问生活感觉的意义，紧紧搂抱着个人命运，关注个人生活的深渊。理性伦理学的质料是思辨的理则，叙事伦理学的质料是一个的生活际遇。理性伦理学要想搞清楚，普遍而且一般地讲，人的生活和生命感觉应该怎样，叙事伦理学想搞清楚一个的生命感觉曾经怎样和可能怎样。现代叙事伦理有两种：人民伦理的大叙事和自由伦理的个体叙事。在人民伦理的大叙事中，历史的沉重脚步夹带个人生命，叙事呢喃看来围绕个人命运，实际民族、国家、历史目的变得比个人命运更重要。自由伦理的个体叙事是个体生命的叹息或想像，是一个人活过的生命痕迹或经历的人生变故。人民伦理的大叙事是教化是动员，是规范个人的生命感觉，自由伦理的个体叙事的教化是抱慰，是伸展个人的生命感觉 。”
从这个引言中，我们就不难理解，作者让《牛虻》书中的人物一一做自己对生命的认识的陈述，这是个人独有的生命际遇，和相应的生命感觉，与革命事件无关的一种个人情怀曲折。
我同意玛梯尼关于个人性情不同，对于人生种种事件反应不同的说法。就是同样的生命破碎，情爱受伤，发生在不同人身上也有不同的后果。相同的是挫折，痛苦，灾难，偶然，不同的却是人生，这不同就是由人的不同性情造成的。
人无法消除生命中永无止息的悲伤和欢乐，可是人却可以通过调整自己的心性来好好地对待它们，在这个好好对待的过程中，人的品质得到自主的修正，通过人自己来缓解，矫正外力对于人的伤害程度。
从前有一句话说“多年的媳妇熬成婆”，这时候，成为婆婆的人是因为自己体会过媳妇的苦而格外善待媳妇呢，还是把自己从前忍受的所有痛苦都变本加厉地清算到媳妇头上呢？譬如曾经穷过的，富了之后是踩踏穷人还是帮扶穷人呢？譬如牛虻所遇的种种屈辱，疼痛，他是报复到别人身上，还是因为自己深深体尝到生之苦楚而放弃报复，因自己痛过不忍别人再痛，因自己饿过不忍别人再饿，因自己冷过不忍别人再冷呢？
人生中的苦难与人的生命质量并不是绝对的因果关系，并不是说一个遭遇了屈辱，不公平，破碎的人就一定会拥有破碎、扭曲的人生，这中间不是对应的铁律，打破这铁律的是人性情的不同，也就是生命质地的不同，而生命质地除了先天的因素起着作用，也可以通过后天自觉的努力得到改变。当我们说，这个人真了不起，如此多的残酷事件一一发生在他的身上，而他居然保持了不被这些事件打败、侵蚀，依旧焕发生命的光采，与另一些人相比，这个人的生命质地是不是更柔韧，更优秀呢，就如同同样的风雨作用在不同的花木上，会出现倒伏和倔强的直立，那是花木的特性决定的，花木们没有改变生命质地的能力，而人有，这是人的高贵之处。
作为人，怎么能放弃这份高贵呢？
人，真的是秉性难移吗？牛虻就注定一生做冷酷，刻毒的牛虻吗？就不能看到玛梯尼那样做人很好，像他一样去体恤他人，小心地爱别人吗？一个人如果想给自己的自私，残忍，冷酷找借口，总是会有的，一个人可以为出身，为生下为就背负的耻辱，为童年的一段阴冷经历去耿耿于怀从而报复生命，可是，他毁掉的不止是别人的人生，也有自己的。如果想为自己不好好生活找借口，那多的是，因为人人都有痛苦，富人有，穷人有，看上去甜蜜得像苹果的人有，说起来像米虫的人有，大大小小的痛苦微粒充斥人生，如果一定要把它们拥抱进血肉里，主动地让它们成为自己的癌细胞，从而主动选择了病态的生命，这是一种对生命的偷懒，不负责任。牛虻说，不要说我病态，谁不病态？
是的，人人血肉里都有细小的痛苦渗入，但有人不会主动让它们生成癌细胞。琼玛说，有人为情感某个尖锐的点牺牲了一生的幸福。牛虻咬定生命中的破碎不放松培植成阴冷，琼玛任这个尖锐的点影响了她整个身心的明丽。
当清晨来临，刘小枫结束了对书中人物的倾听，我又开始设想，他们后来，有没有过对自己人生的另一种设想？
我想，这就是叙事伦理落实到一本文学作品，甚至落实到一个坊间故事，一个人的自言自语日记，一次长谈。。。落实到这一切上的意义之一。
当我们从这生命的回顾和设想中，从这生命的提问和回答中，从这生命的迷茫和清醒中，更清晰地看到自己生命本来的样子，那就是落了繁红又落了叶黄的寒枝凛冽，又或是忽略了枝干的温柔花树云霞一样氤氲开来，满纸温润，满纸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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