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淑芳：轻逸是生命的德行

萧淑芳的水彩画《飞红》（东北丽春花）（立轴纸本 66.5×66.5cm），很能代表她一生追求与擅长的花儿的风格，清一色的少女样，柔情似水。

 

 

萧淑芳：轻逸是生命的德行（上）

凡子/文

 

《东方艺术?大家》2013年七月专栏文章

 

阅读中国历史，无论是远还是近，都令人免不了要好奇一件事，在这个始终强调集权和集体主义的国家里，作为渺小的个人，那种个体生命的叙事感觉，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去完成，并留下过什么样的痕迹？

翻开中国美术史，无论是断代史还是通史，一段段细究下来，发现它们其实也不过是一桩桩独特的艺术个案，是绝不相似的个体的生命，挨个儿写就了这美与思想的历史，即使其中太多的个人从未留下名字。

女性在中国历史里几乎未被正眼瞧过，女性画家于美术史中更是难觅踪迹，偶有惊鸿一瞥的遇见，“她”也是隐在男人身后的、他的“氏”。

在国家意识形态里，苍生可以忽略不计，不论男女。在男性意识形态里，女性又可以忽略不计，无论老幼。进入美术史，作为社会“第二性”的女性，仍然被强权意识压在底下，难以看到她们一个舒展的身影。

那么，这被削弱的个体生命，是不是真的被意识形态抹掉了？对世界的平衡起着重要作用的女人，是否会听任自己销声匿迹？而女性画家中，有没有人一直在顽强地书写着她自己的符号，直到有一天终为人知，或即使永远不为人知？

 

萧淑芳（1911-2005）在中国这一百年的近现代画家里，是一位安安静静的女性，声与名都不那么显赫，不那么被外人所知。

比起她同时代的艺术女杰，如年轻早逝的蔡威廉、落难屈辱的李青萍、远走法国的潘玉良、不得入国门的方君璧，萧淑芳的人生故事没有那么强烈的周折，当然也没有那么令人心痛和让人惋惜。她好似隔壁邻居家的一个孩子，年轻时是邻家姑娘，年老时是邻家婆婆，可望可及，仿佛一出家门，拐角处便可碰见她。

这种亲近感是主观的，也是有来源的。一方面是萧淑芳有十分质朴的个性，可以把以前的大家闺秀气质，当成思想上的一次再认识而做出改变，变成普通人一个，以与她经历的那个时代气息相吻合。另一方面，她又是自新中国提倡“妇女能顶半边天”之后的国家新型人才，既是美术学院的老师，又是画画的艺术家，还是画家的妻子。社会与家庭角色的双重担负，与我们熟悉的成年女性没有什么两样。更因萧淑芳任教的中央美院，是自己曾进进出出的校门，在心理距离上，确实令人心生亲近感。

只是，缘于年代所隔，以及她的出奇安静，对她的知道，竟也只是近两年的事。这个迟来的知道，也在于读过的艺术史章节里，没有出现过她的名字。

她是女人，她大多只画花卉。这两重的意思，似乎都暗示着一种过于的抒情，一种思想的不在场，一种开拓精神的缺席。或是艺术史也在沉吟，要从哪个角度，去写这个花花朵朵的女人，去肯定她的存在。

 

萧淑芳爱画花儿，是有着她轻盈的出处的，因她人生的豆蔻年华，本来就生得如一株美丽的花儿。

与民国之年几乎同时诞生的萧淑芳，当她来到这个世界时，举家都在用炽热的心与最好的条件欢迎她：这是他们这个书香世家盛开的第五朵花蕾了。

这个锦衣玉食的大家庭，旧式家族的陈腐气息是没有的，一共生养了七朵花儿，父母却没有重男轻女的观念，且以很舒展的方式来表达他们重女的心：给予她们最好的也是有别于传统的教育——静态修养方面，音乐、文学、绘画是孩子们成长的基本粮食储备；动态方面，骑车、滑冰、游泳、到处疯跑玩耍，是她们个性丰满的辅助储备。

这种敢于接纳新思想，不拘一格育人才的家庭，培养出来一个个的音乐家、画家、生物博士、技术工程师，似乎都是顺理成章的事。

萧淑芳是那个顺理成章成为画家的人，她不需自己立志，家中已为她的天赋作好了铺垫。是她的父亲萧伯林发现，这个女儿对有形有色的东西特别敏感，画花是花，画人像人，大有可以培养的艺术潜质，于是先请名家来手把手地教导女儿习绘水墨画，在女儿十五岁那年，干脆送她去读了当时最好的美术学校北平艺专学最新式的油画。三年之后才去南京作了中央大学艺术系的旁听生，直接师承于刚从法国回来的徐悲鸿，继续学素描与油画。

于此我们知道，从严格意义上来说，萧淑芳的童子功其实是油画，不是我们今天熟知的水彩或水墨。也无怪乎年轻时的她，画出的鱼儿，功底那么扎实、有神韵，比起那个时代极擅画人物与鱼儿的油画大家李铁夫，竟是后生可畏似的毫不逊色。萧淑芳的父亲，真是好一双慧眼。

 

从当时也在南京中央大学图案系当教员的蒋兆和给萧淑芳画的一幅素描来看，韶华时的萧淑芳果然像个淘气的邻家妹妹，五官清秀，短发齐眉，嘴角一个浅浅的酒窝，眼睛里闪烁着一股精灵气。略显瘦弱的小身体，穿着的则是好看的小短衣与小短裙——不要忘了，这是民国年间的小女生啊，看上去竟与我们此时的模样没有什么差别。

原来好家庭出生的姐妹，其神貌与生活方式，都少受上千年来的封建教条的约束，又得了父母满满的爱与看重，只是坐在那儿的一个平常样子，也透着自信、开放与现代的气质。

了不起的蒋兆和，给萧淑芳画这幅素描时，想来是好快的功夫。因为那淘气的被画的丫头，好似给人按坐在凳子上一样，如果蒋兆和不快点把她画完，她就要一跃而起，跑出去玩耍去了。

事实上萧淑芳确实也是个极善运动的优良种子，静时能画，动时能在冰上蝴蝶般翻飞，曾玩出个华北女子花样滑冰冠军的头衔来。

看到她年轻时在冰面上腾空而起的轻盈身影，那种我们改革开放多年以后才见识到的美与优雅，难怪现今的艺术家也要脱口诙谐地赞一句：美得惊动了党。

只是，蒋兆和笔下的萧淑芳的那个瘦弱，也是真实的。她不是因为很健美才热衷于冰上运动，而恰恰是她天生有比较弱的身体，才想通过锻炼来获得一个能写、能画、能自由跑跳的活泼生命。

很有意思的是，在南京中央大学当旁听生的这半年里，那个将和她的下半辈子有深刻纠缠、也就是我们后来熟知的艺术家吴作人，也在当旁听生。只是当时，他们一个有女生的小小骄傲，一个有男生的羞涩的倔强，即使心有所动，两个人竟然擦肩而过，要过十七年之后，二人都留了学、失了爱人、有了一颗创伤的心，在一起工作了，这才从两心吸引到顾惜彼此、相知，终成为一家人。而为他们主持婚礼的，正是他们当初共同的恩师徐悲鸿先生。

 

以油画为主、水墨为辅，有多名名师一路指点下来，又两度入读美院，萧淑芳已习得了娴熟的绘画技术，此刻，她缺少的或许只有与西洋油画以及背后的文化面对面的那种见识了。为了捅破这层隔着的玻璃纸，萧淑芳在二十六岁那年，得父母的双手赞成后，她便如年岁稍长的大姐姐们如方君璧、蔡威廉、唐蕴玉那样，去了西方留学，在英国伦敦斯莱德美术学院（Slade school of Fine Art）主攻雕塑，同时兼学色粉笔画与木刻，这对丰富她的人生境界，以及后半生转型专绘水彩与水墨画，是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的。

在学校里，她没有如大姐姐们那样从头修习油画，她已经不用再打这个基础了。她以一种很接地气的方式来扩展自己的见识与学习，去欧洲各国使劲儿看博物馆的藏品，或入艺术家们的自由画室去观看与参与他们的创作，当她三年后回国时，手上的技艺与眼界，自是比出国前更上了一层楼，艺术的元气可谓给培养得足足的了。

在这里，从萧淑芳身上，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了民国时代的某种特征与气息，社会的整个文化生态，对内对外都是流动的。在经历了资产阶级革命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思潮后，国家与个人的关系更多是彼此成全，人的精神气质也比较高昂、舒展。好家庭里的女子，则洋溢着一种鲜活的女儿态。直至1949年之后，大环境才迫使个人变成了服从的工具，人们融入了集体主义与永远看不见摸不着的伟大理想里，个人的生命感觉与宝贵的创造力，都被不同程度地消解与磨蚀了。

 

几乎是自学成才的绘画大家蒋兆和，年轻时曾与萧淑芳同校。不过蒋兆和那时是南京中央大学图案系的教员，而萧淑芳只是做旁听生。幸好有蒋兆和的这张素描，才留下了萧淑芳少女时代的顽皮样子。从时间上推算，此幅素描应该绘于上世纪三十年代末。

 

油画《玫瑰花》（60×45cm 1947年）是难得一见的萧淑芳的早期作品之一。因她后期完全改画水彩或水墨花儿了。

 

《北海溜冰》（纸上水彩 58×43cm 50年代）是萧淑芳中年以后对自己年少青春时的生活的描绘与回忆。五十年代的政治空气已经很紧张了，这样的题材是要遭受批判的小资情调。好在她是美院的教授，可以“教”学生画这样的作品。

 

《北京冬季的什刹海》（布上油画 1954年）与上一幅水彩画，同理同情。事实上，这种图式已经有明显的个人特征，如果允许自由发展，照着往下走，会形成她强烈的个人风格，走出她的道路。

 

《月季、芍药、小菊花》（水彩 33×40.9cm 1954年）浅浅点酌，活龙活现的花儿便显出来。看来，萧淑芳的没骨花卉在五十年代其实已经开始。幸好以教学的名义，可以名正言顺画这些资产阶级的花花朵朵，不然后期的花卉只怕达不到那样丰饶的清新。

萧淑芳的水墨画《剑花》（镜心），是她弃油画而改为专攻水彩与水墨画之后的绝佳作品。从构图、色调与笔触，那派“小雨润如酥”的模样，令人叹为观止。

 

萧淑芳：轻逸是生命的德行（下）

凡子/文

 

《东方艺术?大家》2013年七月专栏文章

 

萧淑芳去英国留学时的样子，一如她在冰天雪地里轻盈滑冰的样子，美好极了。她穿西式的洋服，也穿中式的对襟锦缎袄，或是身着刺绣旗袍，是大家闺秀、也是女知识分子的端庄模样。留学回国之后，这样的美丽她保持了许多年，而此时的油画花卉也正在她手中朵朵绽放。到1948年与吴作人结婚时，她黑发轻卷、绣衣缤纷的俏丽身影，被夫婿美美地绘在了绝无仅有的几幅油画中。

婚后一年，新中国宣告成立，社会主义革命兜头席卷过来，萧淑芳的卷发与华服，从此如给狂风刮过，再也无福看到。而她最旺盛的艺术生命力，在教授学生之余，则拿来投入了政治性的主题绘画中。

那个时候的知识分子是真挚而单纯的，对掌权后的无产阶级提倡的思想改造也是发自内心的。她的发型、她的美衣、她笔下的绚烂花朵，对比起还处于饥饿线上的广大中国民众，几乎意味着一种罪恶。所以萧淑芳自己也说，对劳苦大众的同情与尊重，是她心底的情感。基于这种同苦的情怀，她首先从外貌上把自己变成了普通劳动者一个，这种改变后的朴实无华，可从她五十年代的几幅自画像中看到。

也基于对新社会的信仰与信任，在艺术创作上，她画小八路、画领袖像，画戴红领巾的少先队员、画小朋友植树苗，也画热火朝天的工地、水库，画妇女炼钢铁、农民劳作。这些创作题材，呈现的几乎就是新中国之后社会与经济发展的一条脉络，自然，政治覆盖了一切，从中也可以观望到艺术家在接受思想改造上，一心想“跟上时代步伐”，把自己融入新社会的热切心情。

 

但思想是否真的可以被改造？人性是否真的可以被某种主义压扁？丰富的个体生命叙事，是否真的可以被集体主义取代？人对富裕及安宁生活的向往，是否真的可以通过一浪又一浪的阶级斗争获得？生命对美的本能渴望，是否真的可以被当成杂草除掉？

萧淑芳一个特别微小的动作，基本上就可以回答这些本质的提问了。在她早年一本泛黄的速写本里，夹着一朵压得平平整整的干花。那或是她在某次参加文化遗产考察、临摹壁画，或参加土改，或到热气腾腾的工地去写生时，随手采下的一朵小野花。

这朵带回来的小花，这个细节，似乎不值一提。可是，这里面透着的，就是不可更改的人性，不会被任何主义否认掉的对美的饥渴。再猛烈的斗争，再无情的批判，象征资产阶级思想的花花草草，与自己还是一个整体，无法分割，这是她的天性所在，更是前半生所受的文明教育与积蓄的元气所在。

事实也确实是，萧淑芳一生的至爱，就是花儿。虽然从绘画材料上，由于教学的需要而改用了人们最易接受的水彩与水墨，几乎不再画油画，但从萧淑芳一生坚持的效果来看，花儿那派“小雨润如酥”的模样，还是淋漓地尽显于她的笔端了。

萧淑芳可以在一种极端的政治高压、在文革美术一片 “红光亮”的海洋中，找准画花儿的这条主线走下去，有一点实是很庆幸。自1950年起，萧淑芳就一直在中央美术学院当老师，期间虽然与吴作人一起遭受了排挤打击、抄家、下放劳改等折磨，损失过许多珍贵的画稿与收藏的珍品，但这个不幸毕竟没有成为最大的不幸。他们得到了好心人的关照，有了存命之喜，留得了青山在，在新一轮的国门畅开之后可以继续安然画花绘朵，可算是老天的恩佑了。

 

一个人要成就自己，生命的长短固然至关紧要，但心气儿与思想也要一齐到位才行。

萧淑芳的花花朵朵，几十年里一张张鲜然出落，墨气足，小小地开在那里，都是绚烂之极、归于宁静的状态，是她足足的心气儿活泛在她身体里的那个状态。

墨气足，而花却恬淡，严丝合缝地吻合着她的恬淡性情。

忘不了与她的作品面对面时，顿感董其昌所指的那种“脱去胸中尘浊”的明净，就在眼前。花好得那么轻逸，好似一个年岁从不曾增长的少女，用笔沾了澄澈的湖水，再借点光的颜色，洇染出来一纸的深绯与赤红、青碧与浅葱。

花是大自然的最奇妙之处，是植物界的女儿。人间的女儿看到它，天生就懂得，两两相视而笑，相知了一辈子。

要说人生的快乐，萧淑芳不是全有；要说经历的不幸，萧淑芳不是全无。凡从中国的政治大环境里幸存过来的人，酸甜苦辣与刻骨心痛，全历历存于心中，轻易不触碰，不翻阅。

将这种人生的尖锐起伏，化为一种静心的圆融，是好大的一种能力。

不能不说，她的宁静气，是她最初的家给予了她深厚的底气，是她半生相濡以沫的爱情，一直在扶助与润泽着她。

生命是需要一种德行的，永远有一股心气儿是一种德行，化不可承受之重为可承受之轻，更是一种德行。有了这种德行，那渺小的个人便有她的强大之处，那温柔的倔强便可收拢人生的破碎感觉，那被反复的阶级斗争所抹去的自我，则可在永不弃笔中得到重生，社会主义理想的伤人设计，也可有力量去作出顽强的抗御。

 

萧淑芳的花，开得明净，开得绝无仅有——那一辈如她这样画到生命尽头的女性画家，国内几乎再看不到第二个了。

从艺术样式上来讲，无论油画、水彩还是水墨，萧淑芳的花都具有相似的东方气质。百花归于笔下，清一色的少女样，不显一点颓废，不沾一丝尘土，是弃了生命中的灰暗而留下来的明亮，是避了浮躁而保持下来的端庄，一种很丰饶、很大气的小清新。

在中国古代美术史中，清初有一个厉害的没骨花卉大家恽寿平，画过气势磅礴的人间山水，更画过世间花儿那付水汪汪、清而有神的样子，是将没骨画发展成一个成熟品种的、集大成的老祖宗。

萧淑芳正好画的也是没骨画，其中虽然透着淡淡的西画的影子，但终究是融化了的、属于自己的东方气韵。在师承上，萧淑芳的老师有过李超士、齐白石、汪慎生与徐悲鸿，都是手把手教过她的大画家。但当她转入只画花卉时，只怕她心中追随的，还是恽寿平这个真正的花卉高手。因为，任何对中国美术史有所了解的人，想在没骨画上有所突破的人，都不可能绕过恽寿平，也绝不想错过他，因为恽南田的花实在是太出神入化了。

只是，萧淑芳没能画过恽寿平这个老祖宗。如果说恽寿平是一个成熟睿智、蔚然大气的老者，萧淑芳在他身后，仍然只算是一个有着美丽笑靥、谦虚求教的后生晚辈。不过，但如恽寿平有知后代才俊中的好女儿萧淑芳，对她这一手随心所欲的花儿，必然也是含笑首肯的。

 

在萧淑芳孜孜以求自己的清新花卉时，差不多在同时代的西方，美国现代女性艺术家乔治亚?奥基芙（Georgia O'Keeffe），也在以自己的方式画着她热烈奔放的花儿。那些花并不是我们中国传统花卉的含蓄模样，片片花瓣放射着热力，巨大而近距离地与人的视觉相碰撞，震得人心中一颤。即使是一朵娇嫩的小花蕊，也可以占满整个的画面，却也有一样的明净色彩，美得令人沉醉不已。

这种符号的样式是奥吉芙特有的，在她之前没有人这样画过，在她之后要想再画这样的花朵，无异于一种拙劣的模仿与重复。

与奥基芙极其个人化的艺术相比，萧淑芳还没有走出中国的传统。在她所处的时代，在她最有创造力的时候，大环境对个人是否认与侵略的姿态。而作为敏感的个人，将本能地回避这种强权，对现实产生出离心，在情感上关上大门，以求得一己之心的片刻宁静。

中国隐逸文化如此发达，正是社会长期以来对人的掠夺与侵略造成的心理渴求。这样的外部环境，过去与现在都从未有过根本的改变。

而同时代的奥吉芙则在她的自由国度，很漂亮地把自己完成了，她的艺术对美国文化与现代艺术产生出巨大而持久的影响力，这种个人对社会所做出的贡献，是我们这样一个惯于束缚人身自由的社会所永远无法去成就的。

萧淑芳的花朵是纯粹的个人感受，是一种倾听内在情感的抒情笔墨，开得那样宁静出尘，迎风浅浅摇摆，是属于她个人的小小生态。

但这样的生命痕迹，这样的小生态，既给未来之人提供学习的范例，又促使人们对过去进行反省与思考。她的存在及拥有的经验都极其宝贵，一点儿不可小觑。

我认为她隐逸的生命的样子，是中国女性在“自我”走投无路之时，能做到的最好的样子。

 

萧淑芳的《女少先队员》（设色纸本 36×24cm 1955年）虽然是那个特殊年代留下来的现实主义作品，但它健康明朗的面目，积极向上的气质，仍然十分讨人喜爱。

 

萧淑芳的油画《佛子岭水库》（1954年），是人们热火朝天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一景。大人们在建真正的水库，无人照管的孩子们，也在沙坑里建他们的“水库”。从正面去想，这样的作品是积极的，而从其它的角度，里面太多的东西需要重新阐释、梳理与更正。

 

萧淑芳的《植树》（镜心 设色纸本 55×41.5cm）是一件气息特别纯正的作品，立意高，笔墨点染得好，让我们想起另一位大画家丰子恺的作品来。

 

《迎风》（镜心 设色纸本 49.5×28cm），很丰饶、很大气的小清新。

 

杂志中的萧淑芳一文，版式设计得很舒展、悦目，放在这里欣赏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