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年来,一句来自西方的医学谚语“偶尔治愈 常常帮助 总是安慰”在中文网被广泛传播。
我之所以将之称为医学“谚语”而不是医学“格言”,是因为这句话通常被认为出自“西方医学之父”希波格拉底之口,却没有任何实据可考。
我又将之称为弥天大谎,是因为,国内广泛流传的这句话被认为出自一位名叫爱德华·利文斯顿·特鲁多的“名不见经传”的美国医学的墓志铭。
在国内,很多医生和媒体人引用这句话常常用来说明医学的局限性,或医学是饱含人文精神“温度”的技艺,而非冷冰冰的科学的学科。
这句话尽管流传广泛,在中文网流传的历史却并不久远,最早见于2006年中国青年报上的一篇介绍北京协和医院病案的文章“病案里的医道仁心”中。
在文章最后一段,出现了包含这句话的文字:
“……老协和图书馆的一本英文原版书上读到过:英国的撒拉纳克湖畔,镌刻着一位无名医生的铭文:
有时 去治愈;
常常 去帮助;
总是 去安慰。”
同年,南方都市报一篇回顾SARS疫情的文章也引用了这句话。
但在2010年之前,中文网上很至少见到这句话的踪迹。
直到2012年,《健康管理》杂志发表了一篇标题为《“特鲁多”启示录》的文章后,这句话才得到了广泛传播。
为什么说这句话是由上述文章传播开的呢?
这是因为,后来的很多文章中都照搬了《“特鲁多”启示录》一文出现的一个低级错误,称:
1837年,只有24岁的特鲁多不幸被诊断患上了肺结核;并由此推断他出生于1813年,915年死亡时的年龄超过了100岁。
而事实上,“1837年”只不过是“1873年”的笔误——见后文,却被以讹传讹衍生出“寿命超过百岁的超级笑话”。
与国内流传的“无名”、“名不见经传”大相径庭,爱德华·利文斯顿·特鲁多是美国20世纪早期一位著名的医学大家,世界结核病治疗的先驱,著名的阿迪朗达克结核病疗养院和美国第一家致力于传染病研究的萨拉纳克实验室的创始人,在1910年正值其结核病疗养院25周年纪念日时,他被推举为了美国内科和外科医生大会主席,成为了美国医学界现有最高学术地位的那一个人。
他于1915年11月因肺结核去世后,《纽约时报》分别于11月16日和21日,短短5天内连续发表了2篇长文来纪念这位“医学英雄”。
在美国,特鲁多的传记就有多个版本,被赋予诸如“健康英雄”“钟爱的医生”等各种美誉。
在链霉素等抗结核药被发现之前人类与结核病斗争的历史上,
首先发现结核病传染性的法国科学家维勒明,
和首先分离出结核杆菌的德国伟大的医学家科赫被公认为结核病研究的先驱,而特鲁多则被认为是结核病治疗的先驱。
也就是说,不仅在美国医学史,就是在世界医学史上,特鲁多也具有一定的位置。
2008年5月12日,作为纪念杰出美国人系列的一部分,美国邮政署还发行了一枚76美分的邮票,上面的铭文称,特鲁多是一名“肺结核学家”。
就这样一位著名的医学家,能被认为是“名不见经传”吗?
在纽约时报的两篇纪念长文中,记者对特鲁多医生一生的上上下下、里里外外,甚至其祖宗八代扒了个通通透透。
据纽约时报记者的“洛阳铲”发掘发现,特鲁多家族是法国人的后裔,首先去到了加拿大,特鲁多这一支后来才辗转到了美国新奥尔良。
加拿大历史上著名的“父子总理”皮埃尔·特鲁多(3次当选)和贾斯汀·特鲁多就是出自特鲁多医生家族。
爱德华·利文斯顿·特鲁多于1848年10月5日出生在纽约,到1015年11月去世时,享年67岁,而不是活过了百岁。
爱德华·利文斯顿·特鲁多的父亲是一名军官,母亲是一位在法国出生的美国医生的女儿。特鲁多在3岁时被送到法国接受教育,直到18岁才返回美国。
特鲁多原计划从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后进入安纳波利斯海军学院,由于其先他进入海军学院的哥哥患了肺结核,他不得不负责照顾自己的哥哥。
3个月后,他哥哥死于肺结核,这改变了年仅19岁的特鲁多的志向,希望下半辈子致力于消灭结核病而进入了哥伦比亚大学医学院(当时称内科和外科医生学院)学习。
他于1871年毕业,与人合伙在纽约开业,并于同年结婚。
然而,不到一年后,特鲁多也被诊断出患上了肺结核,并于1873年,在他26岁的时候被判仅剩下了6个月生命。
由于彼时结核病已经被确认是一种可以传染的疾病(维勒明1868年),这引发了人们的巨大恐慌,结核病人通常会被驱逐出城市。
作为医生的特鲁多也不能例外,他于1873年5月份被勒令出城。
在朋友的建议下,特鲁多打算到阿迪朗达克山脉的萨拉纳克湖去“等死”。
但是,3年后的1876年,特鲁多不仅没有死去,身体反而强壮了很多,于是重新开始执业行医。
6年后的1882年,特鲁多通过偶然的机会接触到了德国医生赫尔曼·布雷默有关在寒冷、晴朗的山区空气中通过“休息疗法”成功治疗肺结核的经验,并照样在几位富商的支持下建立了阿迪朗达克乡村疗养院。
由于疗养院的核心建筑是1985年的一座小红屋,因此也被称小红屋疗养院。
在疗养院内,特鲁多不仅收治结核病人,还建立起了简易的实验室,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在美国第一个重复了科赫的实验,成功分离出了结核杆菌。
由于当时的疗养院内既没有电也没有煤,实验室内简易的细菌培养恒温箱只能通过燃烧煤油保温。
明火燃烧煤油这一隐患于1894年招致了一场大火,将特鲁多的小实验室毁于一旦。
然而,所谓祸福相依,简陋实验室的烧毁反而引来了更多捐助,得以建立起了永久性萨拉纳克结核病研究实验室,也是美国第一个研究结核病的实验室。
疗养院所秉持的基本理念是以低于运营成本的价格向贫困患者提供最佳治疗和医疗建议,资金需求主要依靠自愿捐赠获得。
随着慈善捐赠的增多,疗养院规模不断扩大,到1904年从最初的第一间小屋发展成包括一座大型行政大楼、一座洗衣和服务大楼、一座医务室、一座娱乐亭、一家工作商店、一家药店、一座图书馆、一座教堂和一座邮局,公共包括22幢建筑的医疗机构。
此外,实验室还收到了著名慈善家伊丽莎白·米尔班克·安德森(她于1884年从父亲那里继承了大约1600万美元的资产成立了一家慈善基金会,他也是哥伦比亚大学的主要捐助者之一),条件是实验室必须向向任何希望利用实验室研究优势从事结核病研究的医生开放。
随着疗养院声誉的不断积累,特鲁多也获得了越来越多的荣誉,包括来自多个大学的学位和荣誉学位,以及多个医学学术组织的主席、荣誉主席,也包括前文说的1910年美国内科和外科医生大会主席,这被他认为是医学界至高的荣誉。
如上所述,特鲁多在生前身后获得了崇高的地位和无数的名誉,在美国有关他的纪念物也层出不穷,包括多个版本的传记,位于萨拉纳克湖畔保罗·史密斯荒野教堂公墓的纪念碑,萨拉纳克实验室的纪念雕像都仍保存完好。
特鲁多将墓地选在保罗·史密斯荒野教堂公墓,是因为他的两个孩子(女儿3岁时早夭,大儿子在大学时死于肺结核)早已埋葬在那里。
无论是矗立的纪念碑,还是旁边的地碑,均不见“To Cure Sometimes, To Relieve Often, To Comfort Always”的踪迹。
而且,纽约时报当时的记者能开动“洛阳铲”将特鲁多的八辈祖宗都查了个底掉,缺位独独对矗立眼前墓碑上的几行大字视而不见,只字不提?
问题是,“眼瞎”的似乎不止纽约时报的记者,而是当时和后=后来参与过纪念活动的所有人。
总之,除了一份“野鸡”自传外,所有有关纪念物,包括墓碑上没有任何将“To Cure Sometimes, To Relieve Often, To Comfort Always”与爱德华·利文斯顿·特鲁多联系在一起的记录。
因此,显而易见,“To Cure Sometimes, To Relieve Often, To Comfort Always”这句话出在爱德华·利文斯顿·特鲁多墓志铭的说法是不知道谁炮制出来的谎言,并被在国内进一步以讹传讹的一个弥天大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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