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的某一天，邓颖超女士突然对他的秘书赵炜说道：“我死后你做一点好事，千万不要给我搞吊唁。”赵炜一惊，她想不明白邓大姐，为何要说这种话，于是她赶紧说道：“您可别开玩笑！”
邓颖超
邓颖超笑了笑，没说话，过了一会儿，她让赵炜拿来笔和纸。赵炜虽然疑惑，但还是照办了。没过多久，屋子里就响起了纸笔摩擦的“沙沙”声。邓颖超写完后，便把稿子交给赵炜，有些疲惫地说：“我的后事就按上面写的来处理。”
赵炜看着邓颖超写好的遗嘱，不禁留下了眼泪。后来邓颖超女士去世后，赵炜曾按照邓颖超女士的遗嘱，向中央提出四个问题，但是中央却并没有完全同意。那么邓颖超女士的遗嘱是什么？赵炜又提出了什么问题？而中央根据赵炜的四个问题，是怎么料理邓大姐的后事的？
邓颖超女士，生于1904年2月4日，是我国伟大的革命家、妇女运动的先驱。邓颖超的一生，都在为革命事业奋斗，早期就像记者一样，到处宣传无产阶级革命思想。
年轻时的邓颖超
由于在旧社会，见过太多妇女被压迫，因此新中国成立后，邓颖超女士就积极投身于妇女解放事业。1950年，在邓颖超女士的领导和推动下，新中国的第一部婚姻法成功通过。然而，邓颖超女士认为仅仅是这样还不够，她不止一次地说：“我对妇女工作的关心和责任，一直承担到生命的终止。”
此后邓颖超女士，更加积极地进行妇女解放，特别是在周总理去世后，邓颖超女士的生活，似乎同工作紧密联系在了一起，很少能见她休息。有时候，邓颖超的秘书赵炜见了，十分心疼，便劝她好好休息，然而邓颖超女士总是不听劝。
1988年，邓颖超病倒了，除了一些器质上的病变，她还患上了轻微的帕金森氏症。不过在一开始，帕金森这个病，除了赵炜，外界根本不知道。
赵炜
一是邓颖超并不在乎，老一辈革命家似乎都是这样，对生老病死看得很淡；二是秘书赵炜也一直不想透露，因为在她心里，这样的病症会影响到邓大姐的形象。但是其实，邓颖超也是一个再平凡不过的人，只有人们真正了解她的平凡生活，才会对她有更多的了解。
而邓颖超会病倒，也不是突然产生的情况，这都是多年的病痛累积下来产生的病变。事实上，解放前多年的艰苦生活，以及解放后的重担，让邓颖超的身体一直都不是太好。
邓颖超很早的时候就被诊断出患有高血压和冠心病等疾病，曾经还动过胆囊手术。而在胆囊手术不久后，邓颖超又因为胆管结石，再次被送进医院动手术。每一次动手术，赵炜都心惊胆战，就害怕发生意外，毕竟在动手术的时候，邓颖超已是一位近八旬的老人了。
不过幸运的是，手术过程没有出现意外，并且邓颖超接受手术后，身体也逐渐好了起来。赵炜非常高兴，喜极而泣。但赵炜都是偷偷躲起来哭，她明白，要是被邓颖超看见了，肯定会让邓大姐担心。
不过，再细心的人，也会有粗心大意的时候，邓颖超还是不小心看到了哭泣的赵炜。果不其然，邓颖超很担心，连忙询问赵炜原因。赵炜不愿意说，却还是叫邓颖超猜了出来，她对赵炜问道：“是因为我动手术吗？”赵炜没说话，半晌，她摇了摇头，说：“是，是因为动手术治好了，高兴。”邓颖超笑了，说：“既然这样，就应该笑嘛，干什么哭呢？”听了邓颖超的话，赵炜用力点了点头。
不过生活总喜欢和人开玩笑，1982年，邓颖超的身上出现了帕金森氏病的症状：说话语速异常缓慢、手不由自主地发抖、姿势异常等。这个病虽然很快就被控制住了，但是从此以后，赵炜更加小心翼翼地照顾邓颖超。
1983年，邓颖超成为了政协全国第六届委员会主席，需要外出工作的时间变多了。由于邓大姐年岁已高，再加上帕金森病，她到哪，赵炜都紧紧跟着，生怕出事。
可怕也不行，邓大姐还是不小心出事了。在建国35周年的招待会上，邓颖超遇见了许久未见的经普椿同志。俩人一见面就高兴地拥抱起来，在一旁的摄影师想把这一幕记录下来，就凑上前来拍照。
赵炜见状，就主动往旁边靠，可没想到她刚离开，邓颖超就摔了一跤。当时，在场所有人都被吓到了，尤以赵炜反应最大，她一扔手里的祝酒词，便过去将邓颖超扶了起来，不久后医生护士也赶到现场。
邓颖超摆摆手，示意自己没事，医生仔细检查了一遍，也没发现有什么问题，赵炜才松了一口气。此前因为帕金森病，赵炜多次提醒邓颖超家里的工作人员，要注意照顾邓大姐，没想到却是自己首先让邓大姐受伤。
赵炜很自责，事后她对邓颖超说：“您要真出现个好歹，我也不活了。”邓颖超拍拍她的肩膀，安慰道：“那也不能怪你呀。”可是赵炜并不觉得安心，在这次之后，她给自己定了个原则：不管邓大姐出现任何情况，都要耐心细致地把她照顾好。
尽管有赵炜的贴心照料，邓颖超的身体还是不可避免地衰败了。1988年，已经84岁的邓颖超辞职退休。退休后的日子里，邓颖超因为感冒和肺炎，先后进了5次医院。
到了1991年，邓颖超又一次因为肺炎住院了。这一次，邓颖超的情况非常不好，一直高烧不退。这并不是一个好兆头，赵炜赶紧去咨询医生，说：“邓大姐这次住院是不是就出不去了？”
医生迟疑了很久，才回答道：“有可能，做好准备吧。”医生的话让赵炜心中一颤，她或许将要面临最坏的结果。住院的5天后，邓颖超接受了一次大手术，手术之后，邓颖超的情况有所好转。然而没过多久，邓颖超开始出现肾衰竭，时常陷入昏迷。
但是邓颖超依然很顽强地同病魔抗争，硬生生地又撑过一年。1992年的夏天来临，到处都十分燥热，蝉鸣惹得人心烦，人也变得懒洋洋的。只有医院，还在匆忙而有序地运转着。
六月下旬开始，邓颖超的情况就十分不稳定，她的心率时不时地就加快，胸部憋闷。除此之外，邓颖超全身多器官功能都变得不好，医护人员只能时刻守在邓颖超身旁。
有时候，邓颖超从昏迷中醒过来，看到辛苦工作的医护人员，总是特别心疼，觉得自己给他们造成了负担。因此邓颖超就会劝医护人员去休息，并表达自己的谢意，在这时，大家心里都会有感动又酸涩。
赵炜
1992年7月9日中午，一位护士突然急冲冲地找到赵炜，对她说：“你快过去吧，邓大姐找你！”赵炜也不敢耽搁，连饭都来不及吃，就往医院赶去。来到病房后，邓颖超抓住赵炜的手，十分不舍地说：“赵炜，我同你见最后一面。”
赵炜一听，鼻子酸酸的，她强忍着泪水劝慰道：“大姐，不要这样说，你养养神，该睡午觉了。”后来，赵炜回忆起这一幕时说：“邓大姐也许是已经感觉到自己的时间所剩无几，所以才对我说那样一句话。而这也的确是我和清醒的邓大姐见的最后一面。”
到了10号早上，邓颖超的情况更加糟糕了，她的脉搏变得越来越快，呼吸却变得十分缓慢。见状，医生立刻和赵炜说：“病情加重了，快向中央报告。”赵炜向中央报告后，为防不测，她立刻开始安排邓颖超的后事。
赵炜对邓颖超的后事安排很清楚，因为这是邓颖超亲自写给她的。邓颖超的遗嘱写于1978年，那是个阳光明媚的午后，邓颖超认真地写下了自己的遗嘱。随后她叫来赵炜，把遗嘱交给她，主要包括自己去世后骨灰的处理、不搞追悼会等等。
1982年，邓颖超又写了第二份遗嘱，主要关于如何处理遗物，甚至细致到衣服、照片的处理。当时，赵炜很难过，觉得不吉利。可是邓颖超却觉得自己完成了一个愿望，心里很高兴。
10号晚上11点左右，护士发现邓颖超没有任何反应，赵炜立刻趴在她床前大喊：“大姐，我是赵炜，您听见没有？要是听见了就睁睁眼睛点点头。”可别说睁眼了，连一点轻微的动作都没有。
就在这时，邓颖超的血压和脉搏，开始慢慢降下来，赵炜赶紧去叫医生。紧接着，一群专家鱼贯而入……
1992年7月11日6时55分，邓颖超停止了呼吸，赵炜看着病床上老人安详的面容，忍不住留下了泪水。
不久后，中央立刻召开会议，研究讨论邓颖超的治丧事宜。与会人员一致同意：发讣告，公布邓颖超的遗嘱。由于会议也听取邓颖超身边人的意见，因此赵炜根据她的遗嘱，提出了四个问题：
一、邓颖超女士不同意搞吊唁活动，所以还搞不搞？
二、邓颖超女士遗嘱不搞遗体告别，所以还做不做，做了又在哪里向遗体告别？
三、工作人员守不守灵？
四、很多日本友人非常敬仰周总理和邓大姐，他们来北京怎么办？
对于第一个问题，大家分歧比较大，有人认为不应该搞，因为要遵照邓大姐的遗愿，有人则认为应该要搞，作为中国的杰出人物，应该要搞。两方争执不断，都有道理，后来不知是谁说了一句“不搞人民人民不会同意的”，这才将争执平息下来。最后大家一致认为，可以在西花厅挂上邓大姐的遗像，但是不发通知，有群众来就做好接待。
第二个问题，和第一个问题一样，大家都觉得，应该让大家见邓颖超最后一面，遗体告别的地方就定在八宝山。
而第三个问题，大家则一直建议工作人员应该守灵，一方面是为了接待来告别的人，一方面也是为了不让邓大姐太孤单。
至于第四个问题，中央认为，既然有日本友人来吊唁，那么可以让驻日使馆设置灵堂，供日本友人吊唁邓颖超。而那些来北京的日本友人，则可以由对外友好协会全权负责。
1992年7月17日，邓颖超的追悼会开始，中央领导纷纷前来送别邓颖超。8名礼兵抬着邓颖超女士的灵柩上灵车，开往八宝山。一路上，来自全国各地的群众自发站在道路两边，静默着、哀伤地目送灵车远去。
等到灵车开得稍微远了一点，大家又自发地跟在车子后面。不知过了多久，有人突然哭着大喊道：“邓奶奶，您永远活在我们心中！”随后，这些饱含真挚感情的声音越来越大，越来越多，直到灵车消失在眼前，也不曾停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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