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一个新的理科老师在两三年内就可以成长起来，而一个语文老师就算教了一辈子的书也还是那个样子？”这一方面说明语文学科的特殊性，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到急功近利思想对语文学科的伤害。语文特殊因为它不是一些可归纳知识的组合，其本身也缺乏系统性的建设，这是它在知识上的特殊，另外语文学科的教育是伴随人一生的教育，这一生不是三两年，也不止是二三十年，能全部体现出来的，这是它在教学效果上的特殊。另一方面用短期内的成长来衡量语文学科的作用，无疑只能造成对语文学科的贬低。
*中国语文课和国外语言课的区别，关键不在汉字的独特和出过没出过孔子。而是语文课所具有的国家级的通用语、规范语、标准语的属性。而国外的语言科目，总是在这些特征上不能和中国的语文学科完全周延。
*叶老所说，教是为了不教。我理解，也应该含有“只要学生能正确地学习，教师不用讲解过多”的意思。这里面“正确地”是要内容、方法、态度等方面都要正确才行。
途径和方式可以是多样的。但如果想保证学生获得是良性的语文学习，教师必然要起到主导作用。放鸭式学习其实不能保证其结果是良性的。“语文要耕语文的田”但如果种错了庄稼（分不清草籽和麦种）结果可想而知，对于一些老师的探索的确值得观者保持敬意，但不能不问其收获的价值。
教师把课堂交给了学生，却不明确应该学什么，乱学一气，肯定有价值，但这价值却极不稳定。
关键还是在于学生是否明白这篇文章的用途在哪里。只学了课文却不明白其价值在何处，应该学什么，反而以创新为名强词夺理就不是正常的创造了。求新和求怪的意思并不一样，至于价值，还要从文本和学生的角度多想一想。
*有感于2014年起取消公费读研读博。
既然是自费，名额一定要放宽了，所以以后的研究生博士生的人数恐怕要成倍增长了。
钱成了门槛，自然好办事，估计以后老板们麾下只有两类人，一类靠给其他人写作业挣学费，另一类一路花钱到毕业。
教育机构商人开，读研读博拿钱来。
若问学术有与否，戥子一称便知才。
*咨询与“持其踵为之泣”期刊若干篇，找到以前授课的一个记录。
《战国策触龙说赵太后〉中的“持其踵为之泣”解释为“握着她的脚后跟为她哭泣”在这里，“踵”是“脚后跟”的意思，这是《全日制高中语文课本》的解释。我上课时给学生就是这样讲的。这类似于小孩不让大人走的一招：“抱大腿”。不过对于课文的这一段，我还对学生讲，这里面还存在一个问题。是太后到底是“持”还是“未持”的问题，“持了”触龙如此说是描述，如果“未持”触龙此说是有些夸张的，夸张的目的是达到以情动人的目的，在这个问题上每个人可以有不同的看法（我个人倾向“未持”），你们可以认为她“持了”也可以认为她“未持”，但不论“持”还是“未持”都不影响触龙言辞上的有力和动人。
*摘录
1、《教育研究的哲学》第24页
教师是文化和学习者心灵之间的协调者。课堂不是教师推销个人观点的讲台，而是我们把得自于前辈的公同理解和规范传递给下一代的平台。因此，教育话语（也就是我们讨论教育实践的方式）必须位含更广泛的道德目的，人的发展处于这些目的中心。教育话语必须尊重达成学习的各种复杂方式。因此，它必须尊重这一点：教学是取得学习成果所必需的，通过这些成果，学生才能了解知识、批判和价值的公共世界。
2、《教育研究的哲学》第24-26页
第一章 第五节 教育话语
我们如何看世界，取决于我们用来组织经验的概念、我们的目标、所做的描述和评价。我已经说过讨论教育离不开基本的道德概念以及描述个人及其发展必不可少的语言。因此，研究教育必定涉及我们所描述和评价的世界。否则，那就是研究别的东西而不是研究教育。因此，对那些为了研究或者政治控制的利益而设法改交教育话语的人，我们要警惕。
以下这些话也许可以证明这种危险倾向。一位政府高官，在解释政策变革性质和目的时说，我们必须用“商业术语思考”问题(think in businesslerns）。这话的意思是，我们要把政策变革，看做是由政府发动的，看做是我们规定产品、确定流程、授权分悄．评估品质、授权客户和发展伙伴关系的一个“质量链条”(quality cirele)。“产品”是根据详尽的与结果有关的国家课程规定的。“流程”是根据在“产品”生产过程中证明为“有效”的路径拼接起来的。改变了的管理结构给“流程”中的“分销商“授权”以满足各个“风险投资者”的需要“产品”质量的检测通过详尽的国家评价来实现，或者是“对照产品规格的检验-来实现。“授权客户”通过为客户创造选择机会，通过为客户提供效率数据的有效性，以及通过“产品分销商”之间的竞争来实现，这样做客户才。能行使选择权“发展伙伴关系”环节是为了“风险投资者”“分销商”和“客户”一起工作而设，目的是为生产“产品”开发一种“有效的流程”（顺便提一下，这个产品已经由“流程”以外的某些人所规定）。主导整个流程管理的是弗雷德兰德（Mark Freedland）提出来的“强迫契约制”（imposed contraclualism），即生产指标从上到下的分解(Faulkner等人，1999)。
我的观点过去是这样，现在还是这样，当教育话语要求我们“用商业术语思考”教育问题的时候，这种教育话语就形成了一种新的思考师生关系的方式。它运用了不同的隐喻以及描述和评价教育活动的不同方法。在这样做的时候，它把教育活动变成了别的东西。它改变了教育发生于其中并在其中被判定为成功与否的道德语境。教育实践的研究者不能忽视用来描述和评价教育实践的语育。
这种新话语的影响不再是单独实证研究的对象了，因为研究对象巳经变成了不同于原来的东西。我们如此痴迷于“成本效率”和“效益”的重要性，以致于看不到恰恰是我们所研究的事业的本质已经被重新定义。一旦教师以明确规定的“产品”形式向其他人分发课程，那么，给扎根于特定文化传统中的、满足学习者需要的师生交往所留下的空间，也就所剩无几了。当学习者成为一个“客户”或者“顾客”时，在学习者共同体中的传统学徒身份就再也没有了容身之地。当“产品”被分解成为可以测量的“指标”，而“成就”可以通过这些指标进行“审核”的时候，那么，“努力去理解”或者异乎寻常而又具有创造性的反应，也就变得不为人们所重视了。的确，取自管理的隐喻不会去体现效率和效益以外的其他价值。（在管理话语的语境中）似乎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对话：一种关心有效的手段以实现明确规定的目标，另一种关心目标，朝向目标我们应该变得更有效。结果是一种外在于教育过程的“目的”和目标话语，列举一条条可以被客观地测量的素质和“能力”无尽的清单。那么，“教育”成为实现这些目的的手段，判断教育的好坏主要看它的有效性。如果它不是很有效，那就换另外的“手段”，当然新的手段也是建立在把目的和手段联系起来的研究基础之上的，也就是说，把教师做了什么（手段）和学生学会了什么（作为结果）联系起来。“手段”（means）从“目的”(ends)身上逻辑地分离出来，“输入”(in put)的质量简单地参照“输出”(ou cput)的成功与否来测量。这个错误是双重的。首先，这种能力清单不能公平看待与“有教养的人”相关的思想深度与思维品质；也就是说，不能公平看待他们对思想的密切关注，他们为了理解所做的努力，他们对思想传统和批评的调查，他们在平凡中对价值的追求，他们在理智和审美的发现中激动和兴奋。其次，“目的”不能从实现它们的“手段”中分离出来。当教师和学生都在尽力领悟一首诗或者领会一个定理或者解决一个设计问题的时候，他们之间关系既是手段也是目的。如同杜威所主张，假如我们做更进一步的思考，追寻更进一步的目的的话，原来所谓的“目的”也变成了“手段”。但是，这也可能是为什么杜威的著作长久以来不在教师培训用书之列的原因，这是一种完全不同于管理和控制的语言。
*对“是不是要对教育界一些骗子予以激励”的回复
我只是指出我看到的，这种欺骗行为根本不会从我这里得到什么“激励”，正因为我从教世间较长了，才不能容忍这种打着教育旗号招摇撞骗的人。对这种行为的“激励”只能助长他们行骗的手段和气焰。 您会不会去鼓励骗您的人继续行骗？ 会不会鼓励一个无辜的人要继续受骗子的欺骗，还要对骗子行骗行为予以激励？ 会不会看到一个个满怀教育热情的同行，被骗子忽悠，被骗子打压？ 会不会愿意看到您的孙子孙女在这些骗子不断变换的“神话”下被耽误了学业？
*摘录
戴震：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词也；所以成词者，字也；由字已通其道，由词以通其道，必有渐。
张之洞：《书目答问》：由小学入经者，其经学可信；由经学入史学者，其史可信；由经学史学入理学者，其理学可信；以经学史学兼词章者，其词章有用；以经学史学兼经济者，其经济成就远大。
*设想
以前虽然设想过语文教学要教给学生一些智识，但缺乏具体的操作方式，今天又想到过去设想教材编制时的综合性单元设计，突然想到可以通过综合单元的形式，分层次展示多种相关的智识，这样就可以形成一种立体的有深度的系统知识，例如，一个单元中，第一篇为一首诗歌，第二篇为一篇名家的赏析，第三篇是赏析的的分析，提出一定的鉴赏原则，第四篇是相关知识告知。这样的话，语文教育就可以很好地和其他系统知识进行进行整合了，而作为学生了来说，其所学并不是只是静态的知识内容，而且可以看到从初步感知到理论分析的整个过程了。
* 承认失败才能更好地总结经验教训，而不是一直死撑着，一直等着某种奇迹。这种做法反而给一些投机者以可乘之机，容易滋生一些虚幻的或诡异的成绩。目前国内最缺少的是正确的科研态度。既不研究过去的经验，也不审慎地规划蓝图，更缺乏实事求是的精神，更不用说践行服善的美德了。不过倒有两种技术比较“成熟”了，一是介绍理论时的从己曲解，二是以辩证为伪装的“和稀泥”。但要想让教育部直接承认失败也难，毕竟还要保持住人家高高在上的威严嘛。只要数据提上去就行，管他是不是“死要面子活受罪”呢。
*感觉近二十年的语文教学研究颇有“三胡”的味道——胡里胡涂、胡说八道、胡作非为。
*目前的语文教学饱受各界人士的指责，这种现象的出现，一方面可以说是对语文教学出现了与预期质量不符的问题，而另一方面则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识到语文在生活中的重要性。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在众多的指责声中，批评和归罪的声音居多，而有建设性的声音却很寥落。这就反映出另一个问题，对于语文教学来说，大多数批评者只会想到“语文应该是……”而没有做过“语文实际是……”状况的研究。然而，虽然对语文的责难声中存在着不太切实地声音，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语文教学确实也存在着历史原因和人为原因等方面的问题。作为务实的研究者和批评者，重新认识语文，发现问题，并根据实际情况给出相应的解决方案，当是语文研究的首要任务。
*重视文字的作用，当然要知道文字在反映现实时的不足。目前的语文教学理论受西方语言学思想的影响，过于偏重语言，而忽略了中国文字的独特性和其在文化学习中的承载功能，所以在识字上量不但不足，而且对字理毫不涉及，所造成同音字的滥用——这一点可以从网络用语中错别字积非成是的情况就可以证明。其实，从吕叔湘先生起，很多学者十分重视文字的独特性，但在语文界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有的语文教师对文字的价值都认识不清。这就足以使语文教学效果远远落后于人们的期望了。虽然以已故的徐通锵教授为首的一些学者提出了“字本位理论”，但操作层面上，中小学语文的文字教学尚且不如对外汉语的汉字教学来得理直气壮、顺理成章。
*答问
答一位大三的网友问关于读书方面的问题
我年轻的时候读书也很随意，等到工作一段时间之后，才发现，有很多应该读的书没有读。所以我的感觉是，确定好自己的方向，先读贯通的书，然后逐渐旁逸其他方面的书。当然，对自己感兴趣的领域，也不妨多有所涉猎。
少读励志类的书，因为其中的道理让人陶醉，但要防备耽于空想，而形成眼高手低的毛病。
功利也并非不好，最起码这也是一种价值，只不过是在为人上还是功利心淡一些比较好，因为恐怕容易引起心理上的不平衡。
你现在是大三，确定自己的方向是很重要的，如果不能离开自己的专业，那么还是多读一些本专业的进阶的书，因为抱定自己的专业，在以后的工作中会有很大的优势。建议你读一读袁岳最近出的一本《趁年轻，折腾吧》这本书有很多比较实际的公关技巧，很适合在校大学生阅读。
另外，有些知识如果不是本专业的，可以暂缓一些来阅读，或者不要抱着一遍就完全读通读懂的想法，慢慢读，时间长了自然会有所收获。
读书的目的，其实并不是在于博闻强记那些趣闻知识，而是在于提高自己的辨识能力，所以长期坚持读一些逻辑学方面的书、批判性思维的书、艺术方面的书是很有帮助的。
目前，只想到这些，仅供参考。欢迎继续来函探讨。
*绝大多数国内的理论引介者总是重复一种模式——报喜不报忧。有很多理论其实在国外已经出现了明显问题了，但由于种种原因，引介者在介绍这种理论时毫不涉及，给人造成一种“该理论只有益处”的假象。在这方面，国外的研究者普遍要好一些，相对更客观一些。日本人可以把对某一问题的不同观点写入课程大纲，而我们的却总是要保持一致，甚至对一些已被证实的缺点讳莫如深。我们似乎坚持“向前看”或“向钱看”的原则太久了，以致于迷失了自己应有的方向。
*答网友关于读书方面的问题：
谢谢您的关注。读书要花时间，早些年也荒废过很多时间，现在人到中年了，才知道过去对时间的荒废，所以只有勤加阅读了。但没有刻意地去规划过读书时间（因为过于刻意其实到容易产生抵触的情绪），而且读书也不是很专一，只是凭着兴趣泛览而已。慢慢来，蚂蚁啃骨头，数量是岁月的结果而不是计算的结果。 学业和专业知识中也总会涉及一些其他方面的内容，所以以学业和专业知识为主干，旁涉其他以求广博或者是在劳累之余也翻翻其他书籍以加深修养，也是一件两全其美的事情。
*就《建构主义课堂教学案例》一书与网友的讨论
这本书所反映的正是不折不扣的建构主义教育思想，您不认可这本书的观点和案例，这就说明您对建构主义的教学已经开始怀疑，这是一个进步，要知道皮亚杰的著作只是一种人类成长认知过程的分析，而布鲁纳的著作中比起认知部分，布氏更强调结构的作用。建构主义者只是从这些理论中撷取了自己认可的部分来构建自己理论，所以是很牵强的。
虽说在这本书归纳了一些原则性的东西是符合一定的教育思想的，但也只能作为指导原则，而不能成为一种真正的方法。因为教学是有目的性的行为，而依建构主义的思想——脱靶也有收获，无疑是消解教学目的，在如今的时代这样做注定无法获得系统的知识，因为现在的知识是经过漫长时间积累下来的，这已经早已超过了一个人独自建构时间的数倍之多，一个人要获得更多知识，绝不能只凭无目的的建构行为。
至于“课改前几年。课堂教学的混乱”不知道您那里怎样，但课改前几年。我一直教着人教版的试验教材，无论从课本和读本的角度来说，教材内容所蕴含的信息量远远要大于课改后的新教材，教学手段虽然陈旧一些，但并未出现过“课堂教学的混乱”的情况。倒是新课改之后，课堂乱了，很多人的“尝试”都变了味了。
*教育行为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除了要达到教育目的之外，还要考虑教育的方式方法和学生的接受能力，所以在实施教育过程中如何达到教育目的是一个需要审慎进行的问题。
*过去，古人写文章只能凭借经验去指导他人，而现代的科学发展，尤其是对文字运用方面的研究诸如语言学、语用学、符号学有了很大的发展，在哲学方面的分析哲学、教育哲学、心灵哲学的思考，还有政治学、心理学和批判性思维等方面的内容日趋复杂。如果还用古人的教学经验绝对是不合适的。但这种“教育所做的一切不过是常识。”有简化教育行为的嫌疑，而从中的联想而出的“作文所教的一切不过是常识”的想法，更不可取，因为“常识”往往更不简单，简单说，如果作文和教育只是教给学生常识，那么是不是根本它们根本就没有必要存在了？因为常识似乎是不用教的。再有“常识”也有错误的内容，是不是作文和教育也一样要教这些内容？
*关于某名教师说“我所教的不过是常识”的思考
不要以莫言小时候的事情作为理由，毕竟他后来还是接受过高级的教育训练，而他所知的这一切并非是常识所能获得的。而且他是特例，有偶然性。
“思考，热爱，敢写，读书，发现，修改”这些内容是简单的常识吗？这些看上去简单的内容，其实背后有着很深的相关知识或经验，绝不是简单要求学生这样的做学生能够学会了的。
例如思考，如何思考？思考什么？用什么角度思考？……相关的问题是只是知道常识就能做到的吗？
如果真实告知这些“常识”，教会这些常识，难道会认为这些“不过是常识”吗？
关键的是“不过”二字过于武断，而“常识”这种说法本身具有轻视问题的倾向（更别说“一切”二字了）。知道“常识”是一回事，认知常识背后的内容，绝不是“不过”或“常识”所能简化的内容。而且“常识”本身看似简单，但其中包含太多的不确定性。把复杂的教育教学行为贴上“常识”二字似乎可以解释一切，殊不知这二字作为描述也好，作为理由也好，作为证据也好都是不妥当的。
按照这位名师的说法，老师要懂写作，以教师的教学实际来说，教师落实了面批和指瑕，那么教师就完成教学任务了？这就是作文教学的全部了？一个人出了几本专著或作品，就能使自己的学生懂得如何作文了？
如果我们要想教会学生理性地思考复杂的问题，自己就不应该出现简单概括的弊病，贴标签是很容易的，但搞研究却是困难的，正确示范就更难了。如果语文教师抱持着把一切简化的思想，看轻本学科的知识传授，要想教会学生学习语文肯定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即如正确思考和合理阅读中作为一种“常识”的内容，岂是容易做到的，岂是“不过”两个字所能涵盖其意蕴的？如果我们一边要求学生了解“常识”我们一边做着犯了“常识性”错误的示范，我们还能用“我所教的不过是常识”来界说？
*在我看来，所谓“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其实，就是要依赖变化，这种另类的变化，只是一种刺激兴奋点的形式。平常人有时候另类一下也没有什么，但从教育者的角度来说，形式必须和内容统一，前两天重温电影《流浪者》，扎卡教拉兹的时候，也是形式和内容统一的。
对这样的做法，不是单纯的学术批评和研究能够解决的。最终要取决于教师的职业自觉性和职业道德水平。
其实如果认识到，作文是必须的，而且我们能够讲清楚我们在教什么，学生只要学就是了，未必需要他们有兴趣。
比如，数学肯定要有一个基本的内容，这个内容不随学生兴趣为转移，这是学科内部建设的要求，现在的语文学科有这个吗？我说至少还很不清楚、很不系统，在这种情况下，只依靠“兴趣”来吸引学生，无异于把“兴趣”当作解决学科建设的“救命绳”，但这条“绳”很脆弱，要依赖学生，我们很难做主，所以这条“绳”很可能变成“稻草”，成为一种虚幻的依托。
有人用奇特的题目吸引学生。但我认为，再好的题目，也挡不住学生的自主选择，所以这些题目不会令所人感兴趣的。
我个人认为这些题目无法展现“作文”本身的规律，依然坚持这只是一种用来刺激学生的变化而已。五光十色，能吸引人的眼球，但“五光十色”跟“眼睛的构造和原理”是两码事。
可能一时的新奇会有一定的效果，但有效的关键在于不能只强调“兴趣”，而应该是“切合学生的实际情况”制定教学目标。能够轻松学习当然好，但学习过程本身并不只有轻松和有趣，只强调“兴趣”随意太强了，也不利学生学习态度的培养。
*关于反复阅读这个问题，在我的认识中有一些，但这主要不是课堂教学方面的问题了。
学生自主的反复阅读大多依赖自己的兴趣，而如果想在教学中贯彻这一点，必然要求教材的稳定与一贯。这一点古代的教育其实能给我们很多启迪。例如：
《三字经》中历史部分的内容为例：从“自羲农”到“益以清，成廿五”为止，背下来无疑就使学生掌握了一个简要的中国历史提纲，在往后的学习不过是对这个提纲的补充和细化而已。这无疑对我们的改进语文教材无疑是很有启发性的。（《从布鲁纳的教育理论看传统语文教育（二）》
由此我们也可看到在经典学习方面上的作用。
再如：
审视传统语文教育我们就会发现，在传统语文教育中的充当教材的有非常稳定的《四书》、《五经》，韩愈在《师说》中提到的李蟠的学习的内容是“六艺经传”这些无疑是构成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核心内容。宋代的李塗（耆卿）在他的《文章精义》中说：“易、诗、书、仪礼、春秋、论语、大学、中庸、孟子，皆圣贤明道经世之书，虽非为作文设，而万千文章从是出焉。”（同上）
正如很多反对传统教育的人士所说的那样，很多经典对于初学者非常难懂，但如果坚持对这些经典进行反复的阅读，那么所收获的效果自然和只读一遍的文字不可同日而语。虽然，教材目前不太支持学生的反复阅读，但在教学中应该还是有办法来渗透一些的。我在去年新课程的实践中就尝试过把以前面面俱到的课文讲析打散，根据不同的训练重点要求学生重新阅读，我管这种方法叫“切片重组”，这种方法借鉴自苏东坡的“八面受敌读书法”，而且张志公先生也曾经在文章的中提出过一种“分进汇合”的语文课程的思路。人的任何认识，虽然以直观为主，但如果想要深入，必然是从一点一滴开始，打个比方来说，课程应该像一个魔方那样，由不同颜色的小块组成，我们把各个面上的颜色配全，由学生自己去完成六面的拼合，虽然这有些困难，但如果我们按照规律指导，最终的结果还是可以预期的。
*不单是作文，而是整个课程的设置之初就存在了一个致命的问题，即听说读写四种能力的形成前提是什么？其实，答案只有一个，是识字量。
至于书写的熟练程度到在其次。而在量上的要求不能过多，宁可让学生认真写一篇，也不要让学生敷衍十篇。
多写固然重要，但在写的过程中不用正确的方法，指导学生应具备的态度，未必能达到预期的目的。教师在能指导的范围内，培养起应有的作文态度，要比撒手闭眼放羊好一些。
语文教师的职责之一就是要指导孩子们知道“写什么”。要让孩子知道什么都可以写，从不认真的随意到认真的有意，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
*对所有跟风、为创新而创新、为声名而创新的头脑一热式的实验或试验，我总是抱有怀疑态度，因为在这些活动中真正受益的往往不是学生。
*失去自由的人，才会知道自由的可贵；未被折腾过的人，总不知道折腾的无效。
*实际上那张纸（美国课堂操作和评价作业的学习单）的力量来源于课程规定的明确性，而不是教师自身在课程执行自由度中衍生出的执行力。在没有课程明确规定的情况下，教师的执行力往往被偷换为了执行行政命令的能力，一旦行政命令出现了偏差，那么其结果往往与课程本身的目标相差甚远，所以质疑一个发布命令者的思维理路是必要做的工作，而不能盲目相信，惟命是从。
*先自己假设了一个绝对情境，然后编造错误答案，进行回答。然后再对自己前面的“假设+回答”进行批驳。这只是凿空之论而已。
*凭一知半解的知识，辅以饱含热情的愿望，就可以做出完全肯定的判断，这种似是而非的事情，在国内一直发生着——这才是中国特色，也是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差距。
*物理中一个说法叫做“理想状态下”，之所以这么说就是避开现实的复杂性，冯骥才所说的“教育是中立的”，也是一种“理想状态下”的而已，而教育问题一直是现实问题。
*五四的启蒙在日本侵略之前，就已经自乱了阵脚。因为所谓五四的主将们所采取态度，不是建设性的，而是裹挟着偏激的破坏性。在余温过后，恢复理智之时，胡适去研究《水经注》，钱玄同转向文字改革，鲁迅提出《拿来主义》，陈独秀转向了政治。 所谓启蒙不过是一种口号或者是青年人彰显自己的手段罢了。 再有那些口口声声喊着启蒙的学者和作家们，他们有多少人把自己的理念付诸实践了呢？这些人大多不过是电话里的诊疗医生，听筒里传来只不过是离开了望闻切问的一纸药方而已。
*教育总是要维护到社会或集体的利益，即便是教会学生一个选择，孔融让梨其实是一个人高度社会化的结果，其背后还包含了兄弟之间的友爱而非自私。消灭人性中自然而生的恶劣面是中国古代文化传统中的一个主流，无论是孟子所主的性善说，还是荀子所主的性恶说，都是为了引起人们对现实的关注，甚至李宗吾的厚黑理论其本意也是辨丑导善的。
*答问
小熊：我是刚教语文的小学老师，我们班上许多学生还写不够三百字，请问作文到底如何教才能让孩子们提升呢？
fenglong88：我对低年级的作文教学没有直接的经验，只能是谈一谈思路。
作文是一个与人生经历、语言文字认识能力、通顺的表达能力息息相关的内容，在低年级我觉得与其让学生回家完成作文，不如在课堂上进行切实的指导、点评和批改。
我一直认为作文最重要的是让孩子们写出自己所见所闻所感，在写的过程中逐渐学会技巧完善技巧，而情真意切是衡量作文的不二法门，至于形式到可以不限制，每个人的学习过程都要经过从自由到规范，孩子们的写作也不例外。也即是说，理清作文的内容来源于“作文本身”还是来自于“学生本身”这个问题，才是关键。只有培养学生从自己的生活出发去写才是出路，而技巧是在写的过程中培养起来的。本真地描绘生活，才是我们应该教给学生们的。在描绘中教给学生们技巧就行了。 建议您去看看《文心》和《猫博士的作文课》，两本都是小说的形式，应该比理论的著作容易看一些。前一本针对的年纪要高一些，后一本很涉及了实际操作，极有参考价值。
*摘录
理想就像是指南针，能够使你不至于迷失方向。理想提供了一个总体上的方向，沿着它，你可以找到你的路线，并穿越重重未知的障碍。但是不要把理想与幻想混淆起来。理想有所限制，因而有实现的可能性；而幻想则根本没有任何限制。
创新者的工具箱：65个创造性解决问题的思维技巧 （美）理查德·福布斯著 新华出版社 第38页
*录入以前随记在纸片上的随感一则。
利科尔的局限
赋予一切解释合理的因素（正解、曲解与误读）
狄尔泰属于理强证弱
利科尔是证强理弱
对话、书写是一种单一的行为而不是连续的行为——这二者被他绝对化了。只言片语的交流是一种特例，正如未被使用的螺丝钉，只具有潜在的价值，而只有和其他事物一起使用时它才会发挥自身的价值。
作者在创作时，并不是仅仅是书写行为。因为文本时交流的载体媒介——思想，而不仅仅是语言文字。作者只要是写下了一个字句，当字句出现时，作者自己就转化为了读者，也就是说对话过程一直伴随的书写过程存在，只不过创作者和阅读者是同一个人而已。
*简评《文汇报》2013-03-29发表的文章《这年头，学生还能有阅读习惯吗？
这篇文章自身就没有区别阅读的范围和深浅程度，所以其所提出问题其实有很多模糊的地方，例如，有的学生一直坚持阅读玄幻、神怪、灵异、穿越类的小说。这类学生可以说是有阅读习惯，但这类的阅读终究不过是一时的兴趣，虽然也有一定的收获，但总体来说失之肤浅。香港出版过一本《閱讀的力量》其中用国外实际的统计说明了阅读对语言学习的作用。尤其是用现代的统计学和实验研究的方式，揭示了阅读的多层级多等级的发展状况。其最后的结果不过只是在说明“读书识字”“多读多写”“广种薄收”“积少成多”的效果。不禁让人会感叹，到底有多少前人留下的宝贵遗产，被我们丢弃了呢？
王蒙所说只不过是表象的内容，其实语文“简化”由来已久，只不过现在在电视和网络的冲击机下，简化的弊端表现得尤其突出而已。
*现代语文其实一直处在不断地建设中，所以很多人都提出了不同的文体概念，陈望道也好，胡怀琛也好，都是根据各自所见而提出的，除此之外，梁启超、夏丏尊等人也有不同的见解，对这些众说纷纭的文体，持兼收并蓄互相补充的态度。
现行的作文教学中缺乏抒情文的文体，是语文教学不断简化的结果，其中恐怕有一定的历史原因和政治原因，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抒情一直是人始终不能远离的行为，这种文体的缺少正可说明现在作文教学存在着不完善的情况。
*阅读除了发现自己之外，还可以纠正自己，除了发现世界之外，还可以研究世界。所以，人无论是阅读还是写作，都是在探讨人、文字、世界的道路上前行。
*就网友关于钱学森之问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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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readfree.net/bbs/read.php?tid=5683989
回复一：
最近在看一本《常用教育概念辨析》，其中谈到在“基础教育”这个概念中存在着模糊的认识，据作者的分析，现代的大学教育应该依然是基础性的教育，而不是高端的科研，所以钱学森说我们的学校培养不出杰出人才其实未必准确。起码，我们想，研究神九的科研人员算不算杰出人才？钱老是两弹一星的元勋，在两弹一星出现之前，有多少人知道他是人才呢？
而费曼，爱因斯坦，牛顿，波尔等人，哪一个是在学生阶段就已经显露出自己就是杰出人才的呢？
至于“几千年来毫无进步”说法有点想当然了。
至于宽容，中国传统文化中远比西方文化强调容忍他人，而西方则是在宗教倾轧过程中才认识到了宽容的价值。
回复二：
第一，钱先生把目光寄托在学校，这是他没有弄清学校教育并不是为培养杰出人才而设的。
第二，附议钱先生的观点，搜罗部分例据，却又不质疑钱先生的言论，这是不是另一种对权威的服从呢？兄正在以自己的行为验证国人缺乏批判性思维（以兄的话说叫“质疑那些权威”）的论断？
第三，作为创造性，其实更是急不得的内容，国外的研究似乎也未有定论，何以让国人在基础不稳的情况下进行创造？而且我们是不是有条件有实力承担创造性失败的后果？
第四、凡是能改变人类文明历史的人物往往是可遇而不求的。程炼先生说“我希望我的学生能写出《单子论》这样的书来。”其实我们可以反问一句，程炼先生在求学时，为什么不能写出《单子论》这样的书来呢？要知道希望变成现实的可能性是极其微小的。
至于兄关于传统的论断错误在于“毫无”二字，这一点是基本的逻辑问题。不过兄要有心罗列西方的愚昧和野蛮行为的话，也可以找来一大堆作为论据。即便是所谓的民主制度，大致上不也是西方人互不信任的结果吗？
回复三：
知道是什么造就了我们现行的教育吗？如果仔细考察发现其源头正是“上世纪20、30年代的教育”，不知道兄会作何感想呢？
*“语文的技术”不是单纯的行动意义上的技术行为，而是要有思维技巧的熟练和语言的应用规则的熟悉。
* 体会文章感情，要尊重文本，而不是按照外来的标准或自己的认识去改窜文本。
改动了文本，作者情感的深厚度就变了，再想探究作者的思想情感，岂不是去学变了味的思想情感？学生要学习规范语言，要看在什么时候、什么范围下学习规范，而不能拿一把规范的尺子衡量前人的作品。拿后来的尺度去衡量前人的作品，这样做就跟说“这个父亲应该长得像他儿子”一样荒唐。
*逻辑有时比较死，并不能解决一些实际的问题，但大部分生活中的经验，往往不太合乎形式逻辑。
前后句这样的说法，不是单独看前句后句正确与否，而是前后句之间的关联性，所以有的句子单看前句有这种说法，单看后句也有这种说法，但连在一起却出现了逻辑关系上的错误。也就是说，要看两个语句中的词语是否遵循同一个语义和语句之间的关系是否恰当。
*摘录
语文教学、尤其是文言文的字词教学，讲求内容准确无误，语言规范，有章可循，厚重朴实，而不是胡里花俏、形式翻新，一味玩弄“花样”。求“新”的前提是求“真”，如果为了“新”害于“真”，对语文“教”与“学”都将带来无穷危害。评价语文教师课堂质量和教学水平，首先看他在课堂上所传授的语文知识是否准确无误、真实可靠。倘若在课堂上讲得眉飞色舞，“生动有趣”，而连最基本的词义常识都没有到位，或者谬误百出，能算是个优秀的语文老师么？如果无视语文知识的“真”，越是“生动有趣”，其贻误学生的危害也就越大。语文教师要认真备课，用心钻研，敢于校“真”、求“真”。对于教材中所发现的疏误，有责任、有义务予以纠正，切不可盲目依从，奉课本为金科玉律，尽信其注，以讹传讹，误人子弟。只有这样，才能有所发现、发明，提高课堂教学质量。
《训诂学与语文教学》 黄灵庚 第281
*摘录
据前人所论，一个学者必须具备的学术品格包括：对知识怀有敬畏感，明白自己知识的限度，对于学术问题，既不妄下断语，也不放弃探索的努力；保持追求知识和智慧的热情，以求知求智为人生乐趣，开放心灵，对各种知识和观点有兼容并包的气度，尤其是不仅仅把学术当成职业、而是当成事业对待；具有怀疑精神和问题意识，不尽信书，而有独立的判断，善于从前人的研究中发现问题；对学术和现实有着自觉而明确的区分，在从事学术研究时尽量避免将学术和现实、学者和常人身份相混淆。一个研究者只有具备这些品格，才能取得上乘的成就；否则，就很可能只是一名以学术谋生的匠人。
李剑鸣 《隔岸观景》 第112页
*摘录
“以意逆志”有两个讲法，一是以读者之意逆作者之志，这个讲法不对。读者之意难免主观，故要以文本所体现的作者之意，逆作者之志。所以必须有根据。先逆作者之意，然后知作者为何如此写。“诗无达诂”，达者通也，不能用一个训诂，解所有的文本。这是强调诗的特殊性。（《吴小如讲杜诗》第14页）
*大凡跟人的成长有关的内容是不存在什么“高效”的，因为人的成长是缓慢的。以物来说，揠苗助长是“高效”但最后成为了“搞笑”，“瘦肉精”是“高效”的，但对人的伤害也是“高效”的。以人来说，现在医学如此昌明发达，甚至可以“造人”，但它能改变人的自然妊娠期吗？
* 对于一个已经被洗脑的人来说，他可以把任何合理的质疑，统统归于羡慕嫉妒恨。
*答问
问：语文学科教学的出路在哪里？
答：内修自己，外修课堂，下苦功，无捷径。
*对探求“课程”的上位概念的两点想法
1、并不是所有的知识都有“上位”概念，西方要弄出一个上帝来解决对上位的追问，但没有人继续追问”上帝是从哪里来的”。有的概念是从人的需要而来的，不是从上位概念而来的。2、一般人试图建构的“系统”，其实也近似于“简化”，主要是在纷繁复杂中找到一套可行的路径。这是人类大脑运作的主要模式。与其追寻课程的上位，不如弄明白什么能进入课程这个圈。或者说，那些衡量入圈的标准，才是课程的“上位”。拿“实”说话，才能解决实际问题。
*摘录：目标首先要有现实性，即你的目标切实可行。目标还要具体，以便知道何时达到了目标。应该从短期目标开始。如果你所确立的目标比较块地达到，那你就更可能解决你的问题。当然，你也可以确立长期目标，不过要确保短期目标才能让你知道那个问题是否可以得到解决。
武宏志《批判性思维》P38
吐槽：对照一下，新高中课标做到哪一条了呢？答案是：Nothing.
*摘录
由于缺乏健全的解决办法，社会疾病带来一些草率的或迷信的办法。负责任的科学家“对这种疾病”自然也不免感到迷惑，但是性急而不能忍耐的社会大众却去倾听那些毫不负责的说法。
——奎因
《现代学人与学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2月第1版 2011年2月第2次印刷）第227页
吐槽：也许我们已经被草率和迷信熏陶得麻木了。所以，只能寄希望“这一沟绝望的死水了”。
*在作文上确实存在操之过急的问题，这个问题其实与对“作文（这一行为）”的认识比较模糊有关。所以，教师悬鹄过高，学生达不到，只好编，教师却又不让学生编，学生为了分数只能越编越圆或越编越不像在编，再往后就是恶性循环了。 好的记叙文绝不是中小学生能写出来的。古人错后学生的开笔时间，是有其经验意义的。
过去，识字和习字是两套系统，而开笔更晚，其实就是让学生做好充分的文字上积累。识字要快才能认得多，习字要慢才能写好，现在两者一结合，该快的慢下来了，该慢的非要提速不可，看似效率高，但实际是质量差。
*需不需要预习要看具体内容和教学者要达到的效果而定。所以开展这方面的研究是有必要的，语文在这方面的东西其实曾经有过，但主要是文言文方面的，建国后我们这边做的不好，台湾有专著提过，但具体的落实情况不详。
*“提倡先有看法，然后再读书”其实应该是新传统，或者说是五四以来不死读书的认识所产生的说法，其影响尤以胡适、顾颉刚为巨。但这种方法其实根基不稳，因为这种六经注我式的解读，更接近现代西方的解构主义的方式，虽然有时候会有新意产生，但产生的更多的是误读。如果想得到正确的认识，就不能不回到更久远的传统以“学思结合”“知行合一”“尊重传统”为基础的旧传统中去完成属于我们自己的合理的吸收创造过程，但这个过程是一种缓慢的过程，对于怀抱出名要趁早的现代人来说，前者是捷径，后者是畏途，但捷径往往是险途，而畏途却不只因为难行而且因为迂远而使人生畏。
*哲学问题，是一个至今未能解决的问题，所以“古今”并不能作为区分哲学的尺度。而所谓的启蒙运动，其实相当于道之反动，但西方人的思维习惯总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往往是在否定过去中进行创新（或者是在否定他者过程中树立自我），这也是误用了“古今”的时间概念而形成的错误理解——新比旧强。但在多样而复杂的人事中，有些根本的内容其实并不因时间和地域的不同而完全不同，在这些方面上东方的守正出新反而是进行创造的不变法则。当然，正，也许会笨一些、慢一些，但这样才符合人的成长过程和成长规律。
* 情感目标作为副目标是可以存在的，因为语文所能反映的内容之一就是人的感受。但不能作为主要的目标，因为情感的感受并不一定非要从语文方面获得，而语文课最重要的是要通过对语言文字的揣摩而感知相应的情感内容，所以如果单纯把情感目标作为主要目标是不妥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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