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想讲几件2017年里我印象很深的事情。
第一件事，是和一个朋友闲谈时听来的。
她的一位朋友，和丈夫长期分居两地。妻子带着孩子在上海，丈夫在杭州工作，说远不远说近不近的距离。然后丈夫就和同在杭州的一位同事出轨了，被发现之后，丈夫提出离婚。
这样的事情太过稀松平常。当事人觉得度日如年，如梗在喉的事情，外人讲道起来，三两句话就说完了。
“我的这个朋友，痛苦纠结了很久，后来她觉得为了孩子，要保护这个家庭。所以她对丈夫说，算了，过去的事情就过去吧，我原谅你。”
“丈夫沉默了一阵子，还是坚持离婚了。”
“其实他们离婚这事已经过去很久了。直到最近，这位朋友和我说，她很后悔，当时应该立即在上海辞职，带着孩子一起去杭州陪到丈夫的身边。”
“她说，听起来很荒谬吧？”
“虽然我不是过错的那一方，可是如果我更想维护这个家庭，我就不得不摆出比’原谅’还要低得多的姿态。”
第二件事，是和同事们在一起吃晚饭。
销售的同事总是性子要热闹些，互相敬酒啊什么的，一声声“刘总吴总”喊得欢快。
我打着“佛系财务”的旗号，谁来我都好脾气地笑笑，不喝酒，低头只顾着吃饭。
市场部经理是个文文静静的女子，被同事们闹着“好酒量”，“好酒量”，喝了一杯就眼圈发红。他们部门的小姑娘是豪爽的北方人，替她老板挡了好几杯，满面笑意。
过了一阵子，小姑娘默不作声地挨着我坐下了，轻声说“我靠一下哦，有点累”。我看着她面色不大好，问了句“你没事吧？”
她摇摇头，笑笑，“没事，我就是累了，我刷会儿手机哈。”
后来又陆续有同事过来敬酒，小姑娘都摆摆手。酒过三巡，老板招呼着大家去外面拍张合影，小姑娘试图站起来，一下没站稳，哇一下吐在了桌上。
她手忙脚乱地想拿个杯子接住，身边也有同事立马围上去说，“没事吧？”，她快速地摇着头，“没事没事，估计喝太快了”。
“没事没事，你们不用管我，快去拍合影吧。”
“真不好意思。”
第三件事，是元旦的时候，我和朋友一起，从阳朔坐大巴回桂林。
我们上车的地方，是个过路点，车上座位已经满了，只有最前面两个加座，扶手也没有，安全带也没有。想想只是一个小时的路，我们也就坐下了。
司机大叔和售票员看起来像是一对夫妇，两个人嗓门很大的，一边催促着我们的上车速度，一边他们俩也在用方言争吵些什么，我听不懂。
本来以为座位满了就可以一路坐到桂林，可是车缓缓开动起来，司机连关门的意思都没有，售票员大半个身子吊在车外头，冲着外面喊，“桂林桂林，要上车的快点！”
有一群学生像小鸭子似的被赶上了车，司机大叔熟练地从驾驶座边上拿出一叠塑料椅子，“往里面走，往里面走，不要挡着路，尽量坐里面点。”
我目瞪口呆地看着整个中巴车的过道一竖溜儿瞬间坐满了人，售票员在门口推搡着最后一个姑娘，“快点快点，走起来，一个人25元啊！”
朋友突然推推我，带着笑意低声说：“你看你跟这个售票员穿得多像。”
还真是，一样的红色短打羽绒服，黑色牛仔裤，黑色板鞋。只不过她多出来一个收钱的斜挎包，一副大嗓门，还有格外坚定的眼神。
车子晃晃悠悠上路的时候，突然后排有两个人叫嚷起来，“哎哎，已经到阳朔了吗？快掉头让我回去，我从桂林过来的啊！”
“哎哟我的大哥，都开出来这么远了，怎么可能掉头回去啊?你们快点前面上面，搭对面的车回去，对面车很多的。”售票员红色的瘦弱身板，硬从不存在的过道里挤了进去，拽着两位乘客往外走。
司机大叔骂骂咧咧地把车靠边停下，“动作快点，对面正好有辆车开过来了！”
售票员左手拉着一个，右手拉着一个，以领头雁的姿势下了车门，目不斜视地就要向马路对面冲去，嘴里还嘟囔着,“求你了大哥，真是要急死我了，早点下车我还能多载两个呢！”
突然右手边的男乘客把售票员往后紧急一拉，一辆摩托车呼啸而去，险险就要将领头雁撞个满怀。
在什么样的时刻，你会觉得生活很艰难呢？
有那么一瞬间，我想要责怪第一个故事里的妻子，委屈求全放低身价的想法太过懦弱。
有那么一瞬间，我想要责怪第二个故事里的小姑娘，不过是职场混口饭吃，何必把自己喝吐了那么拼？
有那么一瞬间，我想要责怪第三个故事里的售票员，你不顾乘客的感受推推搡搡也就算了，不过是25元一张的车票，能不能不要那么着急，多为自己的安全着想一点？
好多事情，太多次看到，太多次听说，多到有个念头终于击中了我。
我凭什么责怪TA呢？那也有可能是我。
当我看着他们，却无从责怪的时候，我觉得生活很艰难。
这一年来，我慢慢开始害怕所谓的KOL(意见领袖）这件事。我当然明白舆论的一大目的就是价值导向，可是我很害怕那些耸人听闻的标题“XXX就应该去死” “XXX滚出”，也很害怕越来越常见的、大规模的谩骂与攻击。
多简单的道理，那也有可能是你，那也有可能是我。
生活很艰难的时候，我们总会说，“愿世界对我温柔相待”。
生活很艰难的时候，我们是否有勇气说，“愿我对世界温柔相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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