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百年来帖学大行于世，“二王”一脉始终占据主流。至清代才出现了不同声音，逐步提升了北碑的地位。
阮元、包世臣率先发出振兴碑学、推崇北碑之先声，后继者康有为更是奋臂呐喊，尊碑抑帖，言之凿凿，旗帜鲜明。他的《广艺舟双楫》，在包世臣文论《艺舟双楫》上加了一个“广”字，即引经据典，纵横议论，言之凿凿，把碑一下捧上了天，把阁帖、丛帖，尤其是唐楷诸帖一贬到底。加上他理论、实践并重，率先学研北碑，练就独家之“康体”，写出了一股精神气、英雄气，一时令多少学子为之倾倒。自此，北碑及其碑学兴盛，至民国几成压倒性趋势，上百年占尽风头，出了许多碑派大家，而帖学一直在走下坡路，形成了这一时期碑兴帖衰的特征。
清代大学者阮元在嘉庆年间，撰写《南北书派论》、《北碑南帖论》，倡导北朝碑版石刻，说碑具有质朴天然之气，气魄浑厚之力，卓然而立，有伟丈夫气魄等。对姿媚妍妙一路，他则不欣赏，不赞同。虽那时囿于传统势力，对二王评价多用曲笔甚至闪烁其词，但其叛逆精神，对传统的“反动”，影响不可低估。应该说，阮元在尊碑抑帖上起到了“开山”作用。
泾县包氏世臣，把阮元的碑学主张发扬完善，写出《艺舟双楫》著作，从理论实践上为碑学推波助澜，使帖学再次受到打击。如果说阮元的“尊碑”是一种笼统的艺术主张，那么到了包世臣则挖掘出了“尊碑”的美学底蕴，将茂密雄强的阳刚之美落实到书法艺术之中，从碑学的用笔、墨法、章法及结体，都有系统地论述，大大推动了北碑的兴起与发展。
康有为继承阮、包学说，扛起尊碑抑帖之大旗，不遗余力鼓吹北碑，向帖学发起“进攻”，成为书壇革新派的重要人物。他总结出来的南北朝碑刻的“十美”，即“魄力雄健，气象浑穆、笔法跳跃，点画峻厚，意态奇逸，精神飞动，兴趣酣足，骨法洞达，结构天成，血肉丰美”，简直是好话述尽。虽然他的书法，从传统帖学跳到北碑，不能够完全落实到实践中去。然而从“势”上讲，他书法的雄强厚重大气及苍劲老辣，已内含北碑精神。但其结字特征及取法，还属融汇贯通，兼收各家，写出了碑帖相融的“康体”，是变革的成功者。我觉得，他的书法仍然具有浓厚的人文气息，学者风范，写到这样的境界，很了不起！
三位官员、学者在清代，敢发前人不敢言，勇为后代领风气，以其碑学理论的建立与发展，掀起“革命性” 的书法变革，使碑与帖能够並峙而立，美与力兼具，让人叹服！我虽好碑习碑，但个人观点与三位先哲却有不同。我以为，碑也好，帖也好，都是书法宝库里奇异之瑰宝，不能尊这抑那，非此即彼，如矫枉过正，不利于书法的健康发展。
自东晋以来，帖学占据主要位置，在于它的清秀、妍丽、妩媚，符合人们的审美习惯，以致千年未有大的变化。而碑学的兴起并发展，犹如西北大汉执铁琵琶，唱大风起兮云飞扬，给书壇吹来了雄强、厚重、豪放之风，又多了欣赏、审美的维度，使书法的风格更加丰富、多样化了，应是书法进步的里程碑！
南北朝时期，战争频繁，社会动乱，人们为寻求精神寄托，纷纷皈依佛教，因此，由汉代传入中国的佛教此时得到大的发展，北朝区域建造的各种石窟，开凿摩崖造像题记，大量墓刻随之出现，形成了北朝石刻盛世。这些石刻文字书法，为中国书法宝库增添了奇异的风采。加上传拓技术的应用，为碑学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时光荏苒，直到今天，碑学仍然占据重要位置。一些著名的精品与典型，如嵩高灵庙碑、石门铭、大开通、二爨、龙门二十品、元简墓志、刁遵墓志等一批经典，是人们学习书法的重要教材。
黄河沿岸，中国之中，广袤的土地上，北人北相，酷爱北碑，其雄浑大气的书风，与江南帖学拉开了距离。而烟雨朦胧下的南方人士，以帖学为主，弥漫着清雅俊秀的书风。一豪放一婉约，构成了中国书法的主干。尚碑学帖，遑论高下，孜孜以求，俱能达到高境。
三十余年，吾追求北碑之雄强大气，未敢有过懈怠，为我的草书壮魂魄、添神采，受益匪浅。一直伴随我左右的是《大开通》、《龙门二十品》、《石门颂》及各种有特色的石刻小品，临习不辍，常临常新。这些东汉以来的碑体书刻，饱满、雄强、浑厚、大气、朴拙、野逸等等，每每临习，给人以不同的感受。我主研大草，属于帖学范畴，而靠碑体书法，以壮行色！碑帖兼融，是我追求的方向，至于说能够达到何种效果，则另当别论了！但无论怎样，此生难与碑帖分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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