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般人的眼里，中文系的学生，都是极其浪漫，又富有才华的。但是，“中文系不是培养作家的地方，是培养文学研究者的地方。”朱东润先生的一句话，便可让这些人张口扪舌，自叹不识时务。
的确，学术与文章，依今天的情况看，已如泾渭一般，截然分明；又似乎如鱼与熊掌，不可兼得了。
试看许许多多学术著作，内容或许因为专、精的缘故，无法发挥文采。但前言后记，总可以自由挥洒了吧。却又不然。许许多多的序，或者是感谢张老，多亏李师，大串大串的人名，N多N多的谢语，直似古时军中的功劳簿，或者干脆就是一本典型的自谦经。这种种序文，论体则四平八稳，论味则如同嚼蜡。让人万分惊诧：这些浸淫于文学之中数十年的文场老伏波，写起文章来，却仍停留在高中生的水平。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或许是因为重学轻文的观点。有些学者，认为写作只是雕虫小技，壮夫所不为的事，学术研究才是重点所在。甚至有的人，其精神境界还停留在理学家们作文害道的程度。记得一个老师曾对我说：“他的老师曾对他说，文学创作，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就可以了，不必去写。”为什么，他没说，但他显然奉为真理，并躬行不悖。
这些人，显然是将文学研究，看得比创作远为重要。王力先生，亦持此论。看他的《龙虫并雕斋琐语》，那如行云流水一般调侃的笔调，那信手拈来的比喻及典故，真有几分钱钟书的味道，使人极难相信，原来平素严谨刻板的王老夫子，居然还有着这样一副轻松闲适的面孔。如果他一力创作，毫无疑问可以成为一代小品文名家。但他自言平时撰写学术著作，犹如天书，而只有写这类小品文，才算是说了人话，并自诩写这样的文章，可以日试万言，倚马可待的。从他浅率的语气中，可以看出，写这类小品文，不过是为了换得些许柴米之资，而学术的研究，才是重心所在。
但并非人人都有王力先生的学力和才力。对于许多学者来说，有意的不为，并非便是主观的能为。起初是能为而不为，大概研究者都如醉翁之意，在彼不在此，因此只问著作专不专，而不管行文美不美。这是不为。到后来渐渐地，日久天长，笔枯情消，想写也写不出来了。于是便成了不能了。
也有许多人，本科不是中文系，而由于喜欢写作，才考中文系的研究生。但读研之后，却反而发现，当初的创作激情日渐消磨，仿佛失去妙笔的江郎，人未老，手已先生。我的一个师兄，即是一例。由喜欢而考研，由研而博，最终，却是赢得一片茫然。他说：他已经写不出文章来了，他已经对于这种从故纸堆中讨生活的意义产生了怀疑。
也难怪，之前由于喜欢，读的都是经典名作，日夜沉浸其中，所谓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自然才思敏锐，下笔如神了。而今为了研究，读的却都是一些枯燥平实的作品。之前对于文学美的追求，如今变成了对于史料的搜寻。不仅如此，长期的书斋生涯，消磨了才情，生活的单调，亦减去了文思。虽强欲有作，也只如理学家作诗，可惜没有一个朱熹，却多是邵康节之类，淡乎寡味。
孔子云：学有余力，则以学文。可见学术第一，文章第二，自古已然。但综观古代至于近代之著名学者，又有哪一个，是有学无文的呢？那么，是否是今人才思不如古人，学无余力，因此便不学文了呢？我想，谁也不肯如此承认的。言之不文，行之不远。我一直固执地以为：若单仅有学术上的研究，而缺乏文才上的润饰，终究算不得一名大家。当今学术界之所以出不了象鲁迅、钱钟书式的大家，其原因，或即在此。
但观念上的轻视，只是一方面，更重要的一方面，恐怕在于现实性的原因。大抵对许多正在学术界拼搏的人来说，学术是饭碗，文章是性情。为了饭碗，只能牺牲性情。仓廪实而后知廉耻，饭碗固而后怡性情。文学创作，要到饭碗稳定之后，也即在学术上有所成就之后，才有余力去进行。多年前有一位教授曾经对我说：我们这些人，到了年纪比较大的时候，感觉天天论来考去，意思不大，倒更喜欢写写文章，抒抒性情。
难道，对于文学研究者来说，创作，真的要到老年之时，要到功成名就之时，才能在感情上，唤起一种性情的回归？
对词章的轻视，在学术研究中，则体现为词章学的衰落。许多原已受到自然规律的淘汰，被淹没在历史的故纸堆中的作品，纷纷被挖掘出来。许多名不见经传的无名作家，也一再地被考来论去。这种种的种种，人们美其名曰：填补空白。又比如，如今，文学这一学科的领域，似乎无限地延伸与拓展。往往中文系的学生，毕业论文写的却是宗教、民俗、法律、典章等。谈经济，谈民俗，谈社会，到头来，恰恰就是忘了文学。数典忘祖的典故，在这里得到了别解。
看来，在处处退而求其次的今天，朱东润先生的那句话，或许又得打一半折扣，而似乎应改成：中文系既不是培养作家的地方，也不是培养文学研究者的地方，而是培养研究其他各种与文学八竿子才打得着关系的学问的研究者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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