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幼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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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怎么叫这个名字?”他一脸不解的问我,好像听到一个让他吃惊的大笑话一般。我也有点儿被他问住了,好像二十多年来从来没有质疑过名字只是称谓之外的其他含义。“我妈可能觉得好听。”
“那你呢?”他像个新闻台的调查记者追根究底,我心底里产生片刻的厌恶,然后又咽回去。
“我也觉得好听。”我面不改色地说了一句,分不清真话假话。
“房籽,房……籽,怎么听都不像个人名。是吧?”
“陈先生,我觉得这不重要。毕竟您以后跟我相处,还是更注重我的品质吧?或者,如果您觉得实在不舒服,可以喊我小房……哦不对……”话还没说完便觉得有些发窘,话又多了。
“房籽,看起来,我们好像并不值得多相处。”他拿起放在桌上的戒指准备离开,一瞬间我终于觉得轻松了,随便要将两个人绑定在一起是没有任何意义的,而且我现在,根本没办法跟他相处——我怕他。我紧跟着他站起身,“谢谢您陈先生,您知道为什么。”
我看着他重新把戒指戴在右手的无名指上,在手中轻轻转动,那仿佛是一件珍宝。“你一点儿都不聪明。”令人意外的是,除了这句话,他最后留下一张名片给我。那种紧张的情绪又重新凝聚起来,捏住那张名片的一角,很锐利的一种质感。
陈启,远胜集团项目部的副总经理。我要和他谈的,是要他撤销对我们公司的诉讼,两年前我卖给她妻子一份重疾险,两个月前她妻子自己拔掉了氧气管,选择安乐死。他认为我卖出的那份重疾险加速了他妻子的死亡,而公司则认为选择安乐死本身与赔付条款不一致,对方违约再先,我们有理由不进行赔偿。而他不由分说地提出了诉讼,对重症病人卖保险是不道德的,即便我认识他太太的时候并不知道她已经患病,而因为他太太已离世,没有人能证明我当时的不知情,如果状告成功,我将面临三到五年的有期徒刑。
公司不会保我,法院不会站在我这边,能救我的只有陈启。即便我没有任何筹码,甚至连一个具体的赔偿数字都说不出口。但我还是擅自来求他,我没有办法想象从监狱出来之后我的生活还能不能继续下去,我妈的病还没好利索,我不能让本就郁郁寡欢的家庭雪上加霜。
而此刻他给我这张名片,就代表还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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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叫房籽,今年26岁,和母亲两个人生活。其实我知道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因为早产导致我生出来的时候很小,我妈便说我像个小米粒一般大,但她觉得“粒”字是没智慧的,就取名“籽”,她希望我是一颗花籽,能开花。我是我爸的私生子,所以我从来没回过他真正的家,他只是偶尔出现几次,然后再消失好几个月,小时候放学回家总是会看到我妈在收拾行李,她说我们随时有可能搬家。
我问,“为什么?搬走了爸爸回来怎么办?”
她看都不看我便接着说,“爸爸自己会找回来的。”这话一说就是十六年,直到两年前我妈患上乳腺癌,我爸再也没来找过她,没回过我们的家。我们家从来没有全家福,我也没跟爸爸有过任何合照。我妈这么多年也把这个情人的角色扮演的极好,因为换的地方多,我妈便一直都是“丈夫死了的单身母亲。”
示弱和卖惨是我们保护自己的方式,因为比起这个,名声对我们更重要。
我妈生病之后,我爸留了二十万的分手费,她们25年的感情就这样画上了句号。当时我已经大学毕业,在一家广告公司赚着三千五的死工资,他大概觉得我们母女俩往后靠着这二十万就足够了,甚至没对我留下一句好听的安慰就离开。我妈第一次进医院花掉七万的时候,我决定换一份工作,辗转几个月后选了这家保险公司。
说来也巧,认识陈启的妻子是在医院的门口。我骑的共享单车蹭到了她的车,她看着我匆匆忙忙的样子没骂我也没要我赔偿,还问我发生了什么事。很久没有听到别人的关心,不知道为什么我对着她哭出来,“我来给我妈送饭。”她从手包里抽出两张纸巾递给我,夸了我好几遍,“好孩子。”
一来二去的,我就卖给了她保险,她成为了我最大的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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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我妈生活这么多年都没有自己的房子,所以有时候我妈喊我的名字时候总让我觉得自己像一座她很眷恋的房子。她应该是极渴望家的,渴望有一座房子,抛弃掉所有不安全的因素定下来。
但我爸不能给她的,我更给不了。生活到底在跟我开什么玩笑我不知道,但从八岁时知道自己不能光明正大讲自己有爸爸的时候,我觉得我的未来就完蛋了。我妈从小就说我得好好读书,只有变得优秀我才能得到爸爸的喜欢。她大概是到现在都没搞明白,男人是永远不会随便换妻子的,何况我爸的老婆有本事有家世,我妈除了脸和身材什么都没有了。
乳腺癌手术后,身材也没了。
所以我不相信男人会有什么真感情的,陈启捏着手里那枚戒指在我面前轻微转动的时候,我的脑子一直在做算术题,加上我所有的积蓄,我如果才能说出一个体面的数字;其次便是如何能引导这件事与我无关,索要赔偿可以直接对接我的公司。
两天后我拨通了陈启的电话,表示希望能再次向他致歉。他给了我一个地址,留下一句“两点之前,之后我没有时间”挂断了。
他给我的地址,是松山墓园,他妻子埋葬的地方。
未完待续
你好,谢谢你。
——幼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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