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一直在研究投资者端金融类案件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
今天还是谈信托，投资者端信托纠纷案件处理的框架性思路。
什么是框架性思路？很显然不是研究具体争议焦点该怎么确定，以及怎样去力争，而是厘定问题处理思路的前提性考量。
信托产品违约后，不同于其他类型的金融产品案件，它的违约处置方式具有自身的特点。通俗易懂地来说，包括自救、搭救和司法诉讼。那么本文的目的，也就在于尽可能阐明各个方式可能存在的利弊，进而由投资者来衡量采取何种方式，使自己利益最大化。
先说自救，某种意义上，信托公司的自救就是投资者在进行自救。不论是变卖底层资产、腾挪资金池，还是引进战投整体出让或是部分切割，最终的目的，就是要破解流动性问题或更为严重的实质性违约。因此，违约之初信托公司积极开展自救既是一种态度，也是《信托法》“受人之托，忠人之事”的应有之义。但实务中的复杂程度要远高于上述基础逻辑，之所以称之为基础逻辑，是因为一旦掺杂入各种因素后，信托公司的态度可能会发生变化，再加上信息的严重不对称，投资者需要严格评估信托公司进行自救的可行性和可能性，识别是真正具有可行性的自救行为，还是结局大概率并不乐观的自救行为，亦或是仅仅用来拖延“以时间换空间”的策略而已。
再谈搭救。“刚性兑付”彻底走了，“兜底”条款均为无效，取而代之的是市场化前提的“战投”，综合结果比较好的情况下，遇到国资背景的战投，可以毕其功于一役，参照雪松。但更多时候被搭救的产品或信托公司由于缺乏话语权，在处置时间和价格等方面处于全面被动的状态。因此战投作为一个市场化处置方式，也是基于自救的基础层面，但介入因素更多，不确定性也会增加，总体而言，也是投资者最主要的一类期待。
最后是司法程序。对于信托公司的诉讼，主要依据《信托法》的规定，追求的是信托公司以及代销机构的过错责任，这里需要着重与违约责任相区分，且要与商业风险作出明确区别。在自救以及搭救环节，基础逻辑是商业风险，也即在信托公司无过错的环境下，信托公司竭尽所能，底层资产能拿回多少，投资者就回收多少，假如只拿回一半或者更少，那么不好意思投资者需要自行承担未拿回部分的损失，因为投资有风险，投资者需要对自己决定的投资行为承担商业风险。
而在司法诉讼领域，过错责任的逻辑完全不同，是从信托公司作为专业金融机构应当履行义务的角度出发，充分考量信托公司在产品发行、销售以及运营环节是否存在违法违规等过错行为，如果存在，那么根据信托公司过错的大小，向投资者承担一定比例的损失赔偿责任。
需要指出的是，过错责任与底层资产分属于不同的法律关系，追究过错责任的结果，不影响投资者对底层资产的权利，只是通过过错责任以及底层资产拿回的全部损失，不能高于自身的全部损失，基本原理是：诉讼目的是为追回损失，而不能因此额外获利。
上述三种处置方式，出现的时间节点是不确定的，它们可能分先后进行，也可能会同时推进。对于投资者而言，能够自行选择的，可能只有是否提起诉讼的方式。这里面需要考量的因素比较多，主要包括如下几点：
1、信托公司自身的偿付能力；
2、信托公司未来的发展方向，是向好还是向恶；
3、信托公司被司法集中管辖的可能，一旦被集中管辖，案件进度会放缓，司法渠道基本上会停滞；
4、未来是否会有进行诉讼的可能，如果有则早好于晚，原因与第上述3条均相关。
总而言之，信托违约的处理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并且是具有一定不确定性的过程，我们看到有的信托公司最终完全垮掉，也有的得到了妥善的处置，投资者在过程中的利益是否得到维护也各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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