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公故里、山西运城解州关帝庙有副对联，上联云：力扶汉鼎，道阐麟经，秉忠义伐魏拒吴，统南北东西，四海咸钦帝君仙佛；下联云：气禀乾坤，心同日月，显威灵伏魔荡寇，合古今中外，万民共仰文武圣神。
这副对联高度概括了关帝匡扶汉室、践行春秋、忠义报国、伏魔荡寇、护国佑民的英雄圣贤风范，以及古今中外、四海咸钦、三教尊奉、万民共仰、亘古一人的信仰地位和久远广泛的社会影响力。
早在明代初年，明代大儒方孝儒就在浙江宁海关王庙碑记中说：“古之享天下万世祀者，必有盛德大烈，被乎人人。其或功盖一时，名震一国，祀事止于其乡，而不能及乎远。惟汉将关侯云长，穷荒遐裔，小民稚子，皆知尊其名，畏其威，怀其烈。”
千百年来，关帝作为一种最具中华民族精神特质的文化符号，得到全球华人社会的广泛尊奉和敬仰。关帝所代表的文化精神、人格品质、道德修养和英雄风范，被中华儿女以各种艺术形态世代传承。
颂扬关帝的诗词歌赋，自唐宋至明清，代代相沿，层出不穷。唐代诗人杜甫、岑参、郎士元等，宋代丞相张商英、诗人李覯、陈普、陆游等，金人张殉、元人火鲁忽达、郝经、程严卿等、明代王世贞、李东阳、文徵明、徐渭、李贽、袁宏道等，无一不在诗文中讴歌颂扬关帝忠肝义胆、义勇当先的英雄气概，挂印封金、清白正直的大丈夫风范，以及威震华夏、万民传颂的人格魅力。
以关帝形象创作的绘画作品，更是数不胜数，种类繁多，如国画、年画、版画、工笔画、水墨画、连环画，或表现关帝立马横刀、奔驰战场的英勇，或描绘关帝正襟危坐、夜读春秋的儒雅，或表达关帝龙袍冕旒、端坐庙堂的威严，皆栩栩如生，逼真传神。
五代十国时期的后蜀画家赵忠义，应后蜀主孟昶之诏，创作了一幅《关将军起玉泉寺图》，印证了关帝在隋唐时已为佛门护法的传说；明朝宣德年间宫廷画家商喜的《关公擒将图》再现了关帝智勇双全、水淹七军的传奇故事；民间年画中的《左玉皇》、《上关下财》等作品，使得关帝威灵丕显、镇宅除魔、增福赐财、庇佑平安的神职功能在中华民众心里深深扎下了根。
分布在全国各地的关帝庙碑刻，是最直观宣扬关帝忠义形象，记述关帝灵应救民、教化民众、裨益风教的艺术形式。碑刻有文字碑和造像碑。文字碑纪功述事，歌颂关帝功德，如《关夫子像赞碑》云：“古今浩然，正大刚毅。山西一人，并立天地。像存故乡，惠千万祀。”《关圣帝君像赞碑》云：“义存汉室，致主以忠。春秋之旨，独得其宗。天地合德，君师同功。圣神之武，百世所崇。”这些矗立于关帝庙内外的碑刻，使得关帝精神更能贴近民意，走进民心，起到传扬忠义，扬善止恶，引导风俗，教化社会的良好效用。
关帝造像碑为崇拜关帝的人们瞻仰而创作的艺术品，仅《关圣帝君圣迹图志》就收有14幅。年代最早的是唐代大画家吴道子绘的2幅《关壮缪像》，赞词一为“乾坤正气，日月精忠，满胸义气，万代英雄”；二为“丹心贯日，赤马斯风，两间正气，千古英雄。”宋代抗金英雄岳飞绘的《关圣帝君像》，为正面侧身骑马挥刀像，上有“岳飞之印”，相传为岳飞因缅怀关帝的忠义神武而创作。
对联，是人们喜闻乐见、文情并茂的文学艺术表现形式，几乎每座关帝庙都有赞美关帝忠义神勇形象，颂扬关帝护国佑民功德的对联。如传说八仙之一、唐代吕纯阳为关帝题写的对联“亭侯旧所封，冉冉桃花增汉色；帝子今何在，萧萧枫树起秋睑”；明神宗皇帝朱翊钧题联“五夜何人能秉烛，九州无处不焚香。”清乾隆皇帝爱新觉罗·弘历题联“浩气丹心，万古忠诚昭日月；佑国福民，千秋俎豆永山河。”都表达了对关帝的崇敬和仰慕。关帝庙对联，成了中华对联宝库中的一笔宝贵财富。
形形色色品类繁多的艺术表现形式，将关帝身上所体现出来的“忠义”、“信义”、“礼义”、“侠义”、“勇义”、“仁义”、“道义”等精神品格，直观形象地呈现在中华民众面前，对中国民间社会的道德教化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和影响，也为关帝崇拜成为中华文化基因里最深刻的信仰打下了坚不可摧的民意基础。
本文刊载于《香港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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