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是宗族礼法社会，长幼有序的宗族制度、三纲五常的伦理秩序深入人心，家族内部成员、邻里之间产生纠纷，多数通过宗族调解、乡邻调解和里长、保甲长调解来解决，裁决依据主要是在公序良俗原则指引下，依照乡约乡俗、家规家训来执行。
《大明律》规定，凡里，各有乡约之规定……每当会日，里长甲首与里老集合里民，讲谕法令约规，莫敢无故不到者，或者置有申明亭，里民不孝不悌，或犯奸盗者，榜示姓名于上，发其羞恶之心，而改过自新者则去之；里老于婚户田土细故，许其于申明亭劝导而解决之。
清康熙帝颁《圣谕十六条》明确要求：“敦孝悌以重人伦，笃宗族以昭雍睦”，“和乡党以息争讼，息诬告以全良善”。
这种礼法结合、调解优先的司法传统，对及时解决民间纠纷，防止矛盾激化升级，增进宗族邻里和睦相处，减轻当事人涉诉负担，稳定民间社会秩序，起到了显著的成效。
自宋代开始，随着关帝崇拜的日益兴盛，关帝忠义正直的高尚人格，威震华夏的英雄形象，受到了上至朝廷，下至民间的顶礼膜拜、广泛推崇。祭祀关帝的祠庙在宋元时期已经遍布全国各地。
元初大儒郝经在《汉义勇武安王庙碑》中说：“（关帝）英灵义烈遍天下，故所在庙祀。福善祸恶，神威赫然，人成畏而敬之，而燕赵荆楚尤笃，郡国、州县、乡邑皆有庙。”
宋代时出现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乡约，内容分为四大纲领：“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建构了一套礼仪化的乡民自治互助模式，成为宋代乃至明清乡约乡礼、家规家训的范本。
因关帝忠义节烈、护国保民的形象备受宋儒理学、民间百姓的推崇，关帝由此成为乡约制度中主持公道，扬善惩恶，进行道德教化的全方位神明及公正之神。
如清乾隆三年（1738年）山西永济南郭村因村民盗窃而公议禁约，勒石记事，《南郭村公议禁约以厚风俗序碑》碑文云：“爰与乡约会各甲之人俱在关帝老爷庙中，公议禁止，立为条规。嗣后如有不法之人，损人利己者，拿住罚银五钱；不服者，公举送官。或本村伤损邻村或邻村伤损本村者，依此公罚处置。倘有徇情私放及退缩不前者，或怀挟私仇诬假为真者，亦依此公罚处置。”
隆澳是广东南澳岛四个大澳之一。雍正年间，隆澳前江建起了关帝庙。每年农历正月十八日，隆澳13乡乡民就会联合举办一年一度的关帝巡境活动。关帝是隆澳13乡乡民共同祭祀的神明，乡村之间有矛盾纠纷，就会齐聚关帝庙，在关帝像前立誓，申诉缘由。调解或裁决结果，也会被乡民欣然接受并严格遵守。
古人接受调解，而不愿意争讼，是将争讼看成不可轻易为之的凶险之事。《周易·讼卦》卦辞云：“讼，有孚，窒。惕，中吉，终凶。”“以讼受服，亦不足敬也”。意思是，即使赢得诉讼，也不让人佩服。
尤其古代法律制度不健全，诉讼起来费钱、费时、费力。民间俗话说“衙门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依靠民间调解、关帝公正监察，就成了民间社会解决纠纷的重要途径和手段。
尤其对商人来说，地方官对商人的敲诈勒索，致使商人诉讼成本极高，诉讼过程极长，常常一案下来，官司终结之日，也是家资耗尽之时。
各地商业会馆将关帝奉为主祀之神，除借助关帝所代表的忠义、诚信等传统美德，宣扬“诚信为本”、“以义取利”的商业道德、价值观外，还将关帝视为见证盟约、裁决纠纷、警示奸邪、惩治不法的商业公正之神。
洛阳山陕会馆《关圣帝君仪仗记》云：“帝君之忠义神武实是以震浮起扉，为万世则故。既载诸祀兴祭其德而极其功，而又推其磊落光明之慨以风示商贾，使熙熙攘攘竞刀锥子母者，日夕承于帝君之旁，庶其触目惊心，不至见利忘义，角乖张而尚狙诈也。”
海外华人异乡为客，出现利益纷争，也是通过共同的关帝崇拜，建立起互信互谅、以和为贵的沟通机制，实现精诚团结、共谋发展的创业局面的。海外华人聚居地，无不在宗祠、乡祠之上共建关庙，以彰虔敬。
作者：关公文化彭允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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