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中,“孝悌”往往连称,成为儒家的标志性文化之一。
清代教育家李毓秀所作三言韵文《弟子规·总叙》开篇说道:“弟子规,圣人训。首孝悌,次谨信。泛爱众,而亲仁。有余力,则学文。”
儒家思想以“仁”为核心,但在孔子看来,孝悌是仁的根本。孔子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孟子继承孔子的儒学思想,说“尧舜之道,孝悌而已矣”,并认为,仁、义、礼、智、乐都根源于孝悌。孟子云:“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智之实,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礼之实,节文斯二者是也;乐之实,乐斯二者,乐则生矣;生则恶可已也,恶可已,则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
意思是说,仁的实质,从侍奉父母中来;义的实质,从顺从兄长中来;智的实质,是明白孝悌的道理而不背离;礼的实质,是笃行孝悌思想,孝顺父母、敬爱兄长,而不失礼节;乐的实质,是遵循了孝悌思想,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家庭和乐融融,快乐就产生了;这种快乐是发自内心的真正的快乐,一旦产生就抑制不住,不知不觉地手舞足蹈起来。
“孝悌”是维护家庭和睦,保障家庭幸福最重要的基础。孔子说:“教民亲爱,莫善于孝。教民礼顺,莫善于悌。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礼者,敬而已矣。故敬其父,则子悦;敬其兄,则弟悦;敬其君,则臣悦;敬一人,而千万人悦。所敬者寡,而悦者众。此之谓要道也。”
“孝”是做人的基础,对父母不孝顺的人不能对社会广施仁爱;“悌”是处世的基础,对兄弟不友爱的人不能对他人有情有义。
“孝悌”思想在家庭环境的熏陶中,养成知书达礼、长幼有序、知恩感恩、团结友爱、尊老爱幼等道德修养,推行到社会中,就会形成对国家的忠,对朋友的义,对社会的仁,对他人的信,达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社会理想,促进实现社会和谐稳定、国家繁荣昌盛、百姓安居乐业的良好社会风气。
关帝在《桃园明圣经》中降笔批示:“孝悌忠信人之本,礼义廉耻人之根。”并在《力学第三》中自言:“吾(关帝)素览春秋,幼观孔孟,惟以孝弟为先,修身治国为本。”
关帝谆谆教诲,垂训教人,劝人务本,谨记孝悌忠信。如果人能从孝悌的根本做起,对父母尽孝,对兄弟友爱,必然对国家尽忠,对朋友尽义,为人厚朴,处事诚信,人能达成如此的道德操守,必蒙上天鉴佑,福禄自来,俯仰称意,祸患不侵。凡事有吉无凶。
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举人沈德符,受其父史官的家风影响,仿欧阳修《归田录》之体例﹐近搜博览﹐写成《万历野获编》二十卷及《续编》十卷,内容翔实,为研究明代历史重要史料。清代编修《明史》,不少人物传记所载事实,皆源出此书。
《万历野获编》中有则故事:江西新淦人张克文、尧文两兄弟,素敬关帝,友爱和睦,邑人以为楷模。明隆庆元年(1567年)秋七月,两兄弟都考中乡贡士,一同入京会试。船抵桃源时,大病初愈的尧文因行船遇险而惊悸气绝。船家准备埋葬尧文,克文听到空中有神人对他说:“你兄弟还没死。关帝怜你们兄弟友爱,特命我来相报。”克文就将弟弟身体移到至野庙中,每天到关庙向关帝祈祷其复生。
同船的人嘲笑他,弃之而去。克文依然孤守荒庙,直到仲秋十八日尧文苏醒。至此已假死二十多天日矣。
作者沈德符叹道:“今世再生者多矣,百灵之显赫,亦不少矣。惟关侯与大士能奔走天下,愚智无异词。……宜宇内之崇奉不衰也。”
张尧文任泾县知县后,在泾县卜地建庙,请画家画关帝像日夕供奉,又请兵部左侍郎新都汪道昆作《新建义勇武安王庙记》,以答谢关帝庇佑重生之恩,修复泾县水西书院,以关帝精神“为人臣则尽忠、为人弟则尽悌、与朋友交则尽信”教化泾邑,福泽一方。
《亘史》作者潘之恒在张尧文守池阳时,曾往见之,亲耳听其言回生之事。嘉靖进士王世懋曾遇尧文之兄、水部的张克文谈起旧事,仿佛身临其境,“或舌吐目眩,或划然心开。”
作者:关公文化彭允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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