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陵小镇很奇怪，虽然地处八百里秦川腹地，小镇上的通用语言，却是地道的河南话。镇上店铺的小老板，大都是逃荒来的河南人。其它省份和陕西人，在这经商的是少数，有时陕西人和河南人说话，不由得也撇出几句河南腔。
小伙子和镇上的人，关系都很融洽。因为个子高大，如鹤立鸡群，人们背地里给他起个外号，叫长条。小伙子的铺子，是红红火火，收入也很稳定。
岁月如梭，转眼间功夫，已是二十多岁的大龄青年，到了该成家的时候了。媒人给介绍了一个，远在二百多里以外，蓝田县曳湖乡沙河村的一女子，姓杨，名桂芳。
女子家门前一间大房，横背在村路边，右侧是大门的通道，进去左拐有一个很大的院子，中间一口轆轆老井。院子右边几间厦房，顶头一孔窑洞。
小女子十六七岁，长得娇小漂亮，父亲早年去逝，上有母亲和两个哥哥。两个哥哥耕种着，沙河边的几亩田地，女子和母亲在家纺线织布，缝衣做饭。女子从小心灵手巧，是一个能干的持家好手。
小伙子一见钟情，不久便送来丰厚的彩礼，很快把女子接到杨陵，盖了间小瓦房成家了。小伙子从小在外漂泊多年，终于有了自己温暖的小家。
妻子一日三餐变换着花样，做好热腾腾的饭菜，伺候着丈夫和两个徒弟，把一个家，收拾的井井有条。
闲时到丈夫的铺子，帮着锁锁扣眼，钉钉扣子，干一些杂活。小家过得和和美美，温馨幸福。
四九年间，杨陵也解放了，小镇上鞭炮轰鸣，锣鼓喧天，人们纷纷涌上街头，欢庆新中国的诞生。
此后，在新政府的管理下，小镇面貌焕然一新，地痞流氓，周边的土匪都绝迹了。人们真正过上了夜不闭户，平安祥和的日子。
小伙子和镇上的人们一样，从心里感激共产党，感谢新政府。几年后，政府号召商铺公私合营，小伙子积极响应，把自己家的两台缝纫机，门面铺子和两个徒弟，一同合营了进去。
镇上的商铺，都合营成了百货公司，五金商店，杂货商店等，成了国营或集体单位。几个缝纫铺子和鞋铺，合营成了一个集体的衣鞋厂。
小伙子人缘好，被选为第一任厂长。后来又被选为镇上工商联委员。那几年很是风光，时常床单包一个被子，坐火车去宝鸡开会。那个年代不像现在，火车到站汽车一接，宾馆住着，吃饭七碟子八大碗的席面，酒足饭饱，嘴一抹完事，很享受。
那时候，报到后，一间大房子，地上铺着麦草，把自已床单一铺，被子一盖，就像蔡家坡的先人，一排排睡觉了。
每人发两个碗，一双筷子，到点打份饭。会完了，再床单把被子一包背着，自己买票回家了。但是小伙子觉得，能参加会议很光荣，特别激动。
那一年，有了我，上边还有三个姐姐。小伙子就成了我的父亲。他的妻子，自然就是我母亲。
再后来，政治运动慢慢多了，一次父亲参加镇上工商联会议，领导讲话号召各委员，积极给党和政府提意见，帮助党和政府改正错误。大家都说党和政府都好，沒意见。
当时好像关系不大，后来不知为啥，和地富反坏右联在了一起，成了人民的敌人。姓任的厂长被免了，心情郁闷，没过几年病逝了，留下妻子和七个未成年的孩子。好多年受到牵连，参军当兵，有信箱的国防厂，和好的工作都与孩子们无缘，大都去了农建兵团，边疆，建筑公司，和一些成份好的人，不愿去的单位工作了。
从此，父亲沉默了，说他幸亏没发言，后来话更少了，不久辞去了厂长职务。那时先后又添了两个妹妹，家里负担更重了。
父亲每日负责一二十台缝纫机的裁剪，兼做别人做不了的棉衣皮祆旗袍。忙忙碌碌，不停奔波。一下班，赶紧回家帮母亲干些家务。
五八年大跃进，政府号召吃大锅饭，不准每家开小灶，一条街上，办了一个大食堂，每日三餐按定量打饭吃。中午一到饭点，孩子们眼巴巴等着，母亲打回的多半盆汤面条，菜多面少，稀汤寡水的，八个人每人盛一碗就见底了。孩子们狼吞虎咽地，吃完自己的饭，眼瞅着父母的饭碗，父母亲把自己碗里的，又给每个娃匀一点。看着孩子们挨饿，心里很不是滋味。
记得有一次，父亲去农村支援夏收，管饭，下午每人一碗包谷糁，一个大馍，父亲悄悄掰了一半，藏在怀里，回来给每个娃分一小块，孩子们很高兴，就像吃了块点心似的。
为了孩子身体，父亲把家里所有值钱东西都变卖了，换成了吃食。后来因为营养不良，得了肝炎，凭医院证明，粮站每月供二斤黄豆，母亲把黄豆煮熟，让父亲每天吃一口，那就是当时最好的营养品。
一次父亲外出，看中了渭惠渠堤外一块荒地，很高兴。星期天，和母亲，六个孩子浩浩荡荡的来到地边，拔草的拔草，挖地的挖地，开了好大一片荒地。种上麦种，第二年收了好几袋粮食，又种上玉米，秋天扳了很多新鲜的玉米棒。
那一年，国家政策有了改变，大食堂解散了，有粮站供应的口粮，和荒地打下的粮食补贴，和母亲的精打细算，全家人都能吃饱肚子了。
父亲下班后，坐在炕沿，嘴里叼着旱烟锅，看着戏耍打闹的孩子们，舒心地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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