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学习重在日积月累，风之积也厚，方能负大翼，“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寒假是阅读经典的黄金时期，品味思考，读写融合，有效提升语文核心素养。
下面推出两位同学的寒假作业。
说不尽的阿Q
尹钰沨
没有尊严却自尊，没有地位却自负，既自轻自贱又妄自尊大，即内心敏感又麻木不仁，阿Q正是这些矛盾的集合体。自尊、自负、自轻、自贱，这些相互矛盾的词语同时在他身上出现，在矛盾中构成了旧中国的阿Q精神，成为无数逆来顺受、麻木落后的农民的代名词。而这些彼此矛盾的词同时出现，正是由于阿Q独特的“精神胜利法”。“精神胜利法”是阿Q在绝望处境中自我麻痹的“救命良方”，也是我们民族落后的“国民性”的集中体现。
有人或许会质疑：“精神胜利法”是人类摆脱绝望处境的一种常见的精神反应，能够调节精神世界，使人类不至于被绝望所压倒，并不能体现出落后的“国民性”。面对这样的质疑，我们首先应明确在面对绝望处境时在精神上自我麻痹、在矛盾中消融现实灾痛的“精神胜利法”与调节精神世界的常见精神反应的区别。
从手段上，前者是消极的自我欺骗。所谓欺骗，即用不切实际的幻想麻痹自我，正如文中阿Q通过幻想打自己的人是儿子这种荒谬无理的方法来缓解所面临的困境。这种手段是消极的，也是无用的。它无法帮助人们避免与预防下一次的痛苦，只是事后的应急补救。这同样也是被动的，只是用不切实际的幻想来被动地适应外界环境，如同一滩水，只依靠外界的塑造而改变。与之相反，后者则是积极与正向的自我调整。在面对绝望与无法解决的困境时主动自我开导来调整自己，从而避免心理上的失衡，进一步重拾勇气与力量。而不是被动适应世界，消极且无用的麻痹自我。
从目的上，“精神胜利法”是为了逃避现实从而安于现状。阿Q自己打自己，目的是想忘记钱被抢走的痛苦，给自己找一个逃避的借口与发泄点，他这么做从不是为了暂时缓解痛苦进而改变现状，而是不想改变，是为了使自己能够“心满意足的得胜的躺下并睡着了”。在当时的中国，与此类似还有通过喝酒到酩酊大醉、吸食鸦片到醉生梦死等使精神上忘记痛苦，从而逃避现实、安于现状的“精神胜利法”。而后者的目的则是暂时缓解痛苦从而能够重新蓄力并解决困境。在绝壁之前稍作停留不是为了就此搭建适宜的居所，而是在为勇攀高峰蓄力。这与“精神胜利法”的目的有着云泥之别，一个为了停留，一个为了前进；一个为了现在，一个为了未来。
因此，“精神胜利法”是消极的、逃避的，并不以解决问题和继续前进为目的，从而不是人类摆脱绝望处境的一种常见的精神反应，而是我们民族落后的“国民性”的一种体现。这种“国民性”主要体现在两个群体身上。
首先是封建统治阶级。封建统治阶级面对的绝境是列强的侵略，在处于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绝望处境下，封建统治阶级并未积极做出改变，而是采用割地赔款等“精神胜利法”来维系自己的统治。
在封建统治阶级和封建礼教的外在压迫与剥削下，农民阶级也体现除了这种落后的“国民性”。由于愚民政策以及小农经济的封闭性与保守性，他们愚昧无知，不知时代浪潮在滚滚前行，大浪淘沙已将封建王朝推到了风口浪尖，仍在封建礼教下苟延残喘。同时他们又无能为力，自然经济的脆弱性使他们为了生计苦苦挣扎。面对社会转型前夕的狂风骤雨，他们只能通过消极而被动的“精神胜利法”来逃避黑暗与动荡的现实，从而安于现状。
阿Q所采用的“精神胜利法”正是中华民族落后的“国民性”的缩影，是旧社会下封建统治阶级和农民麻木愚昧的折射。鲁迅先生在其中寄寓了自己改造“国民性”的希望、发出了尝试唤醒“铁房子”中沉睡国民的振聋发聩的呐喊。
《边城》中的“矛盾”
刘若涵
汪曾祺曾评论说：“《边城》的语言是沈从文盛年的语言，最好的语言。既不似初期那样的放笔横扫，不加节制；也不似后期那样过事雕琢，流于晦涩。这时期的语言，每一句都'鼓立’饱满，充满水分，酸甜合度，像一篮新摘的烟台玛瑙樱桃。”借助如此诗意的笔触，沈从文徐徐展开了一幅澄澈美丽的山水画卷，画笔下的湘西小镇风景纯净、人情更纯净，好似遗世独立的世外桃源。但表面看似平静美好的小镇实则波涛暗涌，新生的工业文明正冲击着这片古老的土地，传统道德中的真善美将何去何从成为了笼罩这片土地的忧伤愁云。
第一重矛盾是传统文明与工业文明的冲突，是宏观上时代走向的洪流，也是作者理想与现实的冲突。天保、傩送、翠翠和爷爷都是传统文明下美与善的化身，翠翠与傩送之间纯净的爱恋之情，天保与傩送之间真挚的手足之情，爷爷和翠翠之间彼此牵挂的骨肉之情，这些传统道德下美好的感情在这个与世隔绝的、古老的边城中是不参杂任何杂质的。翠翠可以一个人在岸边孤独的等待傩送回乡，天保为了成全傩送翠翠而远走他乡甚至不幸溺亡，爷爷为翠翠的终身幸福含忧而亡。这些美好的情感是作者怀着对童年时光深深的乡愁而写就的，青年时期的他来到大城市北京打拼，目之所及却全是人们的假斯文、真伪善，怀着对工业文明下人性黑暗面的痛恶与对农业文明下人性光辉的怀念，作者构筑了这样一个世外桃源，这样一个理想道德的集合，毫无疑问边城是理想化的。但与此同时边城也是现实的，近代化的浪潮下，古老的城市不可能永远与世隔绝，传统的道德文明不可能永不褪色。边城书中的团总看中了傩送，愿随丰厚的陪嫁将女儿嫁予傩送，团总即是工业文明的象征，在工业文明中金钱至上，人们趋利拜金。傩送面对翠翠与团总女儿的抉择便是传统文明与工业文明的一次正面交锋。傩送毅然选择了翠翠，作者心中对传统道德中美好的情感怀有信心，相信金钱无法磨灭至真至纯的情感，这是作者对人性所怀有的乐观。但文章结尾天保早逝，爷爷怀着遗憾离开，傩送远走他乡，翠翠孤身一人陷入无尽的等待，这些善与美的化身却并未获得完满的结局，可见传统文明在工业文明的冲击下已经步步溃退，翠翠能否等来傩送是一个无解的问题，是一个留给时代回答的问题。
第二重矛盾是对于情感的自觉与对命运的不能自主，是微观上个人命运的颠沛，是身处时代交汇处带来的矛盾。随着工业文明渐渐的渗透，时代在进步，青年人们的个人意识觉醒，不同于以往的包办婚姻，个人的意愿和情感也成为了重要的考虑因素，翠翠和傩送二人都觉知了对对方的情愫，但受困于传统文化和风俗的遗留，二人都难以直接亲口向对方表明自己的心意，一来二去之间出现了误会与隔阂，也就导致了二人最终错失良缘。故事的结局二人终究没能主导自己的命运，天各一方。命运与自我的冲突正是时代交汇处的青年人们内心痛苦的来源，也是文章悲剧意味的来源。“自然越是平静，'自然人越显得悲哀——一个更大的命运影罩住他们的生存。”古朴的自然文明笼罩下人们习惯相信天命而难以为自身的幸福做出实质性的努力。作者描绘这一冲突实则是希望年轻人们都能自主的决定自己的命运，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
作者文中表现了多重矛盾与问题，却以开放性的结局收尾，并未回答这些问题，因为这些矛盾是时代发展的产物，也必须在时代的发展中找到答案。翠翠能否等到傩送，白塔重建后还能否焕发出往日的光辉，只有在时间的流淌中问题的答案才会慢慢浮出水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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