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乡村，是人类的家园，中国社会的根基。守望田园，振兴乡村，是中国历代先贤者为之终身奋斗的目标。
中共十九大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来自国家层面上乡村振兴方略，其实施的过程，是一个不断积累、不断丰富的过程；其根本初心，是要在当下的现代化与全球化的时空背景下，重建新乡村、培育新村民、营造新生活，这也是乡村振兴的战略导向与实践路径。
提要：乡村，是人类的家园，中国社会的根基。守望田园，振兴乡村，是中国历代先贤者为之终身奋斗的目标。
中共十九大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来自国家层面上乡村振兴方略，其实施的过程，是一个不断积累、不断丰富的过程；其根本初心，是要在当下的现代化与全球化的时空背景下，重建新乡村、培育新村民、营造新生活，这也是乡村振兴的战略导向与实践路径。
2
培育新村民
古语所言：“天之所能者，生万物也；人之所能者，治万物也。”
在人类社会的改造活动中，人是最重要的决定性因素。同样，乡村振兴作为一项乡村社会的改造活动，也离不开人这个关键因素。所以，在乡村振兴的过程中，培育新村民，既是乡村振兴的初心，也是乡村振兴的实践路径之一。
一
何为新村民
顾名思义，新村民是相对旧村民的一个社会学概念。所谓旧村民，是指世代生活在乡村的原居农村人口，也就是习惯上所称的传统农民。而新村民，则是指随着中国乡村振兴战略的不断深入实施，会有越来越多的非农人来乡村定居或创业，他们和传统农民共同构成了一个新的乡村居民群体，这一新村民群体，简称为新村民。这个新村民群体，又可细分为传统农人和“新农人”两种类型。具体包括以下四个部分的群体：
留守的传统农民
他们是土生土长的乡村居民，一生以土地为生，农业产业是他们养家糊口的主要经济收入来源。他们是乡村土地的守护者，也是乡村农业产业的“看门人”。
其中，经济发达水程度，决定了留守农民人数的多寡。（1）城郊的乡村，留守农民在80%以上，只有20%以下的农民选择了离开自己的家乡外出谋生。但这80%的留守农民中，真正从事农业的专业农民不到30%，50%的是兼业农业，还有20%的留守农民不从事农业生产。（2）农业经济发达或农业生产条件好的乡村。留守农民在60%以上，以40岁以上的中老年农民为主。（3）农业经济欠发达或农业生产条件一般的乡村。留守农民在40%以上，但以50岁以上的中老年农民为主。（4）农业经济不发达或农业生产条件恶劣的乡村。留守农民一般不超过农民总数的30%，且多为60岁以上的老弱妇孺。即通常人们所说的“386199”部队。
在这四类留守的农民中，第二、三类留守农民是当前中国农村主要的农业从业者，是现在乡村农业生产的主力军。
离开土地进城谋生的返乡农民工
严格上讲，这一部分人也属于传统的农民。只是因为种种原因，他们选择离开了土地，离开了农业，背井离乡从事其他职业的谋生。在这一部分农民中，大约有30%的农民因为外出谋生的成功，会选择永久性的离开土地和农业；而有70%的人最终会回到乡村成为新的传统农民。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在这70%的农民中，45岁以上者可能是最先返回乡村的第一农民工。因为他们熟悉农村、懂得农业、也对土地有感情，更重要的是他们大多数人又在城市生活5—10年的经历，超过10年的也不在少数，对乡村外面的世界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和判断，尤其是在城市的打拼过程中，积累了比留守农民更有的人脉、市场、资本、技术和信息，更重要是开阔了眼界。所以，这70%的农民工，将是决定中国乡村未来发展走向的骨干力量。
来自城市的非农身份的乡村创业者
随着乡村生活环境的改善和乡村经济收入预期的增加，特别是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所带来的国家政策的利好，会吸引越来越多的生活在城市中的非农人下乡创业，成为乡村居民中的新成员。严格来说，他们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新村民，或者说新农人。
这一批人中有普通的市民、有企业家、有政府官员、也有热爱乡村的各类文化人（知识分子）。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是有知识、有技能、有资本（人脉、资金、市场）的人，他们的到来，将会彻底改变乡村闭塞、落后和缺乏现代生产方式的现状，他们是未来乡村改变与迈向现代化的“拓荒者”。
受过中高等学校教育的乡村青年创客
青年人是中国的未来，也是乡村的希望。知识青年下乡，既是乡村发展的现实需要，也是乡村振兴的目标能否实现的关键。所以受过中高等学校教育的乡村青年创客也是新村民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市民一样也是真正意义上的“新农人”。这批知识青年创客中也分两种不同的类型。
一种类型是他们原本就是农家子弟，下乡只是未来回家。在乡村，除了有他的家人外，还有他成长的记忆、熟悉的环境和对农业的印象。因此，他们的返乡无论是对当下的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还是对乡村社会的现代化发展都更具现实意义。
三瓜公社创客中心
另一种是他们城市的孩子，他们对乡村没有直观的记忆，印象中的乡村大多来自书本的描述和亲朋之间的传说。他们的下乡，更多的热情、情怀和理想。但他们的到来，除了带来乡村所要的知识、文化、技术外，还会带来城市的文明与现代的生活方式，他们的到来会加速乡村现代化的进程，同时对改变乡村的一些传统的陋习具有良好的示范效应。知识青年创客，是未来乡村改变与迈向现代化的实践者和关键力量。
总之，以上四种类型的群体，共同构成了乡村振兴过程中的新村民。其中，第一、二种类型的人群，属于传统“农人”，是新村民的主体，也是最稳定的人群，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会终老乡村。第三、四种群体属于“新农人”。第三种类型的人，是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最直接的结果，无论他们在乡村停留的时间多长，他们对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对解决目前的中国城乡发展不平衡和农村发展不充分的矛盾具有“开拓者”的意义。而第四种群体的人，则是乡村振兴和乡村现代化的薪火传承者，新知识、新技术和新文化的传播者，是乡村振兴和乡村现代化的目标能否最终变成现实的少数关键。
二
培育新村民的意义
纵观历史与现实的维度，无论乡村振兴，还是乡村的现代化，本质上是乡村人（主要是农民，下同）的振兴和乡村人的现代化。没有人的振兴和现代化，乡村振兴或乡村现代化就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所以，重建新乡村，需要培育新村民。
乡村振兴首先乡村人的事
乡村，是乡村人的乡村。乡村振兴作为解决乡村发展滞后和乡村内部发展不均衡的矛盾的国家方略，攸关每一个乡村人的切身利益。所以，无论从哪一个方面来讲，乡村人都有责任、有义务和有权利参加到乡村振兴的战略实施过程中来。
一方面，村民对乡村的情况最了解。乡村振兴的根本目的，是要解决乡村生产生活设施不完善、乡村产业结构不合理和乡村治理机制不适应的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首先要找到这些问题的症结所在。而这一切，客观上讲只有乡村人最清楚。
因为，乡村人世代生活在乡村，对乡村的一草一木，一山一水以及风土人情的了解，就像一个人对自己的身体的了解一样，每个乡村人心里都是亮堂的。比如：乡村应该建什么的房子，什么样的方式能生产出安全有机的农产品，那些人或事是影响乡村不稳定的因素等等，这些与乡村振兴相关的问题，乡村人远比来自乡村之外的地方政府官员、三农问题的学者和专家以及各类参与乡村振兴的社会团体要清楚的多。正如人们常说的，要解中国，首先要了解中国的乡村；要了解中国的乡村，首先要了解中国的农民。所以，对乡村问题的根源，对乡村振兴的方向，乡村人更有发言权。所以，乡村振兴，乡村人不能成为旁观者。
另一方面，乡村振兴，从一定意义上讲是一场新的乡村社会改造活动，所谓改造就是要打破传统的利益格局和组织结构，而这一切都与乡村人自身的利益相关。所以，在乡村振兴的过程中，无论是乡村的规划与设计，还是乡村产业的调整与重组，或是乡村社会组织与文化的重构，作为乡村振兴的最大受益者的乡村人都不能失语。
所以，以乡村人为主体、以地方政府为导向、由专家（学者、企业家）和其他社会团体共同参与的“三位一体”的模式，是推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最有效方式。
乡村振兴需要的新村民
客观地说，中国农村改革开放四十年，农村的劳动生产力得到空前释放，农村经济也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农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也有了极大的提高和改善，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是，从纵向来观察，相对目前中国国民经济发展的速度和城市的发展水平，乡村的这种发展又显得相对明显滞后。而从横向来比较，乡村内部也因地区不同和农户的差异，而存在明显的发展不平衡和贫富悬殊。
新的三农问题和矛盾，在农村改革四十年后又以一种新的形式再次暴露在世人的面前。其中，村落的空心化、乡村产业的衰退和乡村人对希望的迷茫，这些都越来越严重地影响到了乡村社会稳定与发展，乃至影响到国家层面的长治与久安。所以，面临对乡村出现的新矛盾、新问题，就需要新的方法和新的人群去解决。
所谓新方法，无非是现代生产要素、科学技术、制度以及先进的生产生活方式和思想在乡村振兴和乡村发展中的运用和普及。而这一切，从某种意义上讲都属于技术的范畴。但从实现的层面上看，凡是技术能解决的问题都不是问题，而人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正如毛泽东主席在他的《论持久战》有一句名言：“武器是战争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因素，决定因素是人而不是物”。所以，在解决乡村面临的新问题、新矛盾的方法和人之间，人又是其决定性的因素。因为技术的运用和普及，也最终需要人实现。
当然，在乡村振兴和乡村现代化的过程中的人，不再是一般的普通的村民（农民）。因为他们的知识、文化和技能已不足以解决新三农问题。而这里的人，指的是经过各种方式培育的新村民，即具有新知识、新技术、新文化和新思想的现代村民。
知识化的年轻创业者是新村民培育的重点
在知识决定命运、科技决定前途的今天，青年人是乡村的希望，知识青年更是乡村的未来。乡村振兴，青年是关键，而有文化、有知识、有技术、有理想、有信念的青年又是关键中的关键。
知识化和年轻化是乡村现代化的物质基础，是乡村振兴的必要条件。乡村能否摆脱目前滞后的经济发展水平，能否可持续向前发展，并最终实现乡村社会的现代化，知识青年是关键。所以，培育新村民的关键，是要培育一批有知识、有文化、有技术、有抱负的年轻化、知识化的新村民。
三
让年轻人回来是培育新村民的关键
没有青年人的乡村，是没有希望的乡村；没有知识青年的乡村，是没有前途和未来的乡村。因此，让年轻 人回到乡村，让有知识的青年人下乡创业，既是乡村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现实需要，也是乡村振兴的实践目标。因为青年人回到乡村，带来的不仅只是知识、技术、文化、信息、资本等物质性的东西，而是新思想、新观念和文明的生活方式，更是乡村的生机和乡村“香火”的延续。乡村，因青年人的回来，村庄不再空巢，老人不再孤独，幼童不再留守，乡村也就不再衰败。而且，实现乡村振兴的战略目标和乡村的现代化，也就不再是梦想。
当然，对乡村来说，不是什么年轻人都需要回来，也不是什么年轻人都可以回。回来的年轻人一定是乡村需要的，自己主动、直觉、自愿回来的年轻人。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年轻人的回归。
第一、职业农民回归。他们是上世纪60年代出生的从农村走出去的年轻人。他们熟悉乡村、熟悉土地、熟悉农业，是传承农耕文明薪火的传播者。中国是一个传统农业社会，现代农业依然不能淹没对土地与自然敬畏的传统农业的精髓，他们是当之无愧的传承人、播种人。
第二、知识青年下乡。这些主要是城市知识分子，包括刚毕业的大学生，尤其是具有农业知识的知识青年。他们是乡村振兴，农村现代化的希望，是新知识、新技术、新理念的传播者、实践者、推动者和创造者。
第三、城市企业家的进村。他们包括成功的企业家和城市创客，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催化剂。乡村振兴，首先要解决的是实实在在的资金、技术、市场和管理经验。这些仅靠国家不现实，依靠刚下乡的知识青年远水解不了近渴，他们还在摸索，时间无法停留，而城市资本者则正好弥补了上述的缺憾。
但是，乡村振兴让年轻人回来，在认识上要克服三个误区：
第一，让年轻人回来不是要逆城镇化。把年轻人的离乡归罪于城镇化的结果，认为让年轻人回来势必要终止或滞缓城镇化发展的进程，这是第一个误区。
一方面，城镇化的进程不可逆转。城镇化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一个必须经过的阶段，不管你喜不喜欢，它都会到来。就像农耕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一样无法逆转。另外，农村问题要借助城镇化的过程来解决。乡村振兴，减少农村现有人口是一个必然的趋势。5.7亿农村人口依然是一个庞大的基数，依然需要城镇化来消化。同时，城镇化的过程为乡村年轻人的双向流动打通了通道，为乡村了解外面的世界提供了无限的可能。
其实，减少乡村人口和号召青年回来不矛盾，因为留在村里的农民并不都是愿意种田的，也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种地。，是离开？是留下？是返回？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对来去的生存价值的判断。所以，让年轻人回来不是要逆城镇化，相反城镇化从一定程度上为年轻人回来储备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但要说明的，在城镇化的过程中，要防止农村人口的过度流失，这一点很重要。
第二，让年轻人回来不是新的上山下乡运动。现在一提到让年轻人回来，很多人就会自然而然的联想到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希望通过一场新的“上山下乡运动”来实现让年轻人回来的目的。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影响如何，这里姑且不去评判。但至少有一点，现在的让年轻人回来与当时的知识青年下乡是两个不同时空背景下的产物。当时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目的是要解决城市青年就业的问题，是一种被动式的下乡。现在的让年轻人回来，与过去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有本质的区别，现在的让年轻人回来，是一种主动、自觉的、心甘情愿的乡村回归。
第三、让年轻人回来不是一条单行道。世界是一个多元的社会，让年轻人回来不是一条单行道，它是一个流动的的过程，是一种双向选择。年轻人与城乡之间的互动，是实现城乡融合发展最有效的助推剂。
从年轻人的视角，让年轻人回来，对年轻人来说不是世界末日，只是多了一次选择实现自身价值的机会。返乡，可以是长期，也可以是短期；可以是职业农民，也可以是兼业农民。合适，就是最好的选择。从社会的层面，对年轻人的返回和进城更要以开放的心态看待。当代的社会是一个多维度的生存与发展的时代，自主择业也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
总之，在乡村振兴的过程中，让年轻人回来，不是要逆城镇化而动，城镇化为年轻人回来创造了必要的物质条件；同样，让年轻人回来，也不是新的上山下乡运动，是让有梦想者实现自己的创业梦。
四
如何培育新村民
诚如上面所言，乡村的振兴、乡村的未来，决定权在于乡村的新村民。所以，如何培育新村民，就成为实现乡村振兴战略和乡村现代化的关键。
“培育”一词从字面上理解，分为“培”和“育”两个部分。“培”，本意是垒土、栽培的意思。这里指新村民技能的培训，重点让新村民在乡村留的下来，扎得住根 。“育”，本意是“生育与抚养”。这里指是对知识化、年轻化的新村民的储备，重点在创造吸创业者下乡的条件。
创造创业者下乡的条件
从人的本质上讲，利益驱动是促进人的流动的关键性因素。正如英国著名经济学家亚当·史密斯在他的《国富论》写道的：“我们的晚餐并非来自屠宰商、酿酒师和面包师的恩惠，而是来自他们对自身利益的关切。”这句话也同样适用于解释今天中国遇到的年轻人返乡难的困境。
利益诱因决定人们的生存方式和行为动机。在当下的乡村，大部分外出打工的年轻人之所以没有返乡，很多程度上是现在乡村没有提供足以让他们返乡的理由，即没有解决好他们所谓的 “自身利益的关切”——就业的机会和收益的预期。为此：
首先，搭建就业的平台，增加就业的机会。其实，大部分的乡村年轻人外出谋生也纯属是一种无奈之举。这一点可以从中国近二十年乡村外出年轻人就业意向观察中得到证实。调查发现，在已有2.8亿多（2017年的统计数据）农民工中，真正主动的、心甘情愿的离开乡村去城市的只有20%左右，这也是所谓的成功者；有50%左右的外出者是受前者影响或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出去的，还有剩下的不到20%左右的人是被迫无奈出去（这些人也分两种，一是因个人原因无法在村子里立足，二是被家中的女主人或男主人逼出去的）。这近80%的人群就是人们常说的，回不去的乡村、留不下的城市、游走于城乡之间、像蝼蚁一样居无定所、缺乏社会保障与尊严的离乡人。
导致这种现状出现的原因很多，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目前乡村的单一的农业产业无法满足年轻人多元化就业的需求。所以，让离乡的年轻人返乡第一要解决的就是要搭建多样性就业平台，让回来的年轻人有事做。
其次，发展乡村经济，增加收益的预期。如果说就业机会是决定一个年轻人是否想回来的前提，那么经济收入预期则是决定一个年轻人是否能回来的关键。收入预期，不仅仅是一种物质形式的外在表象，更是事关一个人的生活品质和社会尊严的核心。
现实生活中年轻人不愿回来，另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经济效益低下的传统农业产业，无法满足人们的正常生活水平需求——读书、就医、改善居住环境和文化精神的需求。所以，让年轻人回来，尤其是让知识青年下乡的关键，就是要发展乡村经济，增加他们的收益预期。
其实，现在一个农民工或就业的大学生在城市的工资并不高。根据国家统计局资料，2017年农民工人均月工资3485元。另有资料显示，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在二线城市的月工资也不超过5000元。无论是3485元还是5000元，扣除房租和生活成本，所剩月收入也不超过2000元，还不说远离父母、妻儿的离情之痛。所以，在乡村如果能有让年轻人超过2500元的月纯收入，相信年轻人回来不是一句空话。更重要的是农民工的返乡就地就业，不仅少了离别之苦，还照顾到了家长的老人、小孩，甚至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农业活。
第三、改革现有的农村土地使用的方式，降低城市人下乡创业的土地使用成本。通过农村土地使用制度的改革，打破“种田悖论”的怪圈，实现城市年轻人下乡创业的梦想。
所谓“种田悖论”，就是有田者（农民）不种田，想种田者（下乡创业者）却无田。农业本来就是一个长效的风险性产业，如果土地政策进行适度的调整，让城市资本下乡陷于“种田悖论”而不能自拔，这是导致城市创业者不愿下乡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三瓜公社
第四、改善乡村生活环境，让回来的年轻人留在乡村成为一种向往。在乡村振兴的过程，让年轻人回来只是一个方面，而让回来的年轻人能留下来才是关键。
时下有一句很流行的话：人生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与远方。乡村的人居生活环境，包括交通的便利性、居住房屋的舒适性，交流方式的现代性和文化娱乐的可视性等等，这是让年轻人留下的基础。所以，改造乡村人居生活环境，是让年轻人回来的第四个关键点。
培训新村民留下的技能
客观上讲，在乡村振兴过程中，让新农人成为新村民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但难的是让新村民留在乡村。所以，让新村民在乡村留的下来，除了上述的让年轻人回来的四个关键点外，还有一个就是开展新村民的职业化技能培训。
第一、制定不同的培训计划。无论是传统的农民，还是新农人，要想在乡村扎下根来成为乡村的稳定性的建设者，从现实的层面上看都有各自的优势和明显的不足。其中，传统的农民虽然熟悉农村、熟悉农业，但缺乏现代的知识和技能，无法适应现代乡村的生产、生活方式；新农人虽然有知识、有技术，但缺乏对农村、农业的了解，也很难在短时期内使用乡村的生产与生活方式。
因此，新村民的技能培训，要根据不同的新村民类型，采取不同的培育方式。（1）对传统农民的培训，重在现代的新知识、新技术、新观念的培训，实现传统农人与现代的生产技术、生产方式的对接。（2）对新农人中的知识青年的培训，重在乡村传统、农村风物和作为农耕文化精髓的农业精耕细作技术，培养他们对土地、对自然的敬畏意识，让他们从书本上的乡村走出来，回归到真实的乡村中去。（3）对新农人中城市创业者，重点要进行“取之有道”的道德培训和对土地、自然的敬畏意识，让城市创业者放下自视高人一等的乡村偏见，融入到乡村和乡村人的生活中去。
第二、采取不同的培训方式。新村民培训是一个长期的系统的工程，不能期待一蹴而就的完成。不同的培训内容，需要不同的培训方式去实现。具体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短训。主要是针对乡村振兴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新思路、新方法进行临时性的培训。这种培训一般在乡村本地举办，时间上自由灵活，或白天或晚上，不影响培训者手头的工作。
专业性培训。这主要是针对乡村振兴过程中具有专业性的工作与技术的培训，更多的是一种实操技能与经验的培训，主要是乡村振兴中的产业振兴相关的技能培训。这种培训一般在专业的培训基地举行，时间一般在十天半月之内。
半汤乡学院往期培训班合影
继续教育。这主要是针对乡村中没有受到高等教育学习的青年农家子弟以及其他需要进行系统性的专业知识培训的新村民。这种培训一般与相关的高校和中等职业学院合作，时间在一至两年之间。
第三、建立不同的培训基地。不同的培训计划、不同的培训方式都需要有与之相适应的培训基地做支撑。培训基地在培训新村民中的作用也是很大的。在上述三种的培训方式中，轮训和继续教育都有现成的培训基地，只要针对培训的内容和对象进行企业和高中等职业院校联系即可。
这里的基地建设主要是满足第一种短训的需要。乡村振兴是一个系统的长期的乡村社会改造活动，所以新村民的培训也是一个长期的多种方式的培训过程。因此，乡村应有专门的固定的新村民职业技能培训地方，如，在村可以设在村小，没有村小的可以在村委会办公楼或建立独立的培训场地。
五
培训“三农” 工作队伍
虽然说乡村的振兴、乡村的现代化关键在乡村和乡村人。但是，实现乡村振兴、实现乡村现代化，全依赖乡村和乡村人一个方面也是不现实的。
一方面，因为乡村的问题，不是乡村内部就能完全解决的了的，必须要有外来的推动与促进，才能是乡村的问题得到最终的解决。同时，乡村振兴是乡村的全面振兴，它涉及到乡村的经济、社会、文化、治理等多个方面，需要的不仅仅是资金和技术，还有国家的政策、各级地方政府之间的引导、指出和协调。
所以，乡村振兴，是城市与乡村、农民与地方政府、企业和其他社会等全社会共同努力的结果。尤其是各级地方政府中分管乡村振兴的官员，更是进行要“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问题的系统性培养。因为，他们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时刻牵动着乡村振兴进程中的每一根神经。这也是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培养造就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 工作队伍”的根本意图所在。
总之，中国人的乡村建设梦，自古就是一个“物”和“人”的乡村社会改造实践活动，但本质上是人的改造。所谓新村民，是一个包括“原乡农民”和“新农人”的新村民。培育新农民核心在培育农民的对新农村的自信、对接受新知识的自觉、以及基于道德的契约精神的自尊，因此重塑一个具有自信、自觉和自尊的新村民是的乡村振兴新使命。
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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