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2月29日，作为“高墙外服刑犯”的王力军收到了一份他自称的“新年礼物”——关于他因贩卖玉米而被判非法经营罪获刑的最高法再审决定书。
而在两天前，2016年12月27日，家住天津市河北区在街头摆射击摊位的51岁的赵春华，被河北区法院一审判决犯非法持有枪支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
两起案件，两个罪名，却是一样让人觉得荒谬，觉得匪夷所思。
或许从法律规范角度，案件的判决是做到了“有法可依”。哪怕是王力军案，最高法通过官微明确发布指令，一审法院在判案时依据的法律条文不适用。但是判决也好，重审也罢，至少在执法者看来，他们是“依法判案”的。
可是，对普通百姓来说，又该如何呢？
法律作为一种行为规范，应该明确人们的行为和标准。但事实上，很多法律条文，因为行文的抽象性和概括性，让人对法律概念和规定产生歧义。而大量纷繁的司法解释，不仅没有消除分歧，甚至因为它自身的矛盾和不一致，使法律适用时产生了更大的不确定性和执法的随意性。
法律的稳定性和相对滞后性是它的特性，但是这不能成为无视社会环境改变，社会关系不同的客观事实，成为某些部门懒政、不作为或乱作为的理由。脱离社会实际的法律规范，只会让人无所适从。
就象王力军案，2004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要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国家将全面放开粮食收购和销售市场，实行购销多渠道经营。但是，“全面放开”的国家政策在同年制订的《粮食流通管理条例》面前，成了一纸空文一句笑谈。因为条例中虽然有“严禁以非法手段阻碍粮食自由流通”，但是，第9条仍明确规定：“取得粮食收购资格”后方可从事粮食收购活动。这就等于说粮食收购还是需要行政准入。这样前后矛盾的法律规定，如何适应？
在现实中，由于粮食行业量大价低利微的特点，让农民一家一户把粮食卖到粮站根本不现实，而对粮食收储企业而言，这样的收购方式，一来很难完成收储任务要求的数量和质量；二来从成本上核算，也是完全不可行的。
所以，这种规定根本不是为实现规范市场为目的，只是舍不得放弃手中的权力，让“执法”成为挟制并谋利的工具。
于是
对秩序的遵守变成了对被处罚的逃避，
对法律的信仰变成对法律漏洞的寻觅。
牧羊人则会唯恐规则不密，
“法网”愈织愈密而人心却越来越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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