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很毒，像一股热流大地泼洒在湘中大地，额头上的汗水流淌下来，有时会糊住我的眼睛。
抹一把汗，我盼望能有一股凉风，吹开脊背上被汗水黏住的短褂。但是我失望了，一丝风都没有，只有夏蝉和一些不知名的昆虫在田野里聒噪着，让人感觉更为闷热。
这是1995年7月4日，高考时间还有三天。大后天，我将走进高考考场，而此刻，我正在水稻田里除草，摘掉稻田里正疯长的野稗子。
此时，父亲已经故去8年了，我们兄弟俩跟着70多岁的奶奶生活。农村人就指望着这些水稻了，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带着两个半大小子谋生不容易，所以在我去高考之前，我得把该干的农活干完。如果没考上大学，我得回来继续伺候这些水稻。
7月5日，我返回学校。平时争分夺秒学习的同学们，此时都停止了复习。用老家的话来说，老鼠尾巴，打一拳也没用，与其最后挣扎，不如放松心态。
同学们都笑着谈天说地，憧憬着考上大学后去城里读书的美景。在我们眼中，后天的高考就是一张门票，城市在前头，农村在身后；美好生活在前头，贫穷在身后。
7月6日上午，没有人山人海的家长送考，没有警车开道，几辆大巴车把我们拉到了县城。
学校在考点附近包了几个招待所，因为我们都是农村考生，住不起酒店，只能住三人一间的招待所。招待所地板是水泥地，没有空调，也没有卫生间，只有三张铺着棕垫，凉席的床。我们现在看到这种住宿条件，会嫌弃地看都不看一眼，而那时我们觉得，已经比家里满地鸡屎，招待所的床也比垫着家里稻草，铺着草席的床舒服一百倍了。
7月7日，正式高考，第一场是语文。语文是我天生的强项，我记得那年的作文是给材料作文，麻雀和另一只鸟的对话。离考试时间结束还有15分钟的时候，铃声响起了，外面扩音器提示：离考试结束还有15分钟。
这时，完成考试的学生可以提前离场了。我站起来，举手示意老师收卷。然后收拾我的的文具，准考证。得到监考老师许可，我在一片愕然和惊讶的眼光中，第一个走出考场，当了一回英雄。
我当时觉得心里倍爽，现在觉得自己好傻。提前交卷确实是英雄，但只要一个失误，我就得滚回农村继续种田。
下午是数学，这是我最弱的一门，发挥得不太好，满分150分，最后得分是119分。
第二天是英语、历史。英语我正常发挥，历史本来也是我强项，自己觉得考得还可以。
第三天是政治，11点，我们结束了为期三天的高考。
回到招待所，同学们有些在对提，预测一下自己的分数；有些干脆把自己带的复习资料，课本抱起来一股脑扔进垃圾桶，即使考不上也不复读了，颇有点破釜沉舟味道；有些则沉默不语，看起来发挥得不太好。
在我们高考那个时代，是先填报志愿再高考的，考生要预估自己的水平，选择报考的学校。哪像现在，分数都出来了再填志愿，一点意思都没有。
所以，高考完了，我们就什么事情都没有了，也不用再回学校了，各自回家吧。
关系比较好的同学就相约去一位同学家玩，男同学搭配女同学。那些暗恋了同桌女生一两年的男同学，考的好话，终于有机会可以鼓起勇气向女同学表白了。但是，那时候很单纯，即使表白成功了，两个人也连手都不敢拉，只是小声用羞涩的语气幻想两人将来的美好生活。
7月28日，高考分数出来了，几家欢喜几家愁。考上大学的同学们之间开始新一轮串联，或者走亲戚，颇有点春风得意马蹄疾的报喜味道。看到自家孩子同学上门，同学家的父母也是喜上眉梢，“赶紧去街上割肉，大学生同学来了。”
而没考上的大学的同学则闭门不出，暗暗垂泪，或者缠着自己的父母让自己再复读一年。家庭经济拮据的家长们只是在愁眉苦脸，沉思好久之后说，那就再读一年吧。
我高考的分数很高，超了重点本科线几十分，而且我的第一志愿就填了北京广播学院（现在中国传媒大学），这是一个志向吧。最终如愿以偿，待录取通知书出来的时候，周围的人已经不叫我某某同学，而直接改口叫我“某某记者”了。
1995年8月30日，我踏上了北上的火车。我哥送我到了火车站，临上车的时候语重心长地交待我一句：“到大学可以谈恋爱，不要当真。”
就这样，我第一次走出老家所在的县，邵东县，也第一次走出了邵阳市，也第一次走出了湖南省。火车一路北上，过了武汉长江大桥，到了华北平原，我第一次看到了一望无际的平原风光。
整列火车基本都是大学生，作为一个新生，刚开始我还有点拘谨，后来也慢慢跟他们聊开了，向他们请教上大学要注意什么。
1995年9月1日，我走出了现在已经废弃的北京火车站（当年，北京西站还在建设），出了车站，我就踏上了长安街。
站在长安街上，西看天安门广场，东望国贸大厦，北京饭店。我这个农村孩子有点看傻了。
忽然，我潸然泪下。
因为我想起了，就在两个月前，我还在太阳的暴晒下，佝偻着身子，不顾满脸的汗水，一棵又一棵的费劲拔着稻田里的野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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