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这样说，凡是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的中国人没有不知道范仲淹的，而知道范仲淹的人百分之九十以上记忆最深的是他那篇《岳阳楼记》，尤其是那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有一篇传世名作已经够了。虽然，范仲淹并不是只有一篇。比如那首题为“秋思”的《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和《江上渔者》“江上往来人”同样家户喻晓。
当然，《岳阳楼记》在范仲淹的创作中分量更重。
不过，在我们通过作者描写岳阳楼的景色，以及阴雨和晴朗时带给人的不同感受，感受“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仁人之心，“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爱国爱民情怀时，我们却被范仲淹“欺骗”了，而真相却是这样的。
真相一、范仲淹并非家贫。
在学习《岳阳楼记》时，老师们常常用范仲淹“贫困无依”和“苦读及第”来激励我们。其实，范仲淹并不家贫。
事实上的范仲淹出生名门。其先祖是唐朝宰相范履冰，高祖范隋唐懿宗时任丽水县丞；五代时，曾祖和祖父均仕吴越，父亲范墉早年在吴越为官，后来归降大宋任武宁军节度掌书记。宋太宗端拱二年（989年）10月1日范仲淹生于徐州节度掌书记官舍。淳化元年（990年），范墉因病卒于任所，母亲谢氏“贫困无依”，抱着两岁的范仲淹改嫁淄州长山人朱文翰，范仲淹也改从其姓，取名朱说。
朱文翰何许人也？长山县朱氏宗谱记载: “始祖文翰 ，字苑文，宋太宗端拱二年（989年）中进士。任江南平江府推官。召试馆职，授秘阁校理。真宗即位后，拜户部郎中。景德初（1004）出为淄州长史。历盐铁度支判官，知宿州摄河中府事。迁平江府刺史。993年继配谢氏，是为范仲淹继父”。
显然，朱文翰同样为官宦人家，家，并不贫。即使范仲淹家贫，也只是他的幼年事情的短短时光。
真相二、滕子京不是一名好官。
《岳阳楼记》开篇作到“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具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属予作文以记之。”
从记叙中看，滕子京是一名“政通人和，百废具兴”的好官，只是仕途受阻被“谪守巴陵郡”。
然而真正的滕子京并非如范仲淹所溢美的那样，据《宋史》记载，滕子京被贬是因为他在泾州任职期间，“费公钱16万贯”，除去分给“诸部属羌”及“馈遗游士故人”外，仍有数万下落不明。此事被监察御史揭露后，朝廷派员前往查勘，而滕子京竟以销毁收支的卑劣手段“抗拒组织”。最后得亏了范仲淹的“力救”，才得以降官一级“谪守巴陵郡”。
为什么范仲淹要给滕子京美誉之言，在《岳阳楼记》一文中说他在贬官一级后，“不以己悲”，仅用一年左右的时间，便把偌大的一个岳州治理“政通人和、百废俱兴”。原因是滕子京和范仲淹两人同于大中祥符八年（公元1015年）中进士，是同窗，是朋友。替朋友说话，是情理之中。只是令人想象不到的是，本来毫无声名的滕子京居然以一篇《岳阳楼记》流传后世，而且还得了一个“勤政为民”的美名。
真相三、范仲淹并没有去过岳阳楼。
《岳阳楼记》是一篇为重修岳阳楼写的记，内容充实，情感丰富，议论、抒情、写景、叙事结合得非常自然，既有对事情本末的交代，又有对湖光水色的描写；既有精警深刻的议论，又有迁客骚人登楼时或喜或悲的惆怅悲沉之情。按理是没有身临其境是无法创作出如此文章，也无法表达“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博大胸怀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政治感慨。
但，事实上范仲淹从来没有去过岳阳楼。
庆历新政失败后，范仲淹贬居邓州，恰好好友滕子京来信附上《洞庭晚秋图》，要他为重新修竣的岳阳楼作记。范仲淹一口答应，就在邓州的花洲书院里挥毫撰写了著名的《岳阳楼记》。足见范仲淹是一个看图作文的高手。
究其原因，显然和他被贬职有关。本文写于1046年，当时范仲淹贬放河南邓州，而滕子京也是刚刚被贬一年，所谓“同是天涯沦落人”被贬之人的感受是相通的，因而有共同的思想情感。通过作文，表现作者虽身居江湖，仍心忧国事，虽遭迫害，仍不放弃理想，很是符合对被贬战友的鼓励和安慰之意。
当然，这些“真相”对今天的我们来说，可不必在意。我们应该在意的是我们自己的“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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