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亦利吾国乎？”
孟子对曰；“王何以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
孟子这段话的意思是；“你何必只图目前的利益？其实只有仁义才是永恒的大利。”
“如果都像你梁惠王一样，谋国的居心，只图以急功近利为目的。那么，等而下之，那些高位的大臣。卿大夫们，也只求顾全自己家族的利益。这样影响所及，一般的国民，也就只为自己身家的利益打算。这种观念发展下去，一定会使全国上下各个阶层，都变成以利害为中心，造成当仁不让的风气。这样的话，国家就太危险了。”
孟子并不是不讲利，而是告诉梁惠王，要想富国强兵还都是小利而已。只有从仁义着手，才是根本上的大吉大利。
孟子他并没有否定利的价值，而是扩大了利的内涵，扩大了利的效用。试看几千年来的中国文化的整个体系，甚至古今中外整个的文化体系，没有不讲利的。人类的文化思想包涵了，政治，军事，经济，教育，乃至人生艺术，生活，，，，等等，没有一样是不求利的。如果不求利，又何必去学？做学问也是为了求利。读书认字，不外是为了获得生活上的方便或是自求适意。仁义也是利，道德也是利，这是广义的长远的利，是大利。不是狭义的金钱财富的利，也不是权利的利。
孟子对梁惠王提出“义利”的辩解；
第一，孟子一开始就对梁惠王说，你何必去贪求眼前短浅的近利，小利呢？你应该提倡仁义的道德观念，推行仁义的道德政治，才是你长远的大利。因为，孟子的中心思想，是想实行中国传统文化的仁义道德之治。
第二，无论东方或西方，任何一种文化，一种学术思想都是以求利为原则。如果不是为了求利，不能获利的，这种文化，这种思想，就不会有价值。
自从孟子讲了仁义，强调了义利之辩后，影响到后世的重视义利，而渐渐的后世的义利之辩，又与自私无私之别，混为一谈。以为“义”与“无私”同意，“利”与“自私”无殊。因此汉唐以来，儒家的义利之辩，大多混淆了私与无私之别，两者分不清楚。所以谈义利之辩时，往往在逻辑上夹缠不清，而使我们现在一些人仍然弄不清楚，乃至于产生“儒家思想没有什么了不起”的错觉。后世受此影响，谈起义与利来。就成了有私与无私之辩。于是就牵涉到中国文化的中心，乃至人类文化的中心，尤其是政治行为的中心-----公与私之辩的问题。
春秋战国时期关于公与私之辩，有两派极端相反的思想，一为墨子；一为杨子（名杨朱）。
墨子讲“义”是主张摩顶放踵以利天下，从头顶到脚底，都可以放弃自己而去为天下人谋福利，是彻头彻尾的牺牲自我，义利别人。
而杨子---杨朱的思想，则与墨子绝对相反，他主张“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但并不是一毛不拔，而你却全部给我，他是主张天下每一个人都应该这样一毛不拔，都能不犯害他人的利益，才能为自己的利益着想，假如能做到这样，又是另一种社会形态了。
如果我们把墨子和杨子的思想，作一番仔细的研究，那会怎样呢？以墨子的思想，人人都自我牺牲，只图利他人，这是做不到的。那么依杨子的思想，普天下之人都为自己的利益着想，绝对不为别人的利益牺牲一根毫毛，，那是否做得到呢？答案很明显，当然是不行的。人类真是可怜的动物，固然自私的心理人人免不了。但若要自私到这个程度，却也没人能做到，更不可能全人类都这样做。反之，如果按墨子的思想去做，人人都能大公无私，天下公利，结果自然更好。或者依杨朱的思想去做，人人都只为自己，绝对不妨害他人，各守本位，不犯他人，也就是现在有些公知所说的，争取个人自由，也尊重别人自由，倘使能做到，那么也可天下太平，但是这两派的主张，事实上都做不到。
既然墨子杨子两种极端的主张都做不到，只有再看看儒家的思想，这是中庸的。中庸不是调和轮，是兼容并蓄为适可而止的中道。孟子秉承了孔子的思想（但不是秦汉以后变了样的儒家思想，而是孔孟的儒家思想）当然是崇奉仁义之义，向梁惠王提出建议。主张行仁由义，极力宣扬仁义的美德。
我们不妨引用清人的两句诗；“莫言利涉因风便，始信中流立足难”正好作为孟子对梁惠王直言忠告风格，其难能可贵的评价。
还可以说，所谓义利之辩的道理，就是孔子所谓；“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义利”的大义之义。以者宜也之义，并非狭义广义等的义利之义。其实，都一样不管什么伟大的义理，都是力行于义，才能有利于成其为君子，所以这也是利便是以，以便是利的真实道理。
由于义利之辩的文化思想发展，到了宋以后，构成中国文化的商业道德，便有；“贸易不欺三尺子，公平义取四方财。”的说法。即使专事求利求财的商业行为，也要心存“不欺”和“公平公正”的义利之辩。可以说这是孔孟思想在商业道德上教育成果。
2019,7,24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