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沉默的陌生人
本文图片和音乐皆来自于网络
1974年，我在北京出生。
1976年，唐山大地震之后，父母因工作忙碌无暇照顾我，只好将我送到内蒙古包头市奶奶的家生活。
1982年，父母将我接回北京。
也就是从那年开始，每个月的最后一个周末，我们全家都会准时出现在离家最近的邮局。
到了节日期间，邮局不开放的日子，我们又会出现在位于长安街上的北京电报大楼，而且一待就是大半天，偶尔还会一直在那里耗到晚上。
讲到这里你们一定已经猜到了，我们这么做的目的，就是为了去打长途电话。
从前，一封书信要走两三个月，走得越慢，拆信的心情越是激动。长途电话也是一样，爸爸与奶奶在信里约定了时间，剩下的就只是等待。
在那个年代，很多人都是靠书信来保持联系的。有急事就去发电报，按字计费。打个长途电话大概5、6毛钱一分钟，在80年代算是比较贵的消费。
奶奶家的条件要好一些，家里面就有电话。我们家没有，就只能到外面去打电话。
通常我们拨打长途电话的时间比较固定，因为跟奶奶生活过几年，所以我知道，一到了来电话的日子，奶奶都会特意把椅子搬到电话机旁边坐着，这样就可以更快捷的接起电话。
爸爸也是一样，通常都是在周六的早上，他算准邮局开门前半个小时就去门口开始排队。门一开，他三步并作两步的小跑着登上邮局二楼，依次拿号、再填个长途电话单子，就可以等着叫号通话了。
印象中邮局的二楼有三个小隔间，就像现在安放在室外的电话亭一般大小，里面只有一个搁板，上面放着一部电话机。
每个隔间的门都是玻璃的，上面用红字贴纸①②③来表示，通常柜台里面隔一会儿就会叫号：“30号包头的长途，请xxx进③室接听！”
进去以后你会发现，隔间很小、连个椅子都没有，我们姐妹俩和爸爸妈妈勉强挤着能站得下，轮流接听电话。电话的音质也很差，话筒里面总是“刺啦刺啦”的响，这个时候就需要大声喊话，奶奶那边才能听清楚。
通常电话里面聊的都是些家常话：“最近天气凉，注意加减衣服；我们身体都很好，孩子学习也挺好；妈妈心脏不好，要按时复诊……”
记得当初年少的我，总觉得爸爸和奶奶之间的谈话无聊至及，车轱辘话来回来去的说，而且每次都是这几句。哪怕是再无趣，这个“活动”也是风雨无阻的进行着。
运气好的时候，排队一个多小时就能打上电话。人多的时候，通话几分钟，排队三小时的现象也时有发生。
记得有几回，爸爸想给奶奶惊喜，都是在年三十的晚上打电话拜年。假日里邮局是没有长话服务的，只能去长安街上的北京电报大楼打电话。
新年是一年中最重要的节日，可想而知到了那天，拨打长途电话的人特别多。通常是吃完年夜饭我们就出门了，到了地方大概是8点钟左右，填完单子以后，就开始了漫长的等待。
大概是母子连心吧，经常是电话刚刚接通，奶奶那边马上就接了。想必奶奶就像平时那样，一直坐在电话旁边守候。
那个时候去打长途电话，费用比较贵，所以爸爸都是看着手表让我们轮流说话，话也要说得尽量简短。
我至今仍然记得，我们曾经在爆竹声中打过电话，也曾经伴随着电报大楼22点报时的钟声回家。我想大概电话线两端，牵动的不止是思念还有浓厚的亲情。
每个月、每年我们都往返在打电话的路上，我和妹妹在去的路上总是在暗自祈祷：“但愿今天人少，不用排太久的队。”而爸爸妈妈会在回家的路上如释重负，好像只要通话顺利，这个月、这个年就算是平平安安的过去了。
90年代中期，我家也安装了电话。出门打长途电话的日子终于结束了。我们只要舒服的坐在家里，就能跟奶奶通话了。
直到今天，我都清楚的记得包头的地区号码是：0472+xxxxxxx(家里号码)。这个号码已经烂熟于心，想必永远也无法忘记。
2003年，非典疫情在北京爆发。
那段时间，奶奶非常担心我们的健康，天天都往家里打电话，她就是要听到我们每个人的声音，才会觉得安心。
有一天晚上，奶奶在跟爸爸聊天的时候感觉有点不舒服，就提前挂断了电话。没想到的是，当晚奶奶就因为心梗突发去世了。她老人家走了以后，我家的长途来电再也没有响起。
通讯业发达的今天，无论是电报还是长途电话业务，都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但是在我的成长过程中，正是因为那根电话线，才让我感受到亲情的温暖。
回想从前，我挺怀念打长途电话时那种期盼的心情。现在通讯科技的发达，却让我们与亲情离得更远了。
人们宁肯抱着手机吃饭、睡觉，也懒得回家看看父母。而我们的父母呢，为了跟我们保持联系，可以参与到我们的生活中来，年过花甲的他们，逼着自己拿起了手机。
他们知道，只有与时俱进、不被时代淘汰，才能勉强跟上孩子们的脚步，创造与孩子们的共同话题，在孩子的世界里多待一会儿，他们用这种方法来尝试着给孩子们更多的陪伴。
都说养儿方知父母恩，人到中年，我渐渐学会感恩。感恩亲人们的陪伴和付出，感谢他们赋予我生命。
今天是霜降节气，天气渐寒。独在异乡的游子，要记得给父母打个电话，送去一份问候，让他们感受到你的孝心。
要知道，亲情可能是这个世界上最纯净的感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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