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的工作有两项:一是学,二是写。对比今天,古代文人实在太苦逼了。
古人的学习,一靠传授,二靠书本。有问题要请教,比如读李商隐的诗“青鸟殷勤为探看”,“青鸟”是什么意思?今天百度一下就知道了,古代呢?只能找老师、找书本,所以老师很牛逼,书籍很宝贵。了解到这一点,就理解为什么会有“程门立雪”式的尊师、“凿壁偷光”式的苦读了。
“程门”指宋朝大儒程颐,在他门口雪中站着的不是普通的年轻后生,而是年已四十、进士出身的杨时。就因为程颐学问比自己高,所以对程颐就象小学生对老师一样。“凿壁偷光”的匡衡是西汉人,家里连灯都点不起,怎么会有书呢?——是打工赚的。他去有书的人家干活,不要工资,只要给书看就行。今天一堆一堆的书看都看不过来,还有上G的电子书下载在电脑里放着,两相对照,实在感叹。
书多有多的问题,古代也一样。皇家藏书很多,如何查找、利用是件难事。曹操的儿子曹丕当政时,编了一本《皇览》,把各种资料分门别类地编排,以方便查找,可惜现在已经失传了。战国时期楚威王不能通读《左传》,他的老师铎椒(不是剁椒鱼头)把《左传》上有关君主成败的事例摘抄出来,取名《抄撮》,从名字上就能听出是一本资料集,功能与《资治通鉴》类似,当然也失传了。
文人写作需要灵感,更需要资料。汉朝流行赋体,这种文学形式需要引用大量的典故,司马相如、杨雄等汉赋作者大部分时间精力花在搜集资料上了。左思写《三都赋》,由于缺少参考书,求为秘书郎,目的就是有机会接触政府藏书,即使如此,还用了十年的时间!下了如此大的功夫,怪不得成书之后洛阳纸贵(此处不是引用典故,而是实话实说,左思的《三都赋》写成,因为争相传抄,洛阳的纸张一时供不应求,价格高涨)。
有些文人为了写作方便,就自己动手编写资料集,这种资料集被称为“类书”。现存最早的类书,是曾经模仿过王羲之《兰亭集序》的虞世南担任秘书郎时编写的《北堂书钞》,其目的显然是为写文章与工作服务的。前国务院研究室主任王梦奎曾把有关怎样写文章的文章收集起来,为工作人员学习写作提供帮助,没想到大受欢迎,后来编辑出版,书名就叫《怎样写文章》,与《北堂书钞》有异曲同工之妙。
唐朝著名诗人白居易也编过类书《白氏经史事类》,其收集过程很辛苦,也很有趣:用了几千个陶罐,每个上面写上类目,放在一个七层的架子上,摘录的典故词语、诗文佳句,按类目投入罐中,最终汇辑成书。这是做学问的基本功,很多学者都用过类似的方法,台湾的李敖有类似的资料库,读到有价值的东西,就剪下来,分门别类的放到资料夹中,他看过的书都被剪烂了,有用的东西都收集下来了。
今天的文人要幸运得多,有不明白的上网一搜全有,资料收集可以用笔记软件,拍张照片就保存了,剪刀都不用动,且内容海量,还可以随时用手机查找,实在太方便了。但问题随之而来:知识贬值了,老师和书本也不受尊重了!
传统文化的传播者
个人成长的助力者
阅读活动的推动者
成人教育的实践者
联系客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