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的工作有两项：一是学，二是写。对比今天，古代文人实在太苦逼了。
古人的学习，一靠传授，二靠书本。有问题要请教，比如读李商隐的诗“青鸟殷勤为探看”，“青鸟”是什么意思？今天百度一下就知道了，古代呢？只能找老师、找书本，所以老师很牛逼，书籍很宝贵。了解到这一点，就理解为什么会有“程门立雪”式的尊师、“凿壁偷光”式的苦读了。
“程门”指宋朝大儒程颐，在他门口雪中站着的不是普通的年轻后生，而是年已四十、进士出身的杨时。就因为程颐学问比自己高，所以对程颐就象小学生对老师一样。“凿壁偷光”的匡衡是西汉人，家里连灯都点不起，怎么会有书呢？——是打工赚的。他去有书的人家干活，不要工资，只要给书看就行。今天一堆一堆的书看都看不过来，还有上G的电子书下载在电脑里放着，两相对照，实在感叹。
书多有多的问题，古代也一样。皇家藏书很多，如何查找、利用是件难事。曹操的儿子曹丕当政时，编了一本《皇览》，把各种资料分门别类地编排，以方便查找，可惜现在已经失传了。战国时期楚威王不能通读《左传》，他的老师铎椒（不是剁椒鱼头）把《左传》上有关君主成败的事例摘抄出来，取名《抄撮》，从名字上就能听出是一本资料集，功能与《资治通鉴》类似，当然也失传了。
文人写作需要灵感，更需要资料。汉朝流行赋体，这种文学形式需要引用大量的典故，司马相如、杨雄等汉赋作者大部分时间精力花在搜集资料上了。左思写《三都赋》，由于缺少参考书，求为秘书郎，目的就是有机会接触政府藏书，即使如此，还用了十年的时间！下了如此大的功夫，怪不得成书之后洛阳纸贵（此处不是引用典故，而是实话实说，左思的《三都赋》写成，因为争相传抄，洛阳的纸张一时供不应求，价格高涨）。
有些文人为了写作方便，就自己动手编写资料集，这种资料集被称为“类书”。现存最早的类书，是曾经模仿过王羲之《兰亭集序》的虞世南担任秘书郎时编写的《北堂书钞》，其目的显然是为写文章与工作服务的。前国务院研究室主任王梦奎曾把有关怎样写文章的文章收集起来，为工作人员学习写作提供帮助，没想到大受欢迎，后来编辑出版，书名就叫《怎样写文章》，与《北堂书钞》有异曲同工之妙。
唐朝著名诗人白居易也编过类书《白氏经史事类》，其收集过程很辛苦，也很有趣：用了几千个陶罐，每个上面写上类目，放在一个七层的架子上，摘录的典故词语、诗文佳句，按类目投入罐中，最终汇辑成书。这是做学问的基本功，很多学者都用过类似的方法，台湾的李敖有类似的资料库，读到有价值的东西，就剪下来，分门别类的放到资料夹中，他看过的书都被剪烂了，有用的东西都收集下来了。
今天的文人要幸运得多，有不明白的上网一搜全有，资料收集可以用笔记软件，拍张照片就保存了，剪刀都不用动，且内容海量，还可以随时用手机查找，实在太方便了。但问题随之而来：知识贬值了，老师和书本也不受尊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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