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目望之,动心蠕蠕,心中万把刀 | 1964日记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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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农忙,吃饭成了问题,连续两(天)早饭都吃了空。我们有插饭的要求,凑巧杜清云同志来看我们,共同商妥把饭安插在各住户家。我在倪等生伯伯家。这样决定,会计倪贵明、倪淑芝、大队长倪天文表示同意。我去公社汇报来塔庄的首段工作情况,王翠云同志对我们的工作表示满意。同时(我)将户口卡及薄带来一部(分),准备帮助该大队排除户籍方面的混乱现象。清理本队户籍——按队编排,这样做是有长远意义的,便利于今后工作,况且是起码(基础性)的工作。塔庄青年很活跃,最近用午休时间帮助烈属及无劳力户割麦、打场,这种新风格声X了公社,深感了老农民的心。在18队场上听说,青年们变了,社会主义教育前……在我看来青年们所以要变,是有两点因素:首先是学习,学习毛泽东著作,每晚上集中学,另外设立小图书馆,小图书馆很好,我很感兴趣,每天都来;其次是党支部注意抓,而且培养新生力量,抓得很紧。中午我没休息,帮房东大伯晒麦场。大伯和大娘很不过意,说了些客气话,我却觉得很不强,因为我们之间还存在隔膜,否则就不会如此,从而表明我深入做农民的小学生、和劳动人民相结合做得还不够。我有较多的书本知识,这是我可以为革命服务的条件,但是必须把我的书本知识和工农的实际知识结合起来,才算是完全的知识。一个知识分子革命不革命,并不决定(于)书本知识的多和少,而主要看其是和工农相结合呢,还是和工农相脱离。不结合,那书本知识再多,也可能为资产阶级服务。尽管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不首先解决这个问题,也将会蜕化变质。现代的知识青年应当是新型革命的青年,什么是新型革命的青年呢?我认为根本问题是听党的话走社会主义道路,和工农群众相结合,而不是脱离工农群众,不是脱离劳动。光心里想着不脱离工农,不脱离劳动,为他们服务那是不够的,还必须到他们中间去。所以毛主席强调指出:“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分界,是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从而可见主席不仅强调了“愿意”,而且特别强调了要“实行”。我觉得要紧的是在于“实行”。这里说明,到工农中去了,还不等于和工农群众相结合了,和工农群众相结合还必须经过一个深化和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必须通过改造思想、改造世界观的关键(关口)。我现在被下放来到农村中,时间也并不算短,思想上起了多少变化?应当估量一下:我出生在农村,有农民感情基础,和社员打成一片的过程比较短,换句话说,这阶段比较容易。据自己回顾和现有水平来检查,(不足是)没有长期的战略观点,还不够明确实行和实现和工农相结合、和劳动相结合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是世界观的根本改造。实行和实现这两个相结合的问题,不是一天两天,不是一年两年,而是一辈子的事情,要有长期的战略观点和革命的坚持性,同时明确下放劳动是要有往复的,必须做好思想准备,换而言之,干一辈子革命,就在和工农和劳动结合一辈子,这就是革命者永远革命、永不褪色的最根本保证。1938年冬,蒋介石对日本妥协不抗敌,节节失败,武汉失守后,蒋介石就龟缩到四川峨嵋(眉)山上,积极反共,消极抗日,发动三次反共高潮:一次 1939年冬-40年春 侵占陕甘宁边区五城镇二次 1941年1月 皖南事变<我新四军北移被袭>1、1927年“4.12”大屠杀。蒋介石1927年4月12日发动反革命叛变,制造了惨绝人寰的“4.12”惨案。2、“4.12”后实行“清党”,“宁肯错杀千万,不可放过一个”,使中国陷入白色恐怖之中。3、发动十年内战,对革命根据地进行疯狂的“围剿”。①1930年-1934年,调动了百万以上的兵力发动五次围剿。②1931年9月18日将沈阳拱送日本,“九一八”。蒋介石在1931年“9.18”下令给东北军,“绝对不抵抗”。1932年1月28日,日军占领上海,蒋日定《上海停战协定》<代表(名字)戴戟>1933年5月31日,与日签订《塘沽协定》出卖华北<代表熊斌>在庐山对蒋匪军训话:“枪不如人,炮不如人,……如抵抗日本,顶多三天就亡国了。”1936年12月12日 蒋介石在华清池后的骊山被张学良、杨虎成活捉扣留西安,迫使他停止亡国的反共内战。解放战争期间,蒋介石是著名的“运输大队长”,战绩统计表:炎热的夏天降临了。近几日看,初夏是很残酷的,呼风而不雨,全省天气报告:昨天气温19-31度,风力3-6级。玉米苍白的躯体,卷曲着长脸,随风摇晃着身子,这不是嬉戏,而是呼吁,用那嘶哑的嗓子在喊叫:“干,活不成!要水!要水……”“浇!”我下了决心。浇!坚决浇,哪怕浇活一棵,我也有生不愧!先在房东的自留地开始。嘿,房东不愿意,说什么不可以浇……千方百计说服了,我实际行动了,先给倪会计浇了黑瓜,后给房东浇了玉米和黑瓜,由于他不同意没浇玉米,所以先试验了一下,我却有信心。在公社开会。开会的内容是研究生产和研究人口普查工作。在会上汇报了塔庄的情况。由(于)李思习同志一声嚷,邓月芝主任等认识了我,这样一来,与我谈话的人就突然增多起来,也使我很不好应付,原因是她的作用力,我与她结婚很多人都不能理解。昨晚我召集老师们一起研究公社布置的关于人口普查工作,决定由团支部再研究宣传工作,如果再没有其它好办法,我们就进行再版,原题宣传。与支部任有熙联系,他认为没有必要举行(任)何大会了,因为大会都开了数遍<在实习前>,同志们共同认为再次学习还是很有必要的,决定26日下午集中学习。邓永盛为调动工作前来塔庄会我,我到集上买了猪肉两斤、芸豆四斤、香烟等予以饯行。我们谈得很投情,真是知性者谈知心话也。邓君奉命调去专署工作,特赴塔庄辞之。邓君与我同志也,为人耿直,爽快,胸怀高宏,老共产党员,俗为吾师者。62年共来乳山,幸同住大陶家得识,同炊同寝同劳动,心心相印。63年曾与刘宗穆口角几句,惹起站长等人的不信任,后来又发现(其)有英雄主义不信任加深。63年度与妻孙秀竹闹离婚,满城风雨,尽人皆知,弄得两人不能收场,结果在5月4日正式离了婚。离婚后几度袭击(大闹)烟台专署,要求调换工作,终于实现。在这以前,他曾来育黎方面找我数次,目的从知情友谊关系,另求女人作媒助,无效。令他6月27日前抵专署新任,颇喜。又来辞行,我的招待设在塔庄倪等生大伯家。他的走有很多问题可以反映到外面,我认为只能进一步说明君主观成见。按:父亲有写日记的习惯,他说自己写日记是看报纸受到的启发。细节记不清楚了,大概是苏联一个年轻人把经历的事情都写了下来,后来受到了斯大林的接见。我父亲出生于1934年,毕业于西北农学院,是当时少有的大学生。1966年风声紧,父亲属于“臭老九”,安全起见,他把自己的日记全烧了,仅留下一本1964年在乳山县育黎公社宅子夼村劳动时的日记。后来我把这本日记转录成电子版文字,看不懂的地方加了批注,打算等父亲冬天到我家住的时候进一步了解。没想到的是,2011年父亲突然去世了,很多想问的问题永远也问不到了。2024年到了,60年,一个甲子过去了,是时候了,再拖下去,恐怕这些事将永远淹没在历史长河中了!父亲的日记开始于3月12日,这个系列也从3月12日开始,每周更新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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