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相亲经历

智效民

1964年高中毕业以后，我被迫下乡插队。经过近八年炼狱般的岁月，于1971年回城当了一名小学教师。中国自古以来就看不起教师，所谓”家有三斗粮，不当孩儿王”就是这种情况的写照。父亲虽然非常开明，却也忍不住提醒我：“你不是不愿意当小学教师吗？”我回答说：“只要能够回来，我今天是小学教师，明天就是中学教师，后天就是大学教师。”

这话虽然过于自负，却有我个人的分析判断：停课闹革命已经很多年了，我就不信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能够不要教育，不要文化。换句话说，一但形势有变，机遇就会来临。

大概是1974年4月吧，我从太原流沙坡小学调到矿机子弟中学。虽然已经是中学老师了，但月薪还是36.5元，所以眼看30岁了，却一直是单身。

同事赵某民与我关系不错，有一次他神秘兮兮地对我说：“大智，你看焦书记怎么样？如果你觉得不错，我可以帮你问问。”我听了以后非常懊恼，却又不便发作。心想咱们相处这么久，你对我的印象竟如此不堪！

赵老师所说的焦书记，因为是中共党员、贫下中农出身，所以被保送到太原五七学校成为工农兵学员。毕业分配以后，又因为文化基础太差，什么也不会，所以凭借其政治面貌，在学校当了团总支书记。由此可见，我们完全不是一种类型的人。这还不算，此人政治面貌虽然好用，但天然相貌却无法恭维。形象点说吧，她不仅比那啃脚的网红还要丑，而且脸上长满了疙瘩。我是比较重视颜值的，因此毫不犹豫拒绝了赵老师的好意。

还有一次，也是从五七学校分配来的李某宝老师，要给我介绍他老婆的闺蜜。他老婆在太原市五四中学也是负责共青团工作，两人就住在该校的单身宿舍。那天晚上我下班后去了他家，只见床上坐着一位女士，那脸盘与老寿星差不多，但是身材比老寿星还要矬还要胖。这对我的自信又是一个打击。

在此期间还有一次相亲经历。那是一位老同学介绍的，约会地点就在五四中学北边的小胡同里。当时我想，自己在同事眼里太差，在同学那里总该好一点吧？然而当我与老同学到达以后，在客厅里等了半个来小时便被打发出来，连个鬼影也没见到。后来我想，这显然是对方设的一个局，目的是让女方偷窥以后再做决定。就这样，我被狠狠地涮了一把，连抱怨的机会都没有。

有了这样的经历，再加上当时的形势，让我对社会和人生完全失去希望。在此期间，我从插队老友单志伟那里看到两张彩色照片，是他姐姐的一个同事移民香港以后寄回来的。照片中的两个十来岁的小孩都戴着手表，几乎让我惊掉下巴。因为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彩色照片，而手表在当时还是中国人的“三大件”之一。这时我才知道，那渔村并不是宣传中的地狱，反而是百姓梦想的天堂。

进入1976年以后，整个形势更加混乱，让我觉得到了物极必反的时候。正因为如此，我在那一年放了暑假以后，便决定南下广州，看一看有没逃港的可能（详情可以参阅《一路逃票到广州》）。这次旅行，让我看到各地的乱象，也预感到一个时代即将结束。

回来以后正好赶上秋季开学，也不知道校领导的大脑哪根劲搭错了，让我担任了班主任兼初一年级的年级组长。为了报答领导的厚爱，我一开学就带领学生用不花钱的熟石灰把教室粉刷一遍，希望新学期能有一个新气象。没想到仅仅过了九天，意料中的事便发生了。

那天晚上，我和一同住在办公室的张博学老师在矿机宿舍附近唯一的国营饭店要了一盘过油肉、二两白酒。当时的感觉，就像陈少华所唱的那样：

又是九月九

重阳夜难聚首

思乡的人儿

飘流在外头

走走走走走啊走

走到九月九……

亲人和朋友

举起杯倒满酒

饮尽这乡愁

醉倒在家门口

由于这一变化，个人的境遇也有所好转。两年以后，我终于遇到一位比较满意的女性，所以在相亲以后很快牵手，并且一直走到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