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舆丨暴君周厉王

暴君周厉王

周舆

从有待确证的夏朝（约公元前2070年—1600年）至清朝覆灭，中国君主制持续了近四千年。

但做君主的并不是可以任性胡来的，也要遵守各种限制君权的制度和规矩。因此历史上80%以上的君主都是“守成之君”，也就是大致都能做到君臣共治，按部就班地推着走，从不瞎折腾，天下倒也安宁。

甚至还有5%的君主属于“明君”。即智商和情商都在线，想做好事，能做好事，也管得住下面的人，因此事情往往也能做成；同时他们还能顾惜民命，做事的时候比较在意老百姓的死活和意愿。如周武王姬发，西汉文帝刘恒，东汉光武帝刘秀，北魏孝文帝拓跋宏，隋文帝杨坚，唐太宗李世民，周世宗柴荣，宋仁宗赵祯，等。

汉武帝其实也算是一个“明君”，因为毕竟他把“扫北”之事做成了，只是其间扰民太甚；不过聪明的他对此是清楚的，为此下了历史上第一份“罪己诏”，进行自我批判，以息民怨。武则天作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当然也是一个明白人，而且雄才大略，做事有板有眼，虽有用酷吏之弊，但执政并无大错，国势鼎盛，她当然也可入“明君”之列。

10%的君主是“昏君”。他们的智商情商或有一个不及格，或两个都不及格，大致能在表面上控制朝廷，但下面的人对他大致是阳奉阴违，因此他们做事之时，往往控制不住进程和结果，最终引发天下动荡不安，王朝迅速走向衰落或灭亡，如周幽王，东汉桓灵二帝，晋惠帝，北齐武成帝，北宋徽钦二帝，明崇祯帝，等。

最后的5%是暴君，即夏桀姒履癸，商纣帝辛，周厉王姬胡，秦二世嬴胡亥，东吴末帝孙皓，后赵天王石虎，前秦厉王苻生，南朝宋前废帝刘子业、后废帝刘昱，“禽兽王朝”北齐显祖高洋、后主高纬，隋炀帝杨广，等。

“暴君”有着与上述三种君主不同的特质，他们大多能够掌握权力，而且也要做事，但所做之事都是胡来。开始是朝廷上谁也管不住他，后来是谁也不敢管他，最终朝堂上一切规矩都没了，而且人人自危。暴君会无休止地折腾，不仅仅暴民，而且暴臣，因此暴君的统治都是长不了的，而且最先“造反”的往往是那些忍无可忍的大臣，而不是无拳无勇的老百姓。

以往我们对儒家的政治理想也许有所误解，儒家其实是反对专制的。正如“亚圣”孟子所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即使我们把这种观念理解为“民本主义”，但其实已（或尚）把国家置于民众的福祉之下。

有趣的是，正是这位孟子对“暴君”给出过一个明确定义。在《孟子·滕文公上》里，亚圣指出：“经界不正，井地不钧，谷禄不平，是故暴君污吏必慢其经界。”从土地界限之不明出发，孟子指出暴君的特质就是超越界限，肆无忌惮地胡来。如果暴君开始胡来，那下面的官僚也一定会跟着胡来，于是他们的折腾的动作会越来越大，也就会越来越暴虐，越来越残民，社会秩序会急速崩塌。

在当代语境下，暴君是指专制无道的君主，残酷地或野蛮地行使专制权力的统治者。这就是说，即使在古代君主制下，君主也很少会成为暴君，只有那些“残酷地或野蛮地行使专制权力”的国君，才会成为暴君。

中国古代历史上的暴君，也确实主要表现为残酷和残暴，如建酒林肉池、自比太阳的夏桀，如创炮烙之刑、取胎挖心的商纣，如残害宗亲的秦二世，如凿人眼目、剥人面皮的孙皓，如以杀人为乐的后赵天王石虎，如好人也杀、坏人也杀的前秦厉王苻生，如斩首断肢掏肠泡眼的南朝宋前废帝刘子业，如喜欢做人体解剖的宋后废帝刘昱……但历史上这种“禽兽”暴君其实并不多见，大致只在15个以内，平均一个朝代一个。

西周倒数第三个天子周厉王姬胡，算是暴君里的另类。

姬胡之“暴”，主要不是表现为喜欢杀人，而是表现为对全社会的全面控制。不过，这也不出“残酷地或野蛮地行使专制权力”的内涵。

姬胡是西周第十位君主，在位36年，他的个性特点是贪婪自私。为此身边留不下正直之辈，而只剩下一大堆阿谀奉承的奸佞。荣夷公就是其中一个最著名的佞臣，他善于察言观色、曲意逢迎，于是向姬胡建议，朝廷应该对全民和全社会实行“专利”，即垄断国内一切山泽物产，哪怕进山砍柴、下河摸鱼也要交税。这个政策还真就执行了，因此姬胡从来国人手中攫取了无数财富。而下面的官吏也乐得大力落实，因为他们能够趁机强取豪夺，个个也变成了富家翁。

天子本是“公室”，本来要照顾天下民生，而姬胡却处处与民争利，这即使（或恰恰在）宗法社会也犯了天下大忌。

但这种出于极端自私人性的做法，即使在2700年后还会遇到。

1841年，拿到博士学位的马克思接受了第一份工作，在《莱茵报》做编辑，结果没几天就遇到了一件让人愤愤不平的事。当时，普鲁士王国的莱茵省议会准备出台《林木盗窃法》，就是要立法惩罚那些到森林里捡枯枝的穷苦农民。因为在林木所有者看来，未经允许私自捡拾森林里的枯枝就是盗窃。

26岁的马克思怒了，笔走龙蛇，文不加点，很快就写出了一篇《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强烈抨击省议会立法惩罚穷苦农民的做法。他认为农民捡拾地上的枯枝，是大自然赋予农民的正当权利。现在一小部分人要把公共财产据为己有，而且还要立法来惩罚农民，不仅伤害了农民的利益，也伤害了法律公平公正的精神。马克思此时意识到，普鲁士政府并不是黑格尔说的“理想国家”，“绝对精神”也并不可靠，从此走上了研究社会经济学的道路。

姬胡对各个阶层都横征暴敛，自然惹得全社会怨声载道。他不想听到来自社会的“诽谤”和“谣言”，于是花巨资雇佣了上百名训练有素的“卫巫”，让他们遍布全国各城邑和田间地头，或明查或暗访，只要发现有谁胡说八道，立即抓捕处斩。于是，全国上下“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也就是说即使亲戚邻居在门口遇上了，也不敢打个招呼，而只能交换一下眼神。

几十年下来，周王室的直辖领地被折腾得彻底衰落了，各诸侯国对此也非常鄙夷，都不来进京朝见。西北面的游牧民族戎狄，特别是猃狁，也清楚周王室虚弱不堪，因此趁机常常入侵，只要缺钱了就来一趟，每次都会掠走大量的人口和财富。

姬胡知道北方蛮族不好惹，觉得只有南边的荆楚和东南面的淮夷是软柿子，于是几次向南下用兵，想为自己在对外领域找回一点面子，结果周军疲弱异常，士气低下，每次出去打仗，不仅没打过一次胜仗，反而每次被外人打得丢盔卸甲，落花流水。

姬胡这种对内狠、对外怂，只摸“幺鸡”不“开胡”的做派，最终让全体“国人”都看清了他的真面目，你让我们勒紧裤腰带没问题，但至少要在外面得点成绩回来啊。最终，国人们忍无可忍了。

国人中有贵族，有官员，但更多的都是城市平民。他们愤怒地冲讲了王宫，要杀掉厉王。姬胡事先听到风声，赶紧坐着马车仓皇逃出镐京，不敢回头和停留，一路狂奔，远远逃到了汾河边的彘（今山西北部的霍县），后来再也没能回国，14年后他死在那里。周王室朝廷送给姬胡一个“谥号”——“厉”。

《春秋》微言大义，其实这个“厉”字一点也不“微”，意思非常鲜明。厉，作为中国古代君王的第一个“谥号”，是一个令人恐怖的“恶谥”：“杀戮无辜曰厉，暴虐无亲曰厉，愎狠无礼曰厉”。就这么一个字，把姬胡的个性及行事“风格”都说到家了，姬胡被万年不易地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姬胡跑了之后，召公（召穆公虎）和周公（周定公）联合执政，号为“共和”。共和的另一个来历是，是诸侯共伯和摄行政事。这一年（公元前841年）被史书《春秋》称为“共和元年”，中国历史的明确纪年始于此时。

可见，即使中国古代有着四千年的君主制，其中还包含着两千多年的专制君主制，但其实暴君也是不多的，只占5%左右。毕竟即使搞专制也不意味着让大家都活不下去，而暴君出世，上上下下都受不了，问题早晚是要解决的。

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在古代历史运行中，我们即要见制度，也要见人。人品其实很重要，恰恰是在人治社会，正因制度很难改变，人品也就越发重要起来了。

2022年9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