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夫之（1619～1692），字而农，号薑斋，湖南衡阳人。因其晚年避居南岳衡山下的石船山苦习经文，著书立说，故世称“船山先生”，与同时代的顾炎武、黄宗羲齐称“三大思想家。就船山思想之深邃超前，观点之深刻哲辩，其时罕有其匹。有人谓其堪与国际巨哲德谟克利特、费尔巴哈、马克思并称“世界四大唯物主义哲学家”。船山先生一生著述宏富，其学术思想领域广及哲学、史学、经济、政治、文学及道德伦理等，以《读通鉴论》、《宋论》、《黄书》等为其代表作。后世编有《船山全书》400余卷、800余万字，皇皇巨著，包罗万象，有史家称“王夫之或许是中国文化史上集大哲学家与大文论家于一身的孤例”，堪为圣贤之辈，学界流传“北有孔夫子，南有王夫子”。其文涉及思想文化领域之广、文字数量之巨，在中国历史上也是空前绝后，独立峰巅的。
晚清重臣曾国藩极为推崇王船山及其著作，曾于金陵大批刊刻《船山遗书》，使其著作得以广为流传。近代湖湘文化的代表人物魏源、谭嗣同、黄兴、宋教仁、毛泽东等皆深受船山思想之熏陶。我们从毛泽东的《矛盾论》和《实践论》中，可以看到船山哲学唯物辨证法的影子。
王夫之一生主张经世致用。
“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这是船山先生书于湘西草堂的字联，表现了一位文化巨擘坚守华夏文化，甘愿舍身明志的精神风骨，可谓大气磅礴，浩气干云。先生临终对其子云，其遗著不宜示人，“吾书两百年后始显”。自信之足，雄心之巨，几无匹敌。正应“君子依乎中庸，遁世不见知而不悔，唯圣者能之”（孔子）之语。仅就其超绝的文化抱负和独具人格的思想信念，尊列于圣人之位亦当之无愧。
船山先生尊崇宋代张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思想信念，本想通过武力反清复明，无奈屡次失败后转而以文化复国，“故国余魂长缥缈，残灯绝笔尚峥嵘。”具体到其思想学术上的成就，他的世界“一元本体论”、“依人建极”人本主义史学思想、经世致用经济思想及文学美学思想等，可谓是超世领岳，犀利奇绝。在当时尚处于封建社会的中国竟出现如此炫目的思想灵光，莫不令人叹为观止，以致顶礼膜拜。
首先，“一元本体”的哲学思想。
气，是世界的一元本体，万物皆由气而“化”，“有生于气”，气化而液，液蒸而气，气凝而固，周而复始。气化阴阳二体，演动静之态。船山先生在哲学本体论上的重要贡献，就是把具有物理形态的具体实物“气＂，上升到物质世界本质属性的“实有”概念，不再是庄子、张载定义“气”是“生物以息相吹”，揭示了物质世界的根本属性，实现了认识上的飞跃。船山先生另一个深刻之处还在于，他把意识形态的精神与现实世界的物质加以弥合，斥责程朱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的观念，认为“天理与人欲同行”，“终不离人而别为天，终不离欲而别有理也”，具有深刻的思辩性。同此，先生认为“术不在仁之外”，把所谓的“儒法对立”同样归为一体，他认为儒与法原本就不是二、而是“一”，儒术本不排斥法，法治原包含于儒。当代新儒学之代表熊十力说，“儒者尚法治，独推王船山”。
在中国古代哲学本体论中，“道器之辨”的争论是反映社会生活守旧与革新、复辟与进步的重大问题。程朱理学提出“以道为本”，以之相对立，船山先生提出“天下惟器”的命题。《易传》：“形而上者为之道，形而下者为之器。”船山先生据而指出，“道器无异体”，“盈天地之间皆器”，在具体事物之外不存在着一个独立的“精神实体”，只能是具体事物的“器”内涵着一个“理”，“有形而后有形而上”“道在器中”，不存在脱离具体事物存在的先验之“道”。先秦之道只能治春秋战国之乱，汉唐之道亦唯适盛象之治，今日之道治今朝，明日之治只能期待“明日之道”。因此，脱离了人类社会具体实践活动的道统是不存在的，认为“天不变，道亦不变”实属荒谬的言辞。
其次，“依人建极”的史学思想。
船山史学思想的标志，明白无误地表现在“依人建极”的意义上。何扫“依人建极”？极，是标准和规则，这就是说一切以人的生存、发展为依归，并突显出人是历史的主体和人是文化的主体两个重要的历史演进论思想。他的“即民以见天”，“于势之必然处允理”等深刻命题，无一不彰显出承继庄子“参万岁而一成纯”的思想观念。
中国传统哲学家、史学家推崇上古三代“不知不识，顺帝之则”之简朴，一如老子的“返朴归真”。王夫之对此给予严厉的驳斥，指出所谓“朴”，即是“木之已伐而未裁”的静穆状态，而作为思想和行为都鲜活不已的人，一味尚“朴”岂非荒唐可笑之至？他进一步指出，“吾所知者，中国之天下，轩辕以前，其犹夷狄乎！太昊以上，其犹禽兽乎（’君无适主，妇无适匹’的群居杂婚状态）！”他力图说明，中国历史从轩辕黄帝时代起，才开始向文明时代过渡。即使燧人氏、神农氏时代，人类依然是“鲜食艰食相杂”，直至后稷教民稼穑，人们才脱离野蛮转向文明时代。
因此，历史的发展“只在势之必然处见理”，有其自身内在的必然性（势）和规律性（理）的。他认为“理”与“势”犬牙交错不可分，是“理成势”、“势成理”的包含与被包含的辨证关系。在历史发展的“理势合一”之中，船山先生特别强调在“民心之大同”处见“理”，在“民心之依归”处见“势”。据此，先生提出了“理势合而天”的命题：“势字精微，理字广大，合而名之曰天。”这个“天”，即是“参万岁而一成纯”的社会历史之发展规律，继而他更进一步提出“重民”、“畏民”的一些主张。
“戊戌六君子”的谭嗣同曾说：“五百年来学者，真通天人之故者，船山一人而已。”
为什么说王船山的史学思想“依人建极”是具有超前性的。恰如先生所言：“道行于乾坤之全，而其用必以人为依。不依乎人者，人不得而用之，则耳目所穷，功效亦废，其道可知而不必知，圣人之所以依人而建极也。”用现现在的话说，就是做一切事必须立足于人依靠于人，为人民服务，以人为本，以人民为中心。
其三，“上之谋之不如其自谋”的经济思想。
认识和分析王船山的经济思想，发现他关于人的自利趋利行为能够产生和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效果，已经具有近现代经济学的重要特征，与西方“现代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思想多有暗合之处，颇有异曲同工之妙。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船山先生这一思想出笼之时，亚当·斯密还没出生呢。可以肯定的是，市场经济及自由贸易的近现代经济思想，在中国这片厚土上其实早就有了根植和萌生。
船山先生反对政府人为干预经济，他在《读通鉴论》说，“人未有不谋其生者也。上之谋之，不如其自谋。上谋之，且弛其自谋之心，而后生计愈蹙。……上惟无以夺其治生之力，宽之于公，而天地之大、山泽之富，有馀力以营之而无不可以养人。”船山反对违背客观经济规律的“劝课农桑”，还对朱熹“合作均收”的主张提出批评，认为人的自利性会导致“共船漏、共马瘦”的危局，不利于激发作为经济人的创造力。此外，船山先生主张人身自由，士农工商平等，应以民生为本。他认为商业是“立国之资”，“大贾富民，国之司命”，主张发展商业，取消限制，打破壁垒，减少关税，防止基层官员贪墨，实行对外开放，“裕国富民”。针对官府的“劝课农事”，他大发议论道：“若农，则无不志于得粟者矣。其窳者，既劝之而固不加勤；而劝之也，还以伤农。”船山先生的深刻和哲辨之处就在这里，历来传为美谈的德政“劝农”，实质上等于“伤农”。及至当今，我们的一些基层乡镇，仍有指导、引导甚至要求农户种植何类农作物的行为，结果不言而喻，种啥败啥，劝农伤农。船山发生这一先见之明，被学界称为“王夫之定律”。
从上文我不由联想到，当年初读亚当·斯密《国富论》看到如下论述时，始觉醍醐灌顶，不禁拍案叫绝：“在市场经济中，有一只看不见的手，使你在追求自己的利益的时候，为别人创造的价值，比你主观上想着为社会作贡献时创造的价值更大。这就是市场经济的奇妙之处。”此种思想火花，原来在我华夏先哲那里早有灵光闪现，惟憾船山思想的光辉未曾照彻朝野，致使通行于当今世界的市场经济法则早在明朝时就与我们擦肩而过，同时，至少迟滞了我中华经济高速发展达300年。遥想船山斯密两位东西方大哲，不由感慨万千，仰敬不已。正是：
船山斯密两巨星，
东原西土相辉映。
不约而同点要害，
自利无形润公心。
总而言之，船山思想除哲学、史学、经济学外，其文论广及文学、美学、伦理道德等诸多领域，可谓是分门别类，深邃叵测。此外，作为著作超身的大家，其伟岸之文人形象，磅礴之文人气度，高洁之文人节操，上下几千年，横天下寥寥无几者也。比如，读船山先生的“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之句，老夫一时能想到的，亦仅有南宋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清末谭嗣同“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两诗句可堪比拟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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