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正成 老师讲座节录
王羲之草书，或少运动及险峻，或少波势及纵逸
张怀瓘《书议》云：
诸子亦有所不足：或少运动及险峻，或少波势及纵逸，学者宜自损益也。异能殊美，莫不备矣。然道合者，千载比肩，若死而有知，岂无神交者也？逸少草有女郎材，无丈夫气，不足贵也。
王献之向父亲提了一个重要的建议：你那个小草、章草要改变，改成独立的大草。“大人宜改体！”少年王献之给王羲之的这个建议如当头棒喝。王羲之去世的时候，王献之只有18岁，王献之少年聪明，他年轻的时候就对父亲提了这个意见，这个意见是对王羲之非常重要的关于书体完善的意见，但是王羲之没有完全接受。什么叫做“大人宜改体”，在改体中间有困难。什么困难呢？“今穷伪略之理，于往法固殊。”要改的话跟古代书体有不同，这个不同就是他可能“不合六书”，会被认为造成很多错别字。这就是王献之要改大草必须变革。我现在就把《鹅群帖》王献之的字拎出6个来看，我们用西汉许慎《说文解字》的字法来看这些字都是不合六书的。这个姊字、归字、当字、献字、须字、彼字，按照六书部首结构之法看，可以说是根本不知道这是什么字。但这就是大草书，这是在今草基础上创造了另外一个大草的符号系统。王羲之在变新体的过程中，还要更多考虑遵守六书。王献之说我们要创作新的书体，从而表达我们情感的艺术意境，就必然和六书有昩，这个时候我们要牺牲文字方面的一些规定，创造我们的大草。就是王献之最后突破了这么一个今草的局限，创造了大草的要点。
张怀怀《书断》云：
“草书者，张芝造也。”
又云：
“伯英是其祖，逸少、子敬为嗣。”
古来皆论张芝创草书，能为一笔书。但晋唐之时，张芝之迹已未可见，《淳化阁帖》中张芝《冠军帖》是大草，疑为北宋人虚拟，如同米芾分割所临王献之《十二月帖》为《中秋帖》一理。所以正如初唐人李嗣真在罗列汉晋“四贤”代表书体时，张芝所列是章草。合乎逻辑的是章书为张芝所创，王羲之创为今草和行草，王献之创为草书新体的今草和大草。所以北宋郭若虚《图画见闻志》云：
“王献之能为一笔书。”
这就是王献之创立大草的文献记载。这个大草王羲之没有敢写，没有突破，而由王献之突破了。王献之在书体上的一大贡献就是从章草、今草到大草的创造。
张怀瓘云：
“草书者，张芝造也。”
又云：
“伯英是其祖，逸少、子敬为嗣。”
王羲之、王献之是继承者，大草方面王献之是创造者，所以北宋郭若虚《图画见闻志》说“王献之能为一笔书。”就是我们后面见到这个大草。
王献之是今草、大草书体的完成者。如果说大草、狂草确是“穷伪略之理，极草踪之致” ，不合六书的另一套文字与书法系统的话，中国从宋代以来的书法史著作基本忽略了中国书法的这一条被熊秉明、韩玉涛先生所称道的浪漫主义的主线。
如果说这条主线张芝、王羲之是开创者和发展者的话，王献之则是完成者。这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两条主线之一，而被我们后世1000多年所忽略了。那么王献之大草继承者是谁呢？如果说王羲之的楷书、行书被称为书圣，其伟大的继承者是颜真卿、苏东坡、米芾和赵孟顺的话，那么王献之大草书体的伟大继承者就是张旭、怀素、黄庭坚和徐渭。
下面这条线是我们书法史上很少谈到的，我今天提出这个问题仅供大家参考讨论，这个问题是熊秉明先生提出的一条艺术主线。韩玉涛先生也出了几本书来强调这个主线。今天我谈王献之就谈这一点。
还有一个插曲，就是关于唐太宗贬低王献之的缘由是什么呢？我分析。米芾是王羲之的继承者，米芾《书史》：
“唐太宗力学右军不能至，复学虞(世南)行书，欲上攀右军，故大骂子敬耳。”
他写不好，他把右军认为很神奇。我认为米芾是从技术论角度来讨论与社会文化有紧密关系的艺术史问题，可以参考，不可尽信。
我认为：魏晋六朝是中国文学艺术的自觉时期，同时也是西汉以来儒学道统松驰时期，所以有近百年尊崇王献之浪漫主义和表现主义的书风潮流。
隋唐建立如同汉代一样大一统的国家，儒学政治社会观念自然回归，作为一代英明统治者唐太宗尊崇在继承和创新之间至为中庸的王羲之，是完全合乎历史发展逻辑的。
到了盛唐，特别是天宝年间唐玄宗时代可以请浪漫主义诗人李白到朝堂赋诗，所以继承王献之大草精神的张旭、怀素起来了，创造从大草到狂草的浪漫主义艺术高峰。
这个艺术高峰就是张旭、怀素秉承王献之传统而创立的，其后有黄庭坚、徐渭这一系列的狂草书家是另外一个草书的高峰。我是这样辩证、客观地看待王羲之、王献之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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