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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从流通文化的视角研究戏曲改本，较从演剧的视角研究戏曲改本，能发现戏曲改本在印刷品的商业流通领域、社交领域的特殊作用。明代万历年间，参与戏曲删改、出版活动的文人增多，戏曲改本印刷渐趋精美；印刷品投入市场，改家探索经营模式，谋求利润；戏曲改本成为文人社交工具甚至政治结盟的工具，在晚明的社交网络中承担了特殊功能。在文人删改、出版这些精美之物的影响下，追逐商业利润的书坊将真真假假的戏曲改本推入流通领域，有些伪造的改本根本不能用于演剧。戏曲改本成为呈现晚明文学发展、文人交际、文化产业运作等社会文化状况的一个缩影。
戏曲改本的出现，来自于演剧的需要，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戏曲改本还是商业出版的一部分，从流通文化的视角切入戏曲改本的研究，也是较为恰当的。这里所谓的“流通文化”，不单关注印刷的历史、书坊、版本等问题，还关注出版物的营销模式、出版物产生的交际功能以及围绕着出版物所形成的文化塑造、政治结盟等社会现象。可以说，这些现象的总和构成了流通文化。文人戏曲改本的出版，虽是商业出版的一部分，但由于改家（本文将从事删改戏曲作品的人称为改家）出版活动所具有的“文人性”，这些出版物除了具有商业运营的特点之外，还往往成为社会文化精英社交的工具。戏曲改本的印刷与传播，成为晚明社会各种文化景观构建的重要部分。
一、早期戏曲改本的出版流通
现在保存下来的戏曲出版物，多数是明代嘉靖、隆庆以后刻行的。嘉靖以前的戏曲出版物，如弘治本《西厢记》、宣德本《金童玉女娇红记》等，存本寥寥可数，而且从出版方来看，这些刻本多属于商业出版性质的坊刻本，是当时商业出版的一部分。弘治本《西厢记》的牌记，是很典型的坊刻本销售广告。在嘉靖之前，也有一些贵族和文人从事戏曲出版，比如朱有燉刊行他的杂剧作品，但这样的例子很少见。
弘治本《西厢记》
嘉靖以后，私人出版或称家刻本广泛地参与到商业出版之中与书坊争利。从事私人出版的文人，一般极负盛名，很多人考中过进士，因为仕途失利罢官闲居而从事出版活动。他们的出版物一洗书坊出版物的粗制滥造，以校勘精良、刻印精美的面貌出现在读者眼前。坊刻本多以流行、常见、实用的书为出版方向，文人刻本则着重选取读者不易获得的古书、古本为出版方向。
就戏曲而言，这一时期大量涌现出宋元南戏剧目的刻本，这些刻本动辄号称“元本”“原本”“古本”等，其中虽然不少保留了一些宋元旧本的风貌，但多数剧作属于改本。文人刻本，有不少以己意“改窜”却标榜古本的，如王骥德整理的《琵琶记》。传统的商业书坊，为了与文人家刻本争利，聘请文人校订、删润，标榜善本，如富春堂刻本、世德堂刻本，这类出版物大多标明校订、校阅的文人姓名。在这样的出版环境之中，所谓的“原本”，只能不断被修改和减损。保存下来的刻本，均是各种不同类型和删润程度有别的改本。所谓宋元南戏作品，不必论及它们最初流行过程中受到艺人、出版商删改的各种可能，单就明代嘉靖以后的出版物而言，它们都已是不同程度的戏曲改本。
《白兔》《杀狗》二记，即四大家之二种也，今世所传，误谬至不可读。盖其词原出以太质，索解人正难，而妄人每于字句不属、方言不谙处，辄加窜改，真面目全失矣。《荆》《拜》二记虽亦经涂削，而其所存原笔处，犹足以见其长，非后来人所能办也。[1]
明代万历中后期，戏曲改本发生了显著变化，出现了以改家为中心的改本出版模式，臧懋循、冯梦龙、许自昌等改家，既热衷于删改传奇，又投身于私人出版，这种双重的工作使得戏曲改本具有了崭新的形态和多重意义。这些戏曲改本的出版，既是改家商业利润的一部分，也是他们文化身份的象征之一。改家充分将这些出版物用于上层社会的文化交流、私人宴集等活动之中，使戏曲改本具有了更广泛的社交功能。因此，下文将从印刷流通的角度去考察戏曲改本的这些新变化，分析这些变化的意义。
二、精美之物：戏曲改本背后的社交网络
臧懋循出版《元曲选》和《玉茗堂传奇》[5]，因他“师心自用”的删改而备受批评[6]，但这些戏曲改本以刻印精美著称，同样是不争的事实。他出版的书籍，除了版式清新爽朗，较坊刻本校勘精良外，更配备精美的插图。坊刻本虽然也配图，但多半绘图粗劣，或者仅因袭前代刻本插图，缺少新意。臧懋循出版的《元曲选》和《玉茗堂传奇》四种，都配有精美的插图。郑振铎在《插图之话》中评述《元曲选》的插图：“全书共有二百幅图，每一幅都是很工致很有气势的。”[7]郑振铎评价臧懋循所刊《邯郸梦记》插图时称道：“臧晋叔刊的《四梦》，是大为一般学曲者所不满意的。但如果他的擅改《四梦》之原文的刊本是不足道的，至少，他的刊本里所附的插图却是不朽的。”他甚至说，这些插图的画法是与他所见到的其他的插图画法不同的，“虽然只用圆圆的一二笔，勾勒出人物的脸部，而放在繁缛或清远的大背景里，只觉得是调和可爱，并不见其粗率，正如漫画似的，虽然是寥寥的几笔而已足够了”[8]。这些评语，说明了臧懋循出版这套书时不仅力求配图的精美，而且力求使这些插图形成一种独特画风。钱南扬整理《汤显祖戏曲集》时，也特别注意到臧懋循本精美的插图，采用它们作为校点本的插图，他说：“《四梦》插图有四五种之多，今采用明臧懋循订正《玉茗堂四梦》本插图，因其绘刻精致，可供观赏。”[9]
这些精美的印刷品的销售对象，无疑是达官贵人。臧懋循致信请朋友为他的出版物“吹嘘”。从所谓“于长安贵人及计吏间多方借之吹嘘”“幸为不佞吹嘘交游间，便不减伯乐之顾”云云，[10]可知臧懋循这些出版物（包含戏曲作品出版物）面对的读者群体，并非传统意义的一般“市民读者群”，而是上层贵族、士大夫群体。这也可以解释臧懋循选刻元剧要达到百种的原因，实际上，不必说百种，就是五十种，一般市民可能也没有能力购阅。这与坊刻元曲多以零种刊行不同。并且，臧懋循将一套书分为两次刊行，多少起到刺激特定读者继续购进的愿望。
臧懋循刊行百卷《元曲选》在当时属于一种大规模的出版活动，也为明代私人出版提供了一种运营模式。臧懋循在《寄姚通参书》中提到了《诗所》中的古诗、初盛唐诗部分的销售，所谓“以给中晚唐诗杀青资斧”[11]，就是利用销售回笼资金的办法，再刊刻其余书籍。《元曲选》更是采取了这样的办法来发行，他在《寄黄贞父书》中称：“刻元剧本拟百种，而尚缺其半，搜辑殊不易，乃先以五十种行之。且空囊无以偿梓人，姑藉此少资缓急。”[12]《元曲选》后半部出版不久，臧懋循又刊行了他删改的汤显祖“四梦”，可能就是利用了《元曲选》销售所得的资金。
许自昌为了提高自己的文化修养，除了阅读广泛，还喜好藏书、刻书。有关许自昌编刻书籍的事，多见于友人的诗文之中，如董其昌《浦里夜泊酬许玄佑中舍》称述许自昌：“隐几时生白，雠书几杀青。”[17]李流芳《许母陆孺人行状》称赞许自昌：“独好奇文异书，手自雠较（校），悬之国门。”[18]本来，编刻书籍只是许自昌借以与当时文士建立关系的一种媒介，不过，他若想受到当时著名文士的注意或重视，就不得不追随这些文士的思想、观念乃至阅读的兴趣，并据此不断调整自己的出版方向。许自昌与当时知名文士建立关系的出版物，除编辑出版前人著作，也出版了自己的诗文、杂著以及戏曲作品。这些作品所反映的趣味，同样随当时文坛的阅读风尚而变化。
古本戏曲丛刊初集影印明刊《节侠记》
许自昌撰著或改订的传奇，各家著录共有9种。刘致中认为：“据查考，其中《水浒记》一种系许氏所撰；《桔浦记》《节侠记》《灵犀佩》《种玉记》四种系许氏改订他人之作；《弄珠楼》《保主记》《临潼会》《瑶池宴》四种是否为许氏作品有待进一步研究。”[19]《弄珠楼》《保主记》《临潼会》《瑶池宴》尚未见传本，现在能见到的作品仅有前面5种。不过，现存的这5种与许自昌有关的传奇，《水浒记》《橘浦记》是原创还是改本，尚有疑问。《灵犀佩》因是孤本，难与其他版本比勘，也无法确定它是改本还是原创。《节侠记》（原作者许三阶）、《种玉记》（原作者汪廷讷），现在所存之本，有署以“梅花墅改订”的刊本，有署以原作者之名字的汲古阁本，两者并无文字上的差异。有两种可能性：一是许自昌实际没有改订原作，不过是出版商署其名而抬高版本的价值，尤其这两种都是“玉茗堂批评”本，书商伪托的可能性很大；另一种可能是，汲古阁所用底本是经许自昌改订的本子，也就是说现存的《节侠记》《种玉记》各版本均经许自昌删改。许自昌确实很有可能删改过上述几种传奇，并署以梅花墅之名刊行于世，并借此提高“梅花墅”的声誉。如《橘浦记》刊行时，许自昌才39岁，《橘浦记》署名“梅花墅”当不会是书商伪托所为，倒有可能是许自昌参与了此书出版。
戏曲改本更适合排演，以作为宴集场合的社交工具。许自昌很可能将这些戏曲作品删改得耳目一新，由家班上演，博得客人赏识。在“梅花墅”的诸景之中，“得闲堂”是文人经常聚会、演戏的场所。侯桐会在《题玄佑先生梅花墅》诗中注称：“先生有家乐，善度新声。”李流芳《许母陆孺人行状》称：许自昌“又制为歌曲传奇，令小队习之。竹肉之音，时与山水映发”[20]。钟惺《梅花墅记》记述“堂在墅中最丽，槛外石台，可坐百人，留歌娱客之地也”[21]。陈继儒《许秘书园记》则载：“客来集此堂，歌舞递进，觞咏间作。”[22]据许自昌友人蒋铉的诗题，可知天启三年（1623）正月，许自昌曾在梅花墅张灯演剧，“昼宴夜游”[23]。诸如此类，大体可见许自昌删改他人剧作的一些实际功用。正为了这些实际的用途，许自昌的改本传奇没能如臧懋循、冯梦龙那样具有改家的理论自觉和商业出版的特点，但许自昌的改本作为与文人、士大夫交际的工具，从出版到宴集演出都值得研究者注意。
明亡以后，著名文人张岱在《陶庵梦忆》中回忆他的故国时光，记录了他删改《冰山记》的往事：
魏珰败，好事者作传奇十数本，多失实，余为删改之，仍名《冰山》。城隍庙扬台，观者数万人，台址鳞比，挤至大门外。一人上，白曰：“某杨涟。”口口谇曰：“杨涟！杨涟！”声达外，如潮涌，人人皆如之。杖范元白，逼死裕妃，怒气忿涌，噤嚄唶。至颜佩韦击杀缇骑，嘄呼跳蹴，汹汹崩屋。沈青霞缚藳人射相嵩以为笑乐，不是过也。是秋，携之至兖，为大人寿，一日，宴守道刘半舫，半舫曰：“此剧已十得八九，惜不及内操、菊宴，及逼灵犀与囊收数事耳。”余闻之。是夜席散，余填词，督小傒强记之。次日，至道署搬演，已增入七出，如半舫言。半舫大骇异，知余所构，遂诣大人，与余定交。[24]
张岱画像
《冰山记》原本和张岱的改本均佚，原本作者可能是陈开泰（生卒年不详），祁彪佳《远山堂曲品》著录此作，列于“具品”，称该剧“传时事而不牵蔓，正是炼局之法”，但也指出：“但对口白极忌太文，便不脱学究气。崔作小生，是何多幸也！”[25]祁彪佳称赞《冰山记》不牵蔓，应指情节以写魏忠贤为主；又说“崔作小生”之幸可能就是张岱所说的“失实”的地方。“崔”指崔呈秀，《明史》有传，他是魏忠贤的党羽，号称“五虎”之一，曾劝魏忠贤尽除东林党人。天启一朝，魏忠贤为首的逆珰既多，一部传奇里的净、丑脚色有限，或许崔呈秀不得已用小生装扮，不免招来批评。
三、商业利润与物之真伪：商业出版的戏曲改本
在研究晚明的改家改本时，徐肃颖改本经常被提及，需要注意的是，他的改本或许只是书商逐利伪造出来的。现在冠以徐肃颖删润的作品有《丹青记》（删润汤显祖的《牡丹亭》）、《丹桂记》（删润周朝俊《红梅记》）、《异梦记》（删润王元寿《异梦记》）、《玉合记》（删润梅鼎祚《玉合记》）等4种。在这4种作品里，除《丹青记》外的3种，与《古本戏曲丛刊》初集、二集所收原作的明刊本比勘，文字上并无改动，仅是剧名不同而已，这可能说明，经徐肃颖删润是乌有之事。更值得提及的是他删润的《丹青记》，此本第1页有“临川汤显祖若士编著、古闽徐肃颖敷庄删润、云间陈继儒眉公批评、潭阳萧儆韦鸣盛校阅”字样。但所谓“删润”，仅挖改了几处汤显祖原作的剧中人物名字，比如柳梦梅易以柳梦梅兆先（《索元》1处，未删净汤作原文“柳梦”二字）或梅兆先（《圆驾》1处），杜丽娘易以郭赛玉（《寻梦》《写真》各1处，《圆驾》有2处），杜宝易以郭钦（《耽试》有2处、《圆驾》有2处），李全易以李雄（挖改计21处，此外还有7处未挖改而作李全）。《圆驾》挖改最多的是宣读的圣旨内容：“据奏奇异，敕赐团圆。平章郭钦，进阶一品。妻甄氏，封淮阴郡夫人。状元梅兆先，除授翰林院学士。妻郭赛玉，勅封阳和县君。就着鸿胪官韩子才送归宅院。叩头谢恩。”除了上述挖改，剧中人物仍作柳梦梅、杜丽娘、杜宝等。人名替换得不干净，足见此本之粗劣。此外，改剧对剧中曲词的删润也很少。因此，此书的原板当为坊刻本的汤显祖《还魂记》，书商为牟取利润，将剧中人名挖改，易以《丹青记》之名行世，然其挖改没有统一，所以出现两组剧中人物名字同现在一个本子之中的“怪事”。[26]这些都足以说明坊刻本以“删润”之名义出版粗劣剧本，仅是为了商业利益，根本没有改本之实，这样的改本也无法施之于演剧。
承吴晓铃先生函告：“周越然曾藏有《丹青记》一部，二卷五十五出，署汤显祖撰，陈继儒批评，徐肃颖删润，萧儆韦校阅，明万历间刊本，半叶九行，行二十四字，小字双行，字数同，首著清远道人题词，附图四十二叶。”吴先生系据手抄《言言堂所藏曲目》，而周藏《丹青记》下落不明。之所以改题《丹青记》，是因原著第一出《标目》落场诗，有“杜丽娘梦写丹青记”句。[27]
其次，较少为研究者注意的是，毛晋在刊刻《绣刻演剧》时，可能为了丛书体例上的统一而做了删改工作。按照戏文传奇通常的“副末开场”形式，副末上场后，先唱一首曲子，说明作者创作的思想；然后与后台演员问答，引出上演的戏目；再以一首词作说明故事梗概；最后以一首下场诗结束。一般来说，作者创作的时候不会缺略副末上场后的抒写胸臆的曲子和与后台子弟问答的环节，但《绣刻演剧》所收剧作却多所省略。笔者对《六十种曲》所收剧作的“副末开场”做了统计，在这一折里使用3支曲子的只有《香囊记》和《明珠记》2种，使用2支曲子的剧作为31种，这31种算作较为完整的开场；其余的26种（《北西厢》无家门除外）只用单曲，其中抒写创作意图的仅有3种，即《邯郸记》《蕉帕记》（此二种无戏情介绍）和《昙花记》（戏情介绍在上场词里），其余的23种均只有故事梗概。在《绣刻演剧》中，保留与后台演员问答过程文字的剧本不过5种，此外，有23种标以“问答照常”等语，仅作舞台提示而已；其他31种干脆连舞台提示也省略了（《北西厢》无家门所以不计）。《绣刻演剧》除了省略了“副末开场”中的这些套曲和套话外，还常省略一些程式化的折子。比如，戏文传奇常有书生科考的情节，用以表现主人公的才华，《绣刻演剧》对于这一出，常常保留出目，阙省了具体的情节内容，代以“科考照常”等舞台提示。《绣刻演剧》阙略的这些情节内容，原作往往是不缺的，比如《拜月亭》科考一折，世德堂刊本不缺，而《绣刻演剧》本缺。当然，现在无法判断这些缺略的内容是由汲古阁刊本造成的，还是在汲古阁刊本之前已经缺略了，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些缺略的出现，恰好能证明这些剧作已经过删改。而汲古阁刊《绣刻演剧》时，难免不为了形式统一而做这方面的删改工作。
结语
坊刻《牡丹亭还魂记》标玉茗堂元本者，予初见四册，皆有讹字及曲白互异之句，而评语率多俚陋可笑。又见删本三册，唯山阴王本有序，颇隽永，而无评语。又吕、臧、沈、冯改本四册，则临川所讥，割蕉加梅，冬则冬矣，非王摩诘冬景也。后从嫂氏赵家得一本，无评点而字句增损，与俗客迥殊，斯殆玉茗定本矣。[37]
本文系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批准号：18QT007）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张立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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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凌濛初：《谭曲杂札》，《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第4册，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版，第253页。
[2] 徐渭著，李复波、熊澄宇注释：《南词叙录注释》，中国戏剧出版社1989年版，第191页。
[3] 陆采《陆天池西厢记 · 序》批评“李日华取实甫之语翻为南曲，而措词命意之妙，几失之矣”。（《陆天池西厢记》，《古本戏曲丛刊》初集，商务印书馆1954年版，第1页）凌濛初批评“李日华《西厢》”，“增损句字以就腔，已觉截鹤续凫”。（凌濛初：《谭曲杂札》，《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第4册，第257页）李渔甚至说：“词曲中音律之坏，坏于《南西厢》。”（李渔：《闲情偶寄》，《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第7册，第33页）
[4] 王世贞《曲藻》称李伯华“所为南剧，《宝剑》《登坛记》，亦是改其乡先辈之作”。中国戏曲研究院编：《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第36页。
[5] 臧懋循改写“四梦”以《玉茗堂传奇》之名行世，是以他私人的“雕虫馆”名义刊刻的，并有《玉茗堂传奇引》申明他删改的主旨。臧懋循“四梦”改本大致有两种：一种是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臧懋循原刻本，即“雕虫馆”本；另一种是清乾隆二十六年（1761）书业堂重修本，重修本应是书业堂购置“雕虫馆”板片经修复之后再印制的。“四梦”之外，臧懋循更定的传奇还有《昙花记》（屠隆原作）一种，原藏于日本内阁文库，黄仕忠与日本学者金文京、乔秀岩三先生共同主编的《日本所藏稀见中国戏曲文献丛刊》（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收录，现已在国内影印出版。
[6] 关于臧懋循改本元杂剧，现代学者郑振铎、孙楷第、郑骞、邓绍基、（美）奚如谷等都有研究。其中，邓绍基是目前最为系统地研究《元曲选》及元杂剧版本的专家之一，他通过对元杂剧各个版本校勘式的比较研究，对《元曲选》的评价也最为通达。邓绍基认为，《元曲选》中所收的元杂剧不少确实经过臧懋循的修改，但《元曲选》所收杂剧与其他版本的杂剧不同之处也有不少非臧懋循的改笔，这些改笔是在演出中形成的，不应该把删改之处都归到臧懋循头上。并且，邓绍基也提出，臧懋循有改得好的地方，也有改得不好的地方，不能一概而论。参见邓绍基《臧懋循“笔削”元剧小议》，《阴山学刊》1998年第3期。
[7] 郑振铎：《漫步书林》，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126页。
[8] 郑振铎：《漫步书林》，第128、129页。
[9] 钱南扬：《汤显祖戏曲集 · 校例》，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2页。
[10] 臧懋循：《负苞堂集》卷四，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88、84页。
[11] 臧懋循：《负苞堂集》卷四，第88页。
[12] 臧懋循：《负苞堂集》卷四，第84页。
[13] 冯梦龙《墨憨斋定本传奇》现存作品14种，其中《新灌园》《酒家佣》《女丈夫》《量江记》《精忠旗》《梦磊记》《洒雪堂》《楚江情》《风流梦》《邯郸梦》《人兽关》《永团圆》12种为改本。此外，汲古阁刻本《杀狗记》和崇祯十五年（1642）刻本《滑稽馆新编三报恩传奇》2种也有他的改笔。参见王小岩：《冯梦龙创作、改本传奇考》，《冯梦龙曲学剧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0—35页。
[14] 祁彪佳：《祁彪佳文稿》第2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1年版，第928页。
[15] 冯梦龙与祁彪佳交往的资料散见于各书，如《祁忠敏公日记》崇祯十七年（1644）十二月十五日，记祁彪佳离任：“乡绅文中台、严子章、冯犹龙、金君邦柱来送。冯赠以家刻。”又“十七日，舟中无事，阅冯犹龙所制，《列国传》。”（《祁忠敏公日记 · 甲申日历》，《祁彪佳文稿》，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2册，第1421页）；沈自晋《重定南词全谱凡例续纪》也记载了此事：“甲申冬杪，子犹送安抚祁公，至江城。”小注：“祁公前来巡按时，托子犹遍索先词隐传奇及余拙刻，并吾家诸弟侄辈诸词殆尽，向以知音特善子犹，是日送及平川而别。”（《南词新谱》，王秋桂主编《善本戏曲丛刊》第3辑，学生书局1984年版，第40页）。
[16] 王骥德：《曲律》，《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第4册，第181页。
[17] 董其昌：《容台集》诗集卷二，《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32册，北京出版社1997年版，第43页。
[18] 李流芳：《檀园集》卷九，《四库全书》（影印本）第1295册，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375页。
[19] 刘致中：《许自昌家世生平著述刻书考》，《文献》1991年第2期。傅惜华较早考证许自昌生平及戏曲创作，著录作品5种，分别是《水浒记》《报主记》《灵犀佩》《弄珠楼》《橘浦记》，见傅惜华：《傅惜华戏曲论丛》，文化艺术出版社2007年版，第249页。
[20] 李流芳：《檀园集》卷九，《四库全书》（影印本）第1295册，第375页。
[21] 钟惺：《隐秀轩集》卷二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351页。
[22] 陈继儒：《许秘书园记》，黄宗羲编《明文海》卷三三九，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3489页。
[23] 徐朔方：《许自昌年谱》，《徐朔方集》第2卷，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479页。
[24] 张岱：《陶庵梦忆》，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100页。
[25] 祁彪佳：《远山堂曲品》，《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第6册，第108页。
[26] 《丹青记》（明刊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书），书籍登记为“(明)汤显祖撰、(明)徐肃颖删润、(明)陈继儒评”。
[27] 徐扶明：《牡丹亭研究资料考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59页。
[28] 吴晓铃：《吴晓铃集》第2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44页。
[29] 根山彻：《徐肃颖删润〈玉茗堂丹青记〉新探》，华玮编《汤显祖与牡丹亭》，“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2005年版，第391页。
[30] 本文考察的《绣刻演剧》即《六十种曲》依据的是中华书局影印开明书店本。中华书局本经吴晓铃用汲古阁初印本重校。成文于1982年7月的《六十种曲·重版说明》称“吴晓铃据明末汲古阁初印本的零种及其他明刊本作了校订”（中华书局1958年版，1996年印刷），但吴晓铃在为郑振铎《六十种曲一百二十卷》题跋所作的案语中称所用校订本为郑振铎搜集的59种与吴晓铃搜集的1种汲古阁初印本，“有其全帙矣”，“不惟讹夺是正，编序亦复原刊之旧”。本文有关《绣刻演剧》名称、成书等问题，亦参考吴晓铃此案语。见郑振铎撰、吴晓铃整理《西谛书跋》，文物出版社1998年版，第585页。
[31] 叶德辉：《书林清话》卷七，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56页。
[32] 毛晋编：《六十种曲》第1册卷首，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2页。
[33] 郭英德：《明清文人传奇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2页。
[34] 王骥德：《曲律》，《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第4册，第171页。
[35] 王骥德：《曲律》，《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第4册，第151页；凌濛初：《谭曲杂札》，《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第4册，第260页。
[36] 祁彪佳：《远山堂曲品》，《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第6册，第61页。
[37] 汤显祖著，陈同、谈则、钱宜合评：《吴吴山三妇合评牡丹亭》，北京大学图书馆编《不登大雅文库珍本戏曲丛刊》第6册，学苑出版社2003年版，第6页。
[38] 李渔《闲情偶寄》，《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第7册，第79、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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