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常都可以在媒体上看到,说是年轻人都不愿意进工厂,其实说的人比较委婉,实际上是说都不愿意去车间当工人。有些专家还认为是年轻人缺乏奋斗精神,越来越懒了;也有人认为是快递和外卖行业抢走了这些人。
原因究竟是什么?其实并没有那么多文化、价值观,甚至哲学之类的复杂因素,还不就是收入问题。收入问题是经济组织的核心和基础,一个企业可能是高收入,而没有文化和价值观的,比如某高速公路公司;但不太可能存在,企业有着极高的文化和价值观,却长期维持极低的收入。
我们今天就继续拿杭叉集团来说一说,但今天的重点略有不同,主要关注他们与员工相关的支出和人均收入变化等情况。
五年来,杭叉集团的员工人数,从3362人增长至5416人,增长了61.1%;母公司的增长仅为22.1%,主要的增长来自子公司,达到了90%。这是其为社会带来的就业机会增加,这方面多少还是有些功劳的。
而这五年,杭叉集团的营收增长了1.7倍,应该说其劳动生产率和规模效应带来的红利还是很大的。给股东带来的红利体现在净利润上,五年增长了1.26倍。
给员工带来的红利就是支付给职工的现金增长了1倍,但由于人数的增长,支付给职工的现金,人均增长才26.2%。员工相关的支出在营收的占比,在人工成本上升的压力下,仍然下降了1.9个百分点。两者一对比,大家多少能看出点情况了。
人均营收和人均收入都在保持增长,显然人均营收大多数时候比人均收入的增长要更快一些,5年累计人均营收增长了67.5%,前面已经说过人均收入增长了26.2%。这不能说一定就有多么不合理,毕竟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要公司和员工共同分享成果,但结合着五年杭州的房价变化,可能杭叉的员工体会就不一样了。
有朋友已经注意到了,员工收入还存在被平均的现象,比如高管的收入和员工的倍差,在2017年时两者的倍差只有4.1倍左右,2021年就已经达到了8.8倍,这五年来(2021年和2016年比)倍差扩大了5.1倍。高管们的收入当然是跑赢了公司的增长,也跑赢了杭州的房价,也超过了股东收益的增长,而且还给普通员工(特别是生产一线员工)带来了平均效应。
分专业来看,2017年占比42.1%的生产人员,2021年增长至47.2%,快要接近一半了;技术人员也有一定的占比上升。销售人员、财务人员和行政人员的占比均有所下降。
对于准备选专业的学生朋友或家长来说,理工科可能是现在相对较好的选择的,毕竟这方面的人员增长较快,而传统的财务、行政等方面要么增长很慢,要么还是下降的。
杭叉集团是我分析过的公司中,比较少见的学历构成还在下降的公司,其高中及以下学历的员工已经接近六成,而且连续三年占比上升;就连本科及以上的员工占比都是下降的。
其实各个学历的员工都在增长,5年来增长最快的是高中及以下的员工,又由于其基数大,所以占比明显上升,挤压了其他学历员工的占比。
结合着生产人员和子公司人数占比的上升,学历的构成变化就好解释了。由于扩大产能,主要需要的就是生产和技术人员,显然生产人员需求更大,那么适合这个岗位的员工主要就是高中及以下学历的。或者说,他们给出的待遇也只有这些议价能力相对较差的人群愿意接受。
我当然不是批评杭叉集团,毕竟他们给社会带来了5416人的就业,特别是给高中及以下的这部分人群带来了3221人的就业,还是值得尊重的。企业要面临竞争,员工的待遇情况不能太脱离市场,不然就会影响到企业的竞争力。
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在一浪高过一浪的大发展中,其实受益的人群是有限的,甚至很多效益良好的公司,普通员工的收入是处于相对下降中的。昨天看到一个视频中,一位小姑娘在用政治经济学解释人口问题,说分配问题,导致“简单再生产”都不能维持,普通人无力支撑包含养育下一代劳动力的支出,所以被迫不婚不育。我当时还笑了笑,现在看完这个数据对比,多少有些共鸣了。
看似某一家公司的问题,其实是全社会面临的问题,下一步怎么办?或许是需要考虑分配体制改革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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