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自母亲最喜欢的歌
母亲，一个蒲公英的故事（来自母亲的口述）
1949年祖国解放了，一阵又一阵的东风吹向祖国大地也吹向了河北省滦县冯坎村那么个小小的有着沟沟坎坎的村庄，那里有个女青年，她的心被这股暖暖的风吹的心旗摇荡，她像一朵蒲公英轻盈地飞上了天，借着风势飞走了。
母亲来京的第一站前门火车站（照片来自网络）
1953年的冬天，一个留着短发，中等身材，肤色微黑，五官周正，小嘴鼓脸，长的有点像电影明星于兰，应该比她还好看一些的一个二十岁的姑娘坐在从滦县开往北京的火车上，她要去外面闯一闯。她在村里入了团，经常去开会，听说有个地方叫北京，那地方不错，然而钱只够买一张到天津的火车票，不管怎样，先坐上车是真的。现在她已经坐在了这列火车上，疲劳与松懈包围着她，不知不觉她睡着了，坐过了站，一下车她才知道自己到的地方不是天津而是北京，有点歪打正着。
母亲1954年夏拍照
她站在前门那个老北京火车站时，已是半夜，天黑漆漆的，少有的灯光稀稀拉拉，第一感觉是又渴又饿，好像兜里还有2毛钱，看见一个买梨的，就买了一个梨吃了。环顾四周一个亲人没有啊，一个拉三轮车的中年男人过来搭讪，姑娘去哪啊？坐车不？姑娘说：找政府，找点事干，可是我兜里没有钱。那人说：我家住在后圆恩寺，菊儿胡同那边有个华北局，我呢正好回家把你带过去。我所描述的这个只身闯天下的姑娘就是当年我的母亲。母亲当时是很害怕的，诈着胆子坐在车上，用两手支着身子屁股不敢着座，眼睛惊恐地睁的大大的，随时准备跳车逃走。北京对于她来说是太陌生了，究竟前门到华北局有多远，她没个概念，一路上母亲不断发问：怎么还不到啊？怎么还不到啊？还有多远？还有多远？心里也在打鼓该不会被人骗了吧。也不知在那漆黑的路上走了多久，终于到了华北局。（母亲后来回忆说那人也是一个穷人，一个老实人。叫我说那个人应该是母亲来北京遇到的第一个贵人。）
到了华北局，那边的干部寻问了母亲的情况，把她送到了方家胡同派出所，因为那边不叫过夜。在方家胡同派出所也是一翻询问，母亲照例回答：找政府，找工作，当然也撒了一个谎说这边有亲戚来投奔。人家找来个窝头给母亲吃了，母亲便在长板凳上坐了后半宿，早上那边又让母亲回华北局。母亲到了华北局大开眼界，早上8点干部们才上班，人家穿戴的整整齐齐，去到食堂打饭，食堂分干部食堂，工人食堂，人家政府派人给母亲也打了一份饭一份汤，吃完饭，人家又安排母亲给一个干部家当保姆，母亲讲话，干部家生孩子都是公派保姆，管住，不管吃，发工资，自己上食堂吃饭，一个月也有20元的进项，前圆恩寺的三层大院就是华北局干部的家属宿舍。然而好景不长，一年多后，华北局撤消了，母亲服务的那家人去了石家庄，胡同里的王大妈是个热心肠的人，她长得高高大大的，爱说爱笑，因为母亲的关系后来我们两家多少年一直走动着，她有个外孙女跟我差不多大也叫王静，小时经常串门一起玩耍。母亲回忆说这个王大妈跟她说别去石家庄，把户口迁我家来吧，王大妈在自家门口加了块板算做是床，于是母亲就暂时住在了王大妈家，母亲说白天在街道给人家分装棉花，晚上就睡在王大妈家，人家住的地儿本来就不大，母亲也是不好意思给人家添了麻烦，挣了钱就给王大妈买点羊肉，给她老伴买盒大前门烟。这时候小经厂派出所的所长跟王大妈说宝钞胡同派出所的所长叫王双魁山西人，人很好。这么着，母亲就认识了父亲，走到了一起。
我觉得如果说那个给母亲拉到华北局的中年车夫是母亲的第一个贵人的话，那么王大妈应该是母亲来京遇到的第二个贵人。第三个贵人应该是小经厂的派出所所长，第四个贵人就是我的父亲了。还有一个贵人就是那个在村里向母亲吹风说有个叫北京的地方，那个人是个隐性的贵人。
父亲，闹学潮闹到了北京（来自父亲的口述）
1948年秋季，父亲在太原上大学期间，参加了“反饥饿、反迫害”学生运动。阎锡山进行了镇压，（阎锡山统治山西38年号称山西王）学生们到校长家示威、到省政府示威。学生们自己成立了迁校委员会，后随部分同学乘飞机头一批来到北京，住在东单阎锡山公馆，冲中南海（国民党驻地）得到清华、师大、北大的支持，驻扎在怀仁堂瀛台，学生对国民党警察做工作，能出入中南海。冬天，派学生代表找傅作义谈话，答应学生到张家口国民党的空房子去住，供吃喝。国民党教育部供开支。北京和平谈判开始。
中南海瀛台老照片（照片来自网络）
同年，父亲参加了党的外围组织《民主青年先锋队》简称《民先》，法律系李彦卿代表党支部书记找谈话，介绍人卜士芬、李书麟。从事地下工作，组织苍雁社，35名同学参加，任社长。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暗中让同学看进步书报，贴标语办壁报，组织同学到沙滩民主广场听进步教授讲演。
1948年，父亲在德胜门检查所任副所长，检查所共二十多人，有男有女，负责来往行人检查，对可疑分子可进行搜身检查。
（民国三十六年6月15日，北京市人民政府公安局人事命令，王双魁同志为本局内五分局德胜门检查所副所长。）
（镇压一贯道、贩卖烟土的、私蔵枪枝的、赌博嫖娼的、入室抢劫的、打群架的等）
1949年1月31日北京和平解放。
1949年2月25日参加北京内六军管会工作组。在地安门大街，摧毁保甲制度，建立新街政府，任副街长，后为了巩固基层政权，街政府与派出所合并任副所长。
1953年任第九派出所（宝钞胡同）所长，（北京市人民政府委任状：1953年2月24日，兹委任王双魁为北京市人民政府公安局东四分局宝钞胡同派出所所长。局长：罗瑞卿、副局长：冯基平、副局长：张明何）同年，经东城区公安局政治协理员杨天知、邢亢两位同志介绍入党。
1955年11月30日父亲在镇反工作中荣获二等功。
摘要:55年社会镇反工作，能亲自刻苦钻研材料，具体指导民警开展调查及时总结交流经验，全年共逮捕反革命分子20名，刑事犯罪分子13名，成就显著。
居住在鼓楼东大街106号（来自父亲母亲的口述）
1955年4月3日父亲与母亲结婚。
父亲出生在一个地主家庭,家有两顷多地，雇着长工，地里种着柿子树、棉花、芝麻、麦子。家里兄妹三人，排行老大。父亲在当地上了小学、中学，后来就读于山西大学法学院。而母亲出生在农村最贫苦的农民家庭，没有上过学，她的父亲在她十几岁的时候就去世了，母亲排行老大，家里姐弟四人，当时最小的一个才一岁多，差点没送了人，苦熬着，幸亏赶上解放了，才没有给人。
田妈妈:这是我和庆兰、弟弟双元及最近来京的父亲、姑姑、妹妹、弟妻、侄儿在一起照的相片，赠给你们留念。——双魁 1955年12月14日（父文）
（左二母亲左三父亲）
于1955年7月15日在北新桥文化补习班学习后与同学合影留念。（左一为母亲）
他们的结合，父亲觉得母亲出身贫苦是劳动人民质朴而勤劳，而母亲觉得父亲是文化人又在政府部门工作人一定是靠得住的。
父亲母亲结婚后就跟单位要房，房管局帮着推荐，母亲说当初这个房子还是她自己查看来的，你爸根本不管，看了好几处，就这间还算干净点得住点。母亲讲话，在北城根安定门外后坑旧货市场买了一个小柜厨、还有箱子，用木板搭上床，家就算有了。
有了家跟着就是生儿育女。
1956年秋，第六医院一个小女孩出生了，那就是我。母亲说你爸在派出所值班呢，早上门口有三轮车，叫上车奔了医院，是院街坊沈大妈陪着去的，你爸后去的。生完了我就喝了两碗粥。回到家把你放床上，还要自己现拢火现做饭，哪有什么月子可做。这期间母亲在中医医院当卫生员，沈大妈看着我，不久母亲就又去上班了。
本人一岁照片及父亲小诗
1958年春，朝阳医院，妹妹出生了，母亲讲话本来在东单三条医院的合同，但是胎位不正生不了还上不了车，结果沈大妈叫来三轮车陪着送过去在朝阳医院生的，生下来不会哭，放在保温箱里，你爸在天津，人都没来，只是把钱叫人捎过来，母亲伤心地哭啊哭。当时母亲正在朝阳医院工作，每天把我托付给沈大妈照看，带着妹妹去上班，到单位把才一个多月的妹妹放到托儿所然后去工作。从鼓楼到东大桥上班的路途不近啊，挤车还要抱着妹妹，不上一年，母亲坚持不住了就辞职在家，在家门口滤纸厂找了个事做，虽然挣钱少，但是离家近了，可以照看孩子。这个事也没做多久，母亲还是辞职在家，因为挣的钱不够交我们的托费。
1960年春在东四产院，弟弟出生了，父亲依然是不在母亲身边，母亲说是自己走过去的，护士给送回的家。
1960年，母亲与鼓楼东大街四合理发店拍照，母亲说:那个时候特别兴烫头。
有了我们三个孩子后母亲彻底呆在家中，夹在大杂院家庭妇女的行列中，一边看着我们一边到服务站取些外活做，整日里或是浆洗，或是缝补，一个月忙下来不过是十几块钱，以此补贴家用。
1960年冬于鼓楼东大街的照相馆，弟弟10个月，妹妹2岁10个月，本人4岁多。
完稿于2019年5月7日
续集《鼓楼东大街106号——童年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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