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大姐、妹妹一起陪着母亲去散步
车子停在南湖的南边,顺着河边的步道向西行走。
下午的两点多钟,是一天中气温最高的时间段,加上天气晴好,万里无云,尽管已经换上了秋裤,但来到户外,在太阳的炙烤下,仍是热字当头。
我把外套脱下来,挎在肘上。
蔚蓝的天空看不到一丝云彩,早已解冻的湖面看上去呈深蓝色,在阳光的照射下,泛着粼粼碧波。
出来散步的人们多了起来,人们的服装穿得也是五花八门。也不知是对刚刚过去的冬天依依不舍,还是对天气预报给出的超高气温信不过,一些人还穿着羽绒服;更多的人则顺从天气的变化,换上了春秋装。
来到博物馆的南边,我们停下脚步,给母亲和姐姐、妹妹拍一张合影。
虽然留不住匆匆的时光,但希望能通过照片,留得住这转瞬即逝的瞬间。
我是多么怀念自己小时候,我们姐弟几个在一起的岁月。在一个锅里吃饭,在一起玩耍,欢声笑语,洒满了整个院落。
尽管那时生活比较艰难,平时大都是吃地瓜干窝窝或者棒子窝窝,即便是吃上一顿白馍馍,也是盼星星盼月亮般地等到春节才捞得到。生活上的困苦并没有打消精神上的愉悦,我们无比的快乐。
那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一段时光,只是,那种日子不再有。
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一年的初夏,大队里放露天电影,至于放映的是什么片,大抵已经交给了岁月,记不太清,似乎又隐隐约约觉得好像是《明天回答你》。
其实,关于放的什么片,已经不那么重要了。
在那个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同样匮乏的年代,对于一两个月才能看上一次的乡村电影,总有一种久违的感觉,人们奔走相告,高兴得不亦乐乎,哪能错过这种机会。
初夏,是蝉的幼虫“知了龟”出土的时节,而且当时正赶上出土的高峰时间段,人们都去看电影了,自然摸“知了龟”的人就寥寥无几。
鱼和熊掌只能取其一。
于是,我的两位姐姐放弃了看电影的机会,拿着手电筒,作伴去家东的林场,摸“知了龟”了。
那一次,收获颇丰,应该是摸了一百多。
那年头,成年累月的没动过荤腥,母亲用鏊子给我们焙腌好了的“知了龟”,便成了我们最大的奢望。
虽然近50多年过去了,我蹲在鏊子旁边,目不转睛地盯着母亲焙“知了龟”的镜头,仍历历在目。
其实,我的两位姐姐和妹妹,为了我和弟弟上学,为我们这个家,付出的太多太多,有汗水,更有辛酸和泪水,我无以回报。
迫于生计,大姐曾经在22岁那年闯关东,那可是男孩子才走的路啊,不知吃过多少苦。
二姐在某年夏季的一天,打棉花药时,因为天气炎热,喷洒在棉花枝叶上的药液,接触到皮肤后被吸收,引起有急性机磷中毒,幸亏抢救及时,才转危为安。
在大雨过后的棉花地里,为了及时灭掉那一茬害虫,妹妹背着喷雾器筒子,脚深深地陷进棉田的泥巴里,待一只脚艰难地从稀泥里拔出来,另一只支撑脚又陷了进去……就是在这种近乎沼泽的泥泞的地里,打完了十一二筒子农药。
太难了!
那是一段不堪回首的岁月,刻骨铭心!
没有她们的付出,就没有我和弟弟的今天!
写到这儿,我的鼻子酸酸的,眼睛湿润了,禁不住泪流满面。
如果有来世,我仍希望做我父母的孩子,仍希望与我的姐姐、弟弟和妹妹做姊妹(方言:兄弟姐妹)。
大姐的招呼把我从回忆中唤醒,我们继续前行。
我们走得很慢,跟着母亲步行的节凑,妹妹用一只手牵着母亲的手,宛若我们小的时候,母亲牵着我们的手一样。
这些年,南湖的北边和西边建起的楼房鳞次栉比,据说,这儿的房子卖相很好,价格自然也不菲。
人们大都很自觉地带着口罩,疫情的波浪式发展令人防不胜防,本以为去年夏天就能控制得住的,谁成想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这冬天里的一把火,硬生生地烧到了河北,烧焦了那儿一二把手的乌纱帽。
此时,骑电车带着孩子来玩的外甥女,在这儿与我们会合了,我们的队伍又壮大了。
以博物馆为背景,给我的家人拍了合影。
有些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我还特意给母亲自个儿拍了一张,这次拍的挺不错。看到母亲慈祥的面容,我心里格外踏实。
看似自由的风筝,却被一根看不见的线束缚着。也就不能任其信马由缰,离开了主人的掌控,它便失去了方向,迷失了自我。
下午三点多钟的太阳确实火辣,尽管我们慢悠悠地走得不快,身上还是汗津津的。
南湖宾馆旁边的两条木质游船,静静地停泊在码头上,没有启航的意思。
每一条船的船舱内,都摆放着一个圆形的高档餐桌,周围古铜色纯木雕花椅子摆放整齐,还配有落地式空调,看上去很是奢华。
倘若再有一位美女抱着琵琶,唱着小曲,那岂不是神仙过的日子?
我们慢慢地走着。
湖边有大片的芦苇,过了冬的苇樱子完好地保留了下来,在微风中摇曳。
妹妹说,在我们小的时候,一到冬天,父亲就用苇樱子给人编织“毛窝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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